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心雕龍》，常為一個問題所困擾。在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何以在齊、梁之際能夠出現一部理論體系如此完整嚴密的鉅著。這樣一部鉅著，何以能在深度與廣度上達到這樣高的水平。這樣一部理論思維能力極強的鉅著，何以能用限制極大的駢體寫得這樣的華美而又含蘊深厚。
就是說，我們常常力圖說明這樣一部書“是什麼”，而我感到困擾的是“為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一部書，為什麼在它之後，很難再找到像它這樣宏大嚴密的理論著作？
我想，窺測劉勰創建他的龐大的理論體系靠的是什麼，他之所以能創建這樣一個理論體系具備一些什麼樣的條件。探討這個問題或者能對當前的文學理論建設有某種借鑑意義。
一
我們涉及的這個問題，關係到劉勰的素養。他創建如此精深的理論，首先面臨的是一個知識結構的問題。我們現在很難具體瞭解他受過什麼樣的教育，他都看過一些什麼書，他在那些書中受到什麼樣的影響。但是，我們能夠從《文心雕龍》中看到他所引用的書，並且從他引用的角度窺測他對那些書的理解，窺測那些書在他的理論構成中所起的作用。
《文心雕龍》引及作者322人【1】。其中一些作者，在書中被反覆提到。據我的統計，其中提到26次的1人：揚雄；提到25次的1人：曹植；提到24次的1人：司馬相如；提到22次的1人：陸機；提到18次的2人：班固、張衡；提到14次的1人：潘岳；提到13次的1人：賈誼；提到12次的2人：宋玉、王粲；提到11次的2人：曹丕、枚乘；提到10次的2人：屈原、蔡邕；提到9次的5人：司馬遷、桓譚、崔瑗、張華、劉楨；提到8次的2人：左思、崔駰；提到7次的8人：孔子、東方朔、馬融、杜篤、孔融、傅毅、陳琳、陸雲；提到6次的3人：王褒、曹操、應瑒；提到5次的11人：荀子、陸賈、班彪、鄒陽、崔寔、阮踽、禰衡、嵇康、潘勖、張載、溫嶠。
5次以下的人數最多，其中只提到1次的有233人。提到的次數多少雖不能說明被提到的作者對劉勰影響的大小，也不能絕對地說劉勰對他們評價的高低，但似乎可以說明，那些被反覆提到的作者，有可能是他最為熟識的作者，或者是作品涵蓋面廣，適於在不同的篇目中作為例證加以引用的作者。
從這個名單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提到次數多的作者，大體上是各種文體中的重要人物。其中有兩個例外需要說明，一是屈原，只提到10次，按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劉勰對他的推崇看，他被提到的次數無疑應在揚雄與宋玉之上。之所以只提到10次，是因為劉勰已專章設立《辨騷》，集中論述了屈原創作的地位與價值，在其他篇中也就不再反覆出現。另一位是孔子，之所以只提及7次，也因為已經有《徵聖》、《宗經》兩篇，集中論述了聖人的思想。而且，此一種之思想，在全書的論述過程中每每出現。在書中，他對於孔子的評價是至高無上的，提及次數的多少無礙於他對孔子的評價。
從他所提及的作者以及對於他們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出他兼容幷包的治學傾向。他提到儒家的孔子、孟子、子貢、子夏、子思、荀子、孔悝、陸賈、賈誼、揚雄、董仲舒、孔安國、鄭玄，當然也提及儒家所推尊的堯、舜、文王、周公；他提及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公孫龍子、劉安；提到玄學家何晏、王弼、郭象、向秀、夏侯湛；提到法家商鞅、韓非；提到墨子；管子；提到史家司馬遷、班固、劉向、劉歆、孫盛、幹寶等等；甚至還提及兵家的孫武。各個學科，各個學派，他都接觸到了。可以說，對於他之前的思想文化遺產，他有著廣泛的瞭解。
《文心雕龍》一書，引及作品436部、篇【2】，引用原文223處。從他所提及的作者與所引的專書、單篇與文句，我們能夠窺測到他所接受的文化遺產的廣泛影響，可以大致瞭解他的知識積累狀況。
從他的引書中，我們知道他看過的經書有《詩》、《書》、《禮》、《易》、《春秋》。在書中，他引用最多是《詩》、《易》、《尚書》，對春秋戰國史和禮制的熟識程度，對於他這樣一位當時只有30多歲、在寺廟校經的青年人來說，他的敏銳與廣博確實令人感到驚訝。
他看過的史書有《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戰國策》、《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張瑩《後漢南紀》、薛瑩《後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後漢書》、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略》、虞溥《江表傳》、張勃《吳錄》、陳壽《三國志》、陸機《晉三祖紀》、王紹《晉紀》、幹寶《晉紀》、孫盛《晉陽秋》、鄧粲《晉紀》等23種以上。可以說，在他的時代，大部分的史書，他都讀了。
可以證明他都讀了的理由，是他對每一部史書，都或評論，或引用。而且這些評論、引用，均非泛泛閱讀所能做到。例如，他論孫盛《晉陽秋》，稱其“以約舉為能”。孫盛《晉陽秋》已佚，清人湯球有輯本。我們從輯本看，孫盛記事，確極簡略。如其記景元三年殺嵇康事：稱“嵇康性不偶俗，而尚奇任俠”【3】。
