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银河的名字总是与王小波联系在一起。但近些年，每一次性与爱的相关话题刷屏，李银河总会发声，带来不一样的见解，许多年轻人通过一次次的热点事件评论重新认识了李银河——这位颇有些特立独行的社会学家。
退休6年以来，李银河长居海边，过着规律而健康的生活：上午写作、下午阅读、晚上看电影，闲来在微博上回答网友的提问。去年，李银河将退休以来写作的文章结集出版，推出了新作《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
李银河说，大概因为自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所以从小爱看星空。那时北京天文馆刚建成不久，她常一个人到那里去看人工模拟的星空，仰头看啊看，脑海里有无限遐想，顾不上脖子酸痛。如果她将来成了一个天文学家，似乎非常顺理成章。但她最终选择了性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方向是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决定的。当时看了金西调查，还有马斯特、约翰逊他们写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性学这个领域有点淘气，挺有挑战的。”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风气逐渐开放，人们不再视谈论性为禁忌。80年代中后期，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教授开始在中国设立与推广性社会学研究，这一开荒式的举措为他带来了诸多非议。紧随其后，1988年，留美归国的李银河拜费孝通为师，展开了两性、婚恋等方向的研究，自然也饱受争议。就连她的母亲也非常不以为然。李银河记得母亲说了一句话：“以后你就成了一个性博士了。”言下之意是这个头衔是贬义的。她对此也不奇怪：“我妈他们老一辈的人，在性方面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她又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是个党员干部，心里装的都是政治大事。她觉得性这个东西太不重要了——也不是说不好，只是不重要。有那么多其他重要的事，干嘛研究这个啊。”李银河觉得中国人这种观点很奇怪：性怎么会不重要？
此后，她的学术研究集中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三个领域，做了很多基础的经验研究，出版了几十本书，包括《生育与村落文化》《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新中国性话语研究》等。其中，由于电影和小说的关系，公众可能最熟悉的是她和王小波一起做的调查研究——《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同性恋研究专著。
在最新出版的《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一书中，她说自己早已“看破红尘”，但成长的经历与环境总令她对现实充满关注，无法真正做到出世。她欣然接受自己身上的这一矛盾，就如同她在谈到性与爱时的主张：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人应当最大程度地享受自己的身体，满足自己的欲望；爱情不需要刻意“保鲜”，激情之爱也可以长久......或者也可以说，她已经参透人生，进入“化境”，在内心深处接纳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因而能够从容不迫地活着，从容不迫地死去，没有恐惧，没有不舍。“所有具体的烦恼都可以自我化解，很快摆脱。既为生命的存在而感动、欣喜，也不惧怕生命的最终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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