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歷史的統治者，依不同角度與不同史觀，最後難免打起來。
而大家評論統治者，又多是以結果論成敗。
比如開國之君：
——若他有生之年完成集權，但國祚不長，傳統史觀會說他排除異己。
——若他有生之年沒完成集權，且國祚不長，傳統史觀會說他無力御下。
——若他有生之年完成集權，且國祚長久，傳統史觀會說他混一四海。
——若他有生之年沒完成集權，但國祚長久，傳統史觀會說他寬宏大度。
比如一個壯闊的開疆之君：
——結果好，那就是雄才大略。
——結果不好，那就是窮兵黷武。
——提拔基層得力，那就是任賢使能。不得力，就是任用私人。
——任用老將得力，那就是用人不疑。不得力，那就是暮氣沉沉。
比如一個內斂的守成之君：
——國祚長久，那就是施政仁義。
——國祚不久，那就是保守趨退。
甚至，看私人品德為主判因素。
——國祚長久而多有內寵，那是風流天子。
——國祚不久而多有內寵，那是色慾亡國。
——國祚長久而大搞文化，那是文采翰林。
——國祚不久而大搞文化，那是靡費亂邦。
真亂
如此來看乾隆皇帝。
若站在中國傳統統治者角度，他本是個合格的皇帝：安撫百姓，視察水利，免除稅收。這些公共福利，以18世紀的行政與科技條件下，他算做得很好了。在他治下，也確實人口大發展、海內頗富裕。跟他爺爺合稱康乾盛世，這算安邦。
改土歸流，興兵征討，搞定了西北、北方與西南，將原本鬆散的藩屬更牢固地掌握了，這算開疆。
文治武功都有了，他老人家自吹十全武功自然有些過，但也不算太離譜。
當然，為了安邦，搞了許多集權的工作，很讓人不愉快，以及乾隆年間貧富差距依然巨大，沒辦法：18世紀的農業社會+一定程度的商業發展+廣大區域，要消除貧富差距幾乎不可能。
為了開疆，也多所殺傷，有窮兵黷武之嫌。只是歷朝開疆者莫不如此。
本來嘛，異族君王掌權本就被民族主義者認為是原罪，他的坑獄破事也確實不少。本人才具一般卻酷愛亂題詩，晚年豪奢而且放任和珅腐敗。這些都很招人恨。但這些破事，大多數君王與朝代，都無法避免。那是
皇權制度的問題了。安邦難免專權，拓疆難免黷武，皇權難免腐敗，但他在這些大前提下，處理得還行，包括訓政到權力交接。
若在中國歷史（而非漢人歷史，這是不同的敘事角度）語境角度，乾隆，相比起他的同行，在安邦和拓疆兩個角度，都不失為一個合格的皇帝，甚至可以算好皇帝。
可惜，當他臨走時，已經是19世紀前夜了。
一個古代史皇帝一旦扔進現代史觀裡，問題就大了。
若不按傳統史觀，而以現代眼光來看，乾隆的問題很多。
美術史家有句話：印象派之前，畫家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印象派之後，畫家不創新就是種罪過。
同理，現代史觀之前，君臣揖和百姓安堵，就算是好了。在農業社會大語境下，乾隆的保守統治順便開疆，是相對典範的操作。
但在我們熟知19世紀曆史語境的現代史觀下，就會覺得，乾隆是個靠集權穩定了國內統治，但因固守傳統錯過改革時機的東方君主——接近19世紀了，身為一個統治者，卻沒能隨時代而改革，某種程度下還阻礙了後續的改革，哼！
站在現代史觀，消除了統治者的神聖光環，講究平等與天賦人權的角度，則每個統治者都是肉食者。
如果不進取、不改革、不開明，統治者天然有過錯。
這就叫：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在19世紀之後，皇權天然的問題就很明白了：穩定但封閉，而且總是原地打轉。
一個君王/朝代總在開國時疑似萬象更新——不更新的早早被幹掉了，都沒來得及成為朝代。
大多會在某種程度的集權平藩後迎來大發展——我們一般稱之為盛世。
大多會在盛世後期迎來新的分權者——外戚、宦官、權貴等——然後形成兼併。
然後日益散或弱，然後迎來末期。
歷史上當權久了的皇帝，一定在中前期聖明進取；而晚年若不姑息養奸及至腐敗，就是大開殺伐人頭滾滾。
這是皇權體制自帶的特色了，個人很難逃過歷史規律。
改革？也可以，但得冒風險。
如上所述，其實後世評價君王的好與壞，多與結果掛鉤，許多好壞都是當時制度的結果，跟個人關係沒那麼大。在大歷史潮流之中，個人的意志驅動力是有限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企圖以一代人做幾代人事的所謂超前者，很容易被時代浪潮打得粉碎，好意願辦出壞結果。而保守的統治者順應時代潮流，也容易被後來者嘲弄。
皇帝當久了，那註定是譭譽一體的：不是保守僵硬，就是激進暴虐。
還是那句話：許多時候，甚至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而是皇權這種制度的問題。要當皇帝，就得認罵。
說到底，誰讓你們要當皇帝？
當然是權力越大責任也越大
“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論斷後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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