對嵇康性格此一極簡潔而又確切的概括，為後來諸多史家所沿用，說《晉陽秋》的特點是“約舉”，確為不易之論。他論幹寶《晉紀》，稱：“以審正得序。”在《才略》篇中他又說：“孫盛、幹寶，文盛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審正”是判斷正確，“志乎訓典”是以經典為準的。對於幹寶《晉紀》的這一評價，亦非泛泛之論，必是認真閱讀且深思後之所得。
幹寶《晉紀》已佚，但湯球輯本中保存的史論，仍可見其大致面貌。在這篇史論裡，他直言晉之興，非由積仁義而得之，乃由武力之爭奪。故其得之速而其敗亦速。幹寶修史，尊崇《春秋左氏傳》的傳統，重“正名”。儒家本有為尊者諱的思想，幹寶敢於直面晉之建立者的不義之舉，隨之論及其朝政之一系列亂象，以明其必亡之因。
王應麟《困學紀聞》說：“幹寶論晉之創業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④從這篇史論裡，我們也可以瞭解幹寶之修史，確如劉勰所說，是“審正”。從整體的修史思想言，幹寶以經典為依歸，是“志乎訓典”的。
唐人李華，也看到這一點，他說：“幹寶著論，近王化根源。”【5】“近王化根源”，亦“志乎訓典”意。既志乎訓典，又審正得序，劉勰對幹寶《晉紀》之此一論斷，分寸把握得十分準確。
從孫盛、幹寶兩例，我們可以看到彥和(劉勰字彥和)史書閱讀的深入、認真程度。他閱讀史書的深入，我們還可以從他對於《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的引用中看出來。對這三部書的引用，其熟識的程度，我們從下列幾點可以看出來。
一是對於歷史的發展瞭如指掌，《文心》全書引《史記》26篇：《夏本紀》、《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樂書》、《封禪書》、《齊太公世家》、《趙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商君列傳》、《蘇秦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平原君虞卿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李斯列傳》、《淮陰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匈奴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司馬相如列傳》、《滑稽列傳》、《太史公自序》。
引《漢書》47篇：《文帝紀》、《武帝紀》、《宣帝紀》、《律曆志》、《禮樂志》、《食貨志》、《郊祀志》、《五行志》、《藝文志》、《劉向傳》、《王陵傳》、《淮南王傳》、《石奮傳》、《晁錯傳》、《鄒陽傳》、《枚乘傳》、《枚皋傳》、《路溫舒傳》、《韓安國傳》、《李廣傳》、《董仲舒傳》、《司馬相如傳》、《公孫弘傳》、《兒寬傳》、《杜欽傳》、《嚴助傳》、《朱買臣傳》、《吾丘壽王傳》、《賈捐之傳》、《王褒傳》、《東方朔傳》、《韋賢傳》、《趙充國傳》、《王吉傳》、《韋玄成列傳》、《張敞傳》、《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匡衡傳》、《東平思王傳》、《匡衡傳》、《孔光傳》、《揚雄傳》、《陳遵傳》、《外戚傳高祖呂皇后傳》、《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傳》、《元后傳》、《王莽傳》。
引《後漢書》44篇：《光武帝紀》、《章帝紀》、《隗囂列傳》、《竇融列傳附竇憲傳》、《魯恭列傳附魯丕傳》、《馬援列傳》、《宋弘列傳》、《馮勤列傳》、《桓譚列傳》、《馮衍列傳》、《張純列傳》、《曹褒列傳》、《賈逵列傳》、《班彪列傳》、《班固列傳》、《沛獻王輔傳》、《張敏列傳》、《胡廣列傳》、《周榮列傳》、《郭躬列傳》、《王充列傳》、《崔駰列傳》、《崔瑗列傳》、《鍾暠列傳附鍾岱傳》、《臧洪列傳》、《張衡列傳》、《馬融列傳》、《蔡邕列傳》、《左雄列傳》、《荀淑列傳附荀悅傳》、《陳蕃列傳》、《孔融列傳》、《宦者列傳蔡倫傳》、《儒林列傳尹敏傳》《文苑列傳杜篤傳》、《文苑列傳李尤傳》、《文苑列傳蘇順傳》、《文苑列傳傅毅傳》、《文苑列傳王逸傳》、《文苑列傳禰衡傳》、《方術列傳王真傳》、《列女傳班昭傳》、《禮儀志》、《祭祀志》。
劉勰對三書上述紀、志、傳的引用，分佈於《文心雕龍》50篇之中的33篇。這33篇，既涉理論樞紐部分，亦涉文體論、創作論與批評論。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要求，他都能引得恰到好處，例如，對文體論，他遵循“原始以表末”的原則，追溯各種文體的發展史，需要列舉不同發展階段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他一般按照歷史順序引用。
他知道那些代表人物在什麼情況下寫出了那些作品，彷彿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在創作論中，論述的是理論問題，他也能從史書中找到恰當的實例，加以闡發。
