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道学，据说传承于老子。他们都认为道无声无形，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不知不觉地对万物的生死荣枯变化发挥作用。但庄子讲的道，跟老子似有不同。老子讲的道，类于现在所讲的自然规律，基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庄子所讲的道，就多了一点神秘色彩，基本上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后世的道家以老子为宗，却走上了唯心的道路，事实上，他们如果把庄子奉为鼻祖，似乎更合适一些。
当然，我们似无必要议论庄子是唯物还是唯心，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却值得我们欣赏。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要做一个伟岸不群的世外高人，而是保持精神独立，顺应天地之道，在有为无为之间，顺其自然，平和地看待万事万物，清不喜、浊不嫌，不去责备世间的是是非非，不怨天、不尤人，宠辱不惊，不受世俗左右，也不排斥世俗，以便能与大众融洽地相处，身在红尘之中，心游天地之外。一个人达到了这种境界，他的心灵就获得了大自由、大自在。
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其要点有四：
第一，以平等心态看待每一个人。中国有过数千年专制统治，人们习惯于用高低贵贱来看待人，都想做人上人，这就难免经常心态失衡。所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不要做人上人，不要做人下人，不要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只有把自己放在与众人平等的地位，才可能保持平和的心态。
但是，人处在社会上，财富地位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能获得平等的心态呢？
有人曾用农民洗红薯来比喻人生际遇，在南方农村生活过的朋友大都见过洗红薯的情景：将新挖的红薯放在竹箩中，浸到水里，左右摇晃，红薯便不停地浮上来，又沉下去。
人生也是这样啊！有时候，这拨人浮上来，那拨人沉下去；有时候，那拨人浮上来，这拨人又沉下去。社会是动态的，人生是动态的，其实，无论这只红薯浮上来，还是沉下去，都是一只红薯，大同小异；无论这个人地位高低，都是人中人，人格平等。想通了这个问题，你就会真正获得平等的心态。
第二，宠辱不惊，淡然处之。每个人的修养不同，有的人修养好，那是他的福分；有的人修养不好，那是他的不幸。在修养好的人面前，你可能得到友善对待；在修养不好的人面前，你可能得到粗暴对待。为此沾沾自喜或愤愤不平，毫无必要。一个人只要确定自己所言所行没有过错，不论别人的态度如何，都不妨淡然处之。
一位修女要为孤儿院募款，特意去拜访一位吝啬的富翁。当天富翁因为股票跌停，心情不佳，又认为修女来得不是时候，大为光火，就吐了修女一口唾沫。修女不动声色，微笑着站着不动。 富翁更恼火，骂道：“怎么还不滚？” 修女说：“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孤儿募款，我已收到您给我的礼物，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礼物。”
富翁因修女的态度大受感动，以后每个月自动送钱到孤儿院去。
对他人的态度淡然处之，显示了自己人格的力量，有时候，这种力量足以使一个最粗暴的人变得彬彬有礼。你也因此为这个世界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三，不执着于对和错。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后，人们习惯于争论谁对谁错。有时候，这种争论只会错上加错。所以，与其执着于对错，不如考虑如何改正错误。只要能使事情好转，即使一言不发又有何妨？
隋朝大臣牛弘，宽宏大度。有一次，他的弟弟喝多了酒，将他驾车的牛用箭射死了。弟弟害怕受到责罚，吓得躲起来。牛弘退朝回家后，妻子忙迎上去，将弟弟杀牛的事告诉他。牛弘若无其事地说：“那就把牛肉做成肉脯吧！”
妻子做完肉脯，又来发牢骚：“牛肉这么多，剩下的怎么办？”牛弘淡淡地说：“剩下的做汤。” 过了一会儿，妻子又过来唠叨。牛弘正在看书，连头也不抬，温和地说：“我知道了！” 妻子见丈夫如此大度，自觉惭愧，再也不提杀牛的事了。他弟弟从此也收敛多了。
牛弘的弟弟自知有错，吓得躲起来了，这时再责备他错了，非常多余，可能还会因责罚不当引起他的逆反心理。牛弘以不责为责，反而让弟弟知错就改，结果不是更好吗？
第四，保持内心的平静快乐，不受外界境遇所左右。人生有顺有逆，把它们看成自然之事就可以了，用不着顺境时得意扬扬，逆境时垂头丧气。
宋神宗熙宁七年秋天，苏东坡调任密州知州。当时密州因连年收成不好，到处都是盗贼，吃的东西十分缺乏，苏东坡身为知州，还时常挖野菜作口粮。人们都认为东坡先生过得肯定很苦，不快乐。
谁知苏东坡在这里过了一年后，不但长胖了，已有的白头发有的也变黑了。这是为什么呢？苏东坡说，我很喜欢这里淳厚的风俗，而这里的官员和百姓也都乐于接受我的管理。于是我有闲自己整理花园，清扫庭院，修整破漏的房屋。在我家园子的北面，有一个旧亭台，稍加修补后，我时常登高望远，放任自己的思绪，作无穷遐想。我还可以自己摘园子里的蔬菜瓜果，捕池塘里的鱼儿，酿高粱酒，煮糙米饭吃，真是乐在其中。我之所以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关键在于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过着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
人，一旦像苏东坡说的“游于物外”，官大官小不系于心，钱多钱少毫不在意，有名无名也不在乎，贫富得失淡然处之，怎么会不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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