例如，《神思》篇論為文之馳神運思，為了說明創作時之馳神運思，其條件之一是受制於稟賦之才氣大小，才氣不同而成篇有快慢，他例舉了幾個代表性人物的創作實際：“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踽據鞍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此12例中，有6例來自《漢書》、《後漢書》，非熟讀此兩書，不可能在考慮文思遲速之理論問題時知道在什麼地方有貼切之例子。二是這33篇的引用，有的是直引其事，有的則是曲折引用，從其一言半語，再證以他書。
不熟讀此三書，不可能做到例舉時出神入化。他對於其他史書的引用，亦有類似之情形。從上述的簡略說明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劉勰有著極為豐富的歷史知識的積累。此一種之知識積累，不僅使他對文學發展過程之歷史環境有深切之感知，在論述文學理論問題時緊扣歷史真實之情景，不作無根之空談。凡有所論，都給人以歷史之實感。而且，也使他在論述文學理論問題時，能夠更好地把握文學發展過程的特點。
近20年來學術界論及我國古代文學理論之民族特點時，常引劉勰的理論為例來說明。這也說明，劉勰深厚的歷史知識積累在理解、把握和表述文學的民族特色時的意義所在。劉勰大量閱讀史書，從中瞭解歷史的發展過程，並從中接受思想的薰陶之外，他更多的是大量閱讀子書。他以一種兼容的態度，接受思想遺產。
在《文心雕龍》中，我們看到他讀了《管子》、《墨子》、《鬻子》、《老子》、《文子》、《孫子兵法》、《孟子》、《韓非子》、《莊子》、《荀子》、《晏子》、《屍子》、《尉繚子》、《列子》、《鬼谷子》、《鶡冠子》、《鄒子》、《青史子》、《呂氏春秋》、《新語》、《新書》、《說苑》、《法言》、《潛夫論》、《政論》、《昌言》、《申鑑》、《淮南子》、《典論》等近30種，還不包括單篇的論文，如他論及的魏晉時期不少玄學家的著作。
在這近30種的子書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小說家、雜家。可以說，在他之前的主要子書，他都讀了。對於他之前的思想發展史，他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創作論中他引用《莊子》15次，涉及《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德充符》、《駢拇》、《天道》、《秋水》、《知北遊》、《徐無鬼》、《外物》、《天下》諸篇。
有的是引用其術語，有的是直接用其文句，有的雖引其文句而改變其用法，有的則是引其思想而以己之言語表達。在《文心》中大量引莊子，說明劉勰對莊子的熟識程度，而他在《文心》中所表述的思想，卻並非是莊子思想之照搬，他是經過吸收、融合之後變成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的。
其中有莊子的影子，而又非莊子之思想。老子、列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的影響在《文心》中同樣存在著，也同樣是被吸收、融合了，變成了劉勰的思想，而非任何一家。佛教和道教，同樣對《文心》產生影響，而表現得更加深藏，更加隱蔽。你分明知道它們的存在，但直接的確證，卻不易說出，說出來只能是類比、影附，影影綽綽。
劉勰對於諸子思想之此種接受形態，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他對於諸子思想之瞭解，已經達到融會貫通的程度。他不是一般的閱讀，而是閱讀中有深入之思索。從諸子對《文心》的影響中，我們看到劉勰對於他之前的思想史有著深入的理解。他積累了思想史的豐富知識，而且在思想史知識的積累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為他撰寫《文心雕龍》作厚實的思想理論準備。
劉勰為撰寫《文心》最為重要的知識準備是對於文學史的全面而深入的掌握。無論是作家作品，還是各個時段文學發展的特點，或者是已有文學批評的得失，他都瞭如指掌。我們看他論及文體81種：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14種為有原之文；史傳、諸子、論、說、詔、策（詔策又包括7種細目）、檄、移、封禪、章、表、啟、議、對、書、箋記（箋記包括25種細目）49種為無韻之筆；雜文19種中典、誥、誓、問、覽、略、篇、章為無韻之筆，其餘為有韻之文；諧、隱無一定之體，可入文，亦可入筆。
此81種文體每一種產生之原因、用途，最初之體式特點，發展過程中之變化，成熟之形態，他都給了甚為細緻之描述。正是在此一種全面瞭解的基礎上，他才能對各種文體之理想形態作深入之思考，從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從“釋名章義”到“敷理舉統”。
在他之前，雖有不少論及文體者，如蔡邕、曹丕、摯虞、李充等人，但沒有一位像他那樣全面而深入地給予各種文體以系統的闡釋。他不僅對文體的發展史有深入之瞭解，而且對不同時段文學發展之特點，也十分清楚。我們看他對不同時段文學之描述，就會驚異於他把握之準確。
他把自己對於歷史發展的知識與文學發展之特點聯繫起來，高屋建瓴地作出概括。如他論建安文學，稱其梗概多氣之特點，乃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之社會風氣所致。說江左玄風之盛行，影響到文學風貌上來，就形成其時特有之文學風尚，“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文心雕龍·時序》）。
他的這些見解，為後世論者所普遍接受與讚許，就是因為它準確而深刻。之所以能達到如此之準確與深刻，就因為他對於文學發展的歷史有著極為豐富的知識。他對於作家瞭解之廣與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凡所論及，都反映出他了解的細緻深入。
僅舉一例，即可說明。《才略》篇論及作者94人之才華。才蘊於內，華髮於外。此94人之才華高低，反映在創作上的風貌上，劉勰一一加以論斷。如果沒有對此94人之作品與其人之才性作全面之研究，絕不可能以一兩句評語而概括一位作者及其作品之特點。如論曹丕兄弟，稱：“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
此一評論，包含著幾個層次：一是認為舊談揚植抑丕之評論不公；二是指出不公之理由，稱曹丕並非無才，他也是才情豐盛而清麗的，只是他思慮周密，所以落筆遲緩。但是他樂府寫得好。
在《樂府》篇中劉勰論及樂府時，也說“魏之三祖，氣爽才麗”。他舉出的例詩，是“‘北上’眾引，‘秋風’列篇”。“秋風”指的就是曹丕的《燕歌行》。在《詔策》篇中他又稱讚曹丕的詔書寫得好：“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顯然他認為曹丕有其所長。丕與植之差別，只在於才之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
從他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是經過認真的比較之後才下結論的。他評論作家作品，常常使用比較的方法，如“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列禦寇之書，氣偉而採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封禪》靡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等等。
要比較，就要佔有豐富的文學史料。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他撰寫《文心雕龍》之前文學史知識積累的情況。
二
廣泛而又深入的知識準備，不僅為劉勰提供了撰寫《文心雕龍》的素材，而且在知識準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他的思維習慣，影響著他的思維方法。論《文心》者多注意到劉勰研究方法之特點，但對於他究竟持何種之研究方法，則看法並不一致。我們先從《文心》論述之過程，窺測其知識準備過程中所受之思想訓練，窺測其思想形成過程所受之影響，然後判斷他研究方法的特點。
我們從他論《史記》，可以看到他兼取兩端、不偏一局的思維方法。他論述史書撰述之難度與責任重大時，對司馬遷有一總的評價。他說：“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通”，可簡單理解為博通，但亦可理解為彥和在此一段文字之前提及的良史之標準：“若乃遵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掩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這個萬代一準，既包含著“尼父聖旨”，也包含著“良史之直筆”。這是說，既宗經，亦具實錄之精神。“通”，是說司馬遷通曉此萬代治史之一準則。司馬遷史學思想中有尊孔的一面。他在《史記》中特立《孔子世家》，對孔子備極推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在《孔子世家》中有甚為明確之宗經思想。彥和在尊孔尊經這一點上不能說沒有受《史記》的影響。
在《史傳》篇中，他說：“是以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史記》的宗經思想影響著劉勰的史學觀，但是《史記》的實錄精神也同樣深刻地影響著劉勰。
在《史傳》篇中，他評論《史記》，稱：“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賢聖。”“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叔皮論之詳矣。”“位雜中賢”，是一種婉轉的說法，《史記》中不僅列入了正統的帝王世系，亦列非帝王統系的項羽於帝王世紀中，還列陳涉於世家中，這已經打破了正統論，深刻地表現出司馬遷面對歷史事實時的求實思想。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表現在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上，例如，他論秦始皇，一方面說秦取天下以暴，另一方面又對秦始皇的成就給予極高的評價。在《秦始皇本紀》中引賈誼的話說：“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6】
司馬遷指出秦雖行暴政，但在諸侯爭奪、侵陵殘民的大戰亂之後，政雖苛刻卻有其合理的一面。這就是求實。劉勰肯定了他的實錄無隱之旨。實錄無隱，就難免在面對歷史事實時背離宗經的軌跡，去肯定那些並非正統的人與事，而被視為反經愛奇。劉勰引用班彪論司馬遷的話評司馬遷，看似同意班彪的觀點，否定司馬遷的愛奇反經，而事實上，他卻是無形中接受了司馬遷的實錄無隱之旨。
此一種既此亦彼之思想方法，已經在無形中影響了他。此種兼取兩端，不偏於一局的思想，是一種更全面認識事物的思想方法。實質上是既有兩端，又非兩端的折其中的思想。此一種之思想，我們在《文心雕龍》中處處可以看到。王運熙先生從大的方面，舉出了《文心》中折中【7】傾向的兩個例子，一是彥和論作品，主張寫日常生活與諷諫規箴並重；一是既重文采，又重質樸剛健【8】。不偏重一端而是兼取兩者。有的研究者還提到劉勰在對待法古與新變、奇與正中的折中傾向【9】。
我們可以舉出一系列的具體例證，來說明劉勰並重兩端，不偏一局的思想方法。在《章句》篇中，他論及韻文中的換韻問題時，說有的換韻太快，則聲韻太過於急促；百句不換韻，則聲韻又顯得疲沓乏味，“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既不要換韻太頻繁，又不要長久不換韻，快與慢都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太”，要“折之中和”。
常識告訴我們，“中和”是一個空間，並沒有嚴格的界線，其間可容得下快與慢，它的限制，只是不偏於一端而已。《辨騷》篇論《離騷》，他說淮南王劉安、王逸、漢宣帝和揚雄，都肯定《離騷》，而班固則稱其與經傳不合，“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鑑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劉勰認為，《離騷》的“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和“忠怨之辭”，這四點合於經典；而“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與“荒淫之意”這四點則異於經典。同於經典當然是可取的，但異於經典亦並非不可取，它雖為“《雅》《頌》之博徒”，卻是“詞賦之英傑”。又是兼取兩端。
《詮賦》篇對賦體提出要求，是“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詞要美麗，義要典雅。文采可以繽紛（雜），只是不要丟掉質；色調雖錯雜(糅)但不要丟掉主調（本）。又是兼取兩端而不偏於一局。
《封禪》篇論封禪文之要旨，在於“使意雖古而不晦於深，文雖今而不墜於淺”。意要古雅，但古雅要不至深奧難懂；文詞要使用當代之語言，但不入於淺顯。也是兼取兩端而不偏於一局。《章表》篇對章這種文體的要求是“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須扼要，但扼要而不至於疏略；須明白，但明白而不流於膚淺。
《定勢》篇論勢，說深懂文章寫作的人，他就能掌握各種不同的“勢”（情感、義脈的力的流動、文詞構成之趨向）【10】。但不論運用何種之“勢”，都要做到兼通，“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奇、正、剛、柔的不同的“勢”，都是可以用的，用而得當，奇與正，剛與柔，雖處兩端，亦無不可。
兼取兩端，不偏一局的思想方法，就使得他在面對思想史時，採取了一種寬容的態度。他雖在全書中明確提出徵聖宗經的理論的綱，但對於諸子，並未加以否定。他從不同的角度，一一列舉出諸子著作的優點：“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核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採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屍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鑑遠而體周，《淮南》泛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採，而辭氣之大略也。”（《文心雕龍·諸子》）
上所列舉，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他都看到其著作的優點所在。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從中看到他在知識的積累過程中，看到各家之所長，也就接受各家之所長，開放兼容，擴大了視野，也建立了不偏於一局的思想方法。他如何將諸家之思想融合交匯於心，成為自己之思想，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非本文所能解決。
三
從劉勰的知識積累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窺測到他的思想形成的甚為豐富的內涵。《序志》篇有一段論述，向為研究者所注意，亦引發許多的爭論。這段話是：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
此一段話意謂己之立論之準響，不論古今，不顧已有理論之同異，“唯務折衷”而已。這“唯務折衷”，就被研究者看做劉勰的研究方法。對於“折衷（中）”之解讀，則人各不同。有以為此“折衷”，乃是儒家之中庸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運用；有以為此“折衷”乃是斷之以佛家之中道觀；有以為此“折衷”乃是以玄、儒合一之思想為準的；有以為此“折衷”即斷之以心，而此“心”，以佛為主，兼及儒；有以為此“折衷”所體現之方法，亦儒非儒，亦道非道，亦佛非佛等等。如何理解彥和所指“折衷”本義，可能涉及思想發展過程中各種思想之互相融合與吸收，並由是而產生的詞語內涵之細微變化。
“折衷”之本義，折，斷；中，正也；本謂斷之以正，並無特指何家之思想。如《管子》卷八《小匡》管仲對齊桓公說：“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11】此處之“折中”，是指公正的決獄【12】。
“折中”於孔子，則自漢代始，論在陸賈《新語》中【13】。又《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14】《漢書》卷三六《劉向傳》，劉向上書諫用外戚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15】。引《易》繫辭，所折中者當亦指孔子之思想。
《漢書》卷七二《貢禹傳》引貢禹進言：“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16】這些都是明確提出折中為孔子思想的。
王充《論衡·自紀篇》也提到“折中於聖道”，此“聖道”似亦指孔子之道。但是，“折中”此一詞之含義，在其後之使用過程中所指並不一致，折之以“中”之“中”，儒者以儒，道者以道，佛者以佛。
我們可以舉出若干例證以明之。如《後漢書》卷十六《寇恂傳附寇榮傳》，寇榮上書辯冤：“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17】。
此“折中”意為公平，而其內涵，則指仁之思想。《後漢書》卷二八《馮衍傳》引衍《顯志賦》，“折中”一詞指的則是儒道合一的思想【18】。《晉書》卷五一《皇甫謐傳》引謐《釋勸論》，謐假客主答問，以申己之志，稱：“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餘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俗而駭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19】
這裡所斷之於中者，指的是道家思想。“折中”之“中”內涵為佛家思想的，多見於名僧之序言，如釋僧叡《中論序》：“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旨而一變；括之以即化，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20】曇影在《中論序》中，就直接用“折中”一詞：“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21】
這裡所說的“折中”，明確是折之以中論的。僧叡《十二門論序》：“《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也。”【22】這裡所折之“中”，當然就是《十二門論》。釋道安《注經及雜經志錄序》說他之所以注經，是因為所翻譯的經書並非出一人之手，“或善梵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梵，眾經浩然，難以折中。”【23】
注是為了正確解釋佛理，“折中”有“正解”意。道安《了本生死經序》、《鞞婆經序》，釋僧叡《大智度論序》中的“折中”，均為此意。
從以上引述中，我們知道“折中”一詞，本義為斷之以正，或者說，以正為準。而此“正”之內涵，則各家之理解各異。我們前面曾說劉勰對於諸子、史書具極廣泛之知識。
他當然瞭解諸子與史書中使用“折中”一詞之不同含意。他助僧祐編《出三藏記集》，上引僧叡、道安們之經序，都在《出三藏記集》中，他當然也是看過的，對於道安們使用“折中”一詞之含義，他當然也是瞭解的。
“折中”一詞不同使用之不同所指，是否在他的思想形成過程中產生過無形的影響，確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
《序志》篇“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是說他在彌綸群言時，必斷之以正。這個“正”何所指，周勳初先生在《劉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說述評》【24】中已有深刻論述，他指出折之以“中”者，就是儒家思想。
從《徵聖》、《宗經》中，可以找到大量證據，說明彥和論列是非時確是依經立義，衡量是非時亦確以經為準繩。勳初先生並進一步闡述彥和用此種叩其兩端而取其適中的方法論文之種種事例。張少康先生寫有《擘肌分理，唯務折中——劉勰論〈文心雕龍〉的研究方法》，後來汪春泓、陶禮天諸位先生都對彥和“折中”說究何所指發表了看法。最近，勳初先生又進一步論述了彥和“折中”說所屬之思想體系，指出彥和之“折中”說與佛家之中道觀無關【25】。
我以為周先生的分析抓住了劉勰思想的核心。我是同意的。同時，我也注意到其他學者的分析在結論之外，實際上接觸到了思想發展過程中的複雜現象。諸種思想在劉勰知識積累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交融形成了他自己的見解。
正因為此一種之交融，才為學術界對《文心》中的許多理論觀點作出不同的解讀提供了可能。這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如“道”的問題，以為劉勰所說的“道”是儒家之道，當然可以找到大量證明。但是說那是道家的“道”，也同樣可以言之有據。嚴壽澂先生在《道家、玄學與文心雕龍》中，就有充分的論述【26】。
他是從整個理論體系的內在聯繫上說的。對各種不同的解讀，也都可以找到弱點，提出反駁。問題恐怕就在於思想發展過程中複雜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在劉勰的思想裡，此種現象大量地存在著。“折中”說亦如此。“折衷（折衷與折中同義）”是斷之以正，這個“正”，就存在諸種思想互相滲透的可能。
劉勰說“唯務折中”，他指的是他“彌綸群言”時不論是同乎舊談還是異乎前論，判斷的唯一依據就是是否正確。這個“正確”，當然是他自己認為的正確。而他自己認為的這個正確，主要當然是宗經，但也並沒有排除其他思想。
這隻要看《諸子》篇的論述即可一目瞭然。《奏啟》篇中所說的“折衷”，其實也能說明這一點。他列舉的“多失折衷”的例子中，既批評墨，也批評儒。他雖然說“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看似以儒家之禮義為準繩，但他接著又說：應該“總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奏啟》中的這個“折衷”，其實也存在著多種思想融合的痕跡。
上述只是舉出“折衷”一詞在《文心》中的使用，以說明劉勰在知識積累過程中受到的諸種思想的影響，說明他的思想是思想發展史的產物。任何一家的思想，在發展過程中都不可能是純之又純的。多種思想的融合，在《文心》一書中大量存在，只是我們還沒有認真細緻地清理而已。
四
從《文心》一書，我們還可以窺測到劉勰在知識積累過程中，培養起來的敏銳的審美感受力和他對他所處時代的文學發展現象的深刻理解。
我們在《文心》中，看到大量高度概括性的美的判斷，如“張衡《怨》篇，清典可味”；“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論揚雄，謂其“味深”，論劉向，謂其“趣昭”，論劉楨，謂其“言壯而情駭”，論阮籍，謂其“響逸而調遠”，論嵇康，謂其“興高而采烈”，論潘岳，謂其“鋒發而韻流”等等。
這雅、潤、清、麗、雅贍、宏富、深瑋之風、飛動之勢、骨鯁、氣揚采飛、味深、趣昭、言壯情駭、響逸調高、興高采烈、鋒發韻流，都是什麼意思，他都沒有展開論述。
在《文心》一書中，此種概括性之評語為其理論闡述之基本方法。這些詞語或句式，為後來我國文學批評之所常用。其中有的是劉勰首次使用的，如“骨鯁”。此詞原用以論人，如“骨鯁之臣”。而劉勰首先用以論文，這與他在《風骨》篇中首提“風骨”範疇有關。“風骨”指稱流動的感情的力與強有力的義理之力的結合，則此處之“骨鯁”，是指陳琳檄文具巨大之義理說服力。
“潤”，本用以形容玉之姿質、水之浸潤，也用以狀人之姿貌之溫潤美好。陸機在《文賦》中曾用來對“銘”這種文體提出寫作的要求：“銘博約而溫潤。”劉勰用來形容嵇康詩的藝術風貌。“潤”是一種讀詩的感覺，讀康詩有一種如玉般的清潤之感。彥和在另一處論康詩，稱“嵇志清峻”。清峻指其高潔品格在詩中所表現的高潔脫俗之志向。而“潤”，則是詩境所展現的情思韻味。嵇康詩有一種優遊容與的境界。此一種之境界，乃是莊子思想之人間化【27】。劉勰將此一種之詩境，用一“潤”字表達出來，反映出他詩歌感受力之敏銳細膩。
其他“清”、“昧”、“韻”、“趣”等等術語之生成，亦類此，皆自詩境之感受而來。我們還看到，他此一種之感受，往往從比較中生髮，在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較中呈現。這又可以說明，他的敏銳的審美能力，是在大量閱讀作品時前後左右比較中獲得的，如他自己所說“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文心雕龍·知音》）。以上是要說明，劉勰撰寫《文心雕龍》，除了廣博深厚的知識積累之外，就是審美能力的培養。很難想象，沒有敏銳的審美能力，能夠如此精審地評論作家作品。
從《文心》一書，我們還看到劉勰對於他所處時代的文學發展趨向的深入瞭解。他立《情采》篇，其時重情之思想潮流正轉向抒情娛樂化，有必要談情與採之關係問題。他立《麗辭》篇，其時駢文之寫作已相當成熟，提出與駢文有關的理論問題。
他立《聲律》篇，其時聲律論正在討論之高潮中。可以說，創作論與批評論中所討論的問題，無不與其時之文學創作走向有這樣那樣的關係。這樣，我們又知道，對其時文學走向之關心與深入理解，是他寫成《文心》的又一準備。
劉勰為撰寫《文心雕龍》所作知識準備，如果說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理論創建有所啟發的話，那就是要具備深厚的歷史、思想史、文學史的知識，要有敏銳的審美能力，還要對當前的文學創作走向有深入的瞭解。
在今天，當然還要了解海外文學理論、文學思想的走向。具備了這些，才有可能創立既有中國特色，又有世界意義的不朽的文學理論體系。這當然是很難的，還有賴於幾代學人的不斷努力。
【1】我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說過《文心》一書，引及作者248人以上。興膳宏教授《文心雕龍人物略傳》只列出115人，他說明這只是主要作者。我此次統計，凡書中稱作者的都列入，如庖犧畫八卦之類。之所以作這樣的統計，是考慮到這是劉勰的理解，而非以我們今天的標準加以衡量。
【2】指提及書名與篇名者，有的是引全書，有的引單篇，單獨計算。有的只引文句，不計於此，而計入引用原文之內。
【3】孫盛：《晉陽秋》卷1，載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7頁。
【4】王應麟：《困學紀聞》卷13，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089頁。
【5】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載《全唐文》卷315，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198頁。
【6】司馬遷：《史記》卷6，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3頁。
【7】“折中”即為“折衷”。
【8】王運熙：《劉勰文學理論的折中傾向》，載饒芃子主編《文心雕龍研究薈萃》，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9】龔賢：《論〈文心雕龍〉“折中”原則的成因及表現》，《貴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10】關於“勢”之含義，我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有專章描述，此處不贅。
【11】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447頁。
【12】此一段話也引在《呂氏春秋》卷17《勿躬》中。
【13】王利器：《新語校注》捲上《辨惑》，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9頁。
【14】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7頁。
【15】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62頁。
【16】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78頁。
【17】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29頁。
【18】《顯志賦》：“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他說的是以伯夷、務光為榜樣。《賦》接下去就說：“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既崇孔，又崇老、莊。見范曄《後漢書》卷28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95、1001頁。
【19】房玄齡等：《晉書》卷51，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14頁。
【20】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1，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00頁。
【21】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1，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02頁。
【22】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1，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03頁。
【23】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卷158，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24】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5】周先生此文僅在2008年11月“北京2008《文心雕龍》與21世紀文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極少數學者中傳閱，並未正式發表。
【26】嚴壽澂：《道家、玄學與〈文心雕龍〉》，《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3期。
【27】此一問題，我在拙著《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章第3節中有詳論，此處不贅。
刊《社會科學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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