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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學 ”
認識自己，最好的辦法是藉助他者，在比較中獲得澄明，個人如是，文化亦如是。關於中國文化如何，西方文化如何，中西文化有何不同，自晚清西學東漸百餘年來，我們已經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反覆比較中，攢下了諸多的認識，不一而足。其中兩位先生的見解常被援引，堪稱透徹精闢——梁漱溟說：“西洋文化是從身體出發，慢慢發展到心的，中國卻有些徑直從心發出來，而影響了全局。”（《中國文化要義》）錢穆認為：西方文化的根底在其靈魂觀念，由肉體與靈魂的對立，開出感官與理性、物質與精神、現象與本質、唯物與唯心一系列對立，骨子裡是“二元世界觀”；中國文化則“捨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只認人類之心性而不講靈魂”，人生的意義、人的不朽等一切問題都在“心”上找安頓，是“現世人心之一元觀”（《靈魂與心》）。兩位先生考察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都認為：與西方文化比較而言，中國文化的原點在於“心”。正是中國獨有的心性之學和心性文化，使中國人對宇宙、人生及人自身生命的探詢和思考從根本上有別於西方。錢穆甚至認為，中國文化直指人心，以心為宗，以心為本，“不妨稱之為心性教，或心教”（《孔子與心教》）。
“心”是中國儒釋道文化共同的思想命題和哲學概念，此心當然不是西方和現代人說的心臟，也不是中國傳統的五藏之心，而是哲學、思想、文化、學術層面的概念，常與之並提的是“性”——本性、體性、自性。心如何，性如何，心性如何等等，三家各有見解，各有爭論，在各家學說裡依不同見解又形成不同學說派別。籠統而言，儒家的“存心養性”“身心性命”主要指人心和人性，側重實踐道德和倫理範疇；釋家以“真如”“真心”“如來藏”“佛性”等諸多詞彙指稱心性，認為心是宇宙的本原，側重本體論和認識論範疇；道家的“道性真性”“性命雙修”主要指身心煉養，側重生命哲學的範疇。總之，千年來，中國儒釋道文化對心性的詮說和探討形成了各自的思想江河，又彼此借鑑，互相吸收，融通匯合成一條“中國心學”的大江大河，注入中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今天，人們見“心學”即想到以此命名自家學說的明代大儒王陽明。殊不知，心學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從先秦到晚明，廣義的心學、心性之學或心性論氾濫於儒釋道“文化三江”，正是它，使得儒釋道文化在辯爭中交流，在排斥中借鑑，在批判中吸收，在相異中求同，最終融通匯合，三江入海，其標誌便是宋明理學的誕生。可以說，一部心學史，也是一部儒釋道文化的融合史（由於篇幅所限，茲不贅述）。
走過千年歷史的中國心學，在程朱理學及陸王心學達到巔峰後，隨著清代經學復興及晚清西學東漸而日益走向衰微。尤其晚清開始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中國人於濃重的挫敗感中，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展開了痛徹心扉的反思。在救亡圖強的迫切呼聲中，一種進步/落後的二元對立觀念控制了中國人的思維，傳統文化作為落後遭到批判、拋棄，西方文化作為進步成為救亡圖強的希望，中國文化開始了面對他者強勢輸入的西學東漸時期。儘管一些學者試圖融通中西，或引入西方科學、心理學、哲學而對傳統文化進行新的詮釋，如熊十力的新唯識學、馮友蘭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發掘傳統文化優勢以確立文化自信，如梁漱溟、錢穆、馬一浮、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人的新儒家。但是，在動盪年代，種種原因使得諸家學說都沒有取得足夠持久的影響力。1958年，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在海外共同發表宣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認為“心性之學乃中國文化神髓”，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生命”。海外新儒家對心性之學的研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引起國內學界關注，但總的看，晚清以來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席捲下，中國傳統文化不論是心性之學還是經世之學，都在長久的失落與沉默中，漸漸淡出了中國人的生活與視野。如今，作為整體的、為生命提供滋養的中國傳統文化，已被西方教育分科制度肢解成各種專業科目，或作為象牙塔裡的紙上學問，或作為與生命無關的謀生職業，其整體、鮮活的神韻氣質普通人是無法領略到了。雖然也有國學熱，但熱的只是書法、漢服、詩詞、太極、中醫、養生、辟穀、氣功等文化項目，並常常成為消費文化的新寵或庸俗化為魚龍混雜的文化快餐，真正的國學的靈魂、國學的生命，卻被遺忘了。這個靈魂，這個生命，便是千年來為傳統中國人提供生命意義和價值、為中國人安放身心性命的心性之學。它承載著中國文化以人為本、以心為本的根本精神，凝聚著中國人的人格理想、生命智慧和擔當精神，彰顯著中國文化的包容大氣、真誠惻怛、溫潤圓融。千年來，無論文人士大夫還是尋常百姓都受惠於它，它是蹦跳在傳統中國人胸膛裡、為全身輸送意義和價值之血液的“文化心”。
然而，很長時間來，中國人漸漸失落了這顆“文化心”。早在十六世紀的王陽明時代，這位心學大師就在《拔本塞源論》中悲嘆“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那時已是“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的境況了，“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其所描繪的“功利之毒”，似乎也正發生在今天。之後五百年，在現代化高速路上狂奔的中國人，在全球化大潮的助力下，用三十年時間跑完了西方一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物質如此豐饒的今天，人們卻以更為急切的心情“舍心逐物”，“終日馳求於外，做得個義襲而取”（《傳習錄》）。唯利是圖的世界觀、縱慾享樂的人生觀、金錢膜拜的價值觀已合理化為一種大眾共識。財富暴漲、信息爆炸使當代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形態發生劇變，由此帶來的精神劇變、心性劇變、文化劇變，恐怕不啻於百年前那場“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當然，在全球化時代，現代化進程帶來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等問題也不僅僅發生在中國，早已是世界性病症了。縱觀人類文化史，除了神，心和物恐怕是人類最基本的兩項需求了，人類歷史上多少思想和文化，或許都可大致歸入這三個範疇，於是有以神為本、以心為本、以物為本三種世界觀，在西方相應發展出基督教神學、唯心主義、唯物主義三種學說，漫長的西方文化史，粗略看不外乎這三種學說的此消彼長。當神對人造成壓抑的時候，主張人性自由、張揚自我獨立的學說便應時而起，當物質高度發達以至於人被物化為“單面人”時，主張靈魂、潛意識乃至神性的學說便流行起來。在心物（主客）的二元對立中，神始終起到平衡作用。從根子上說，西方文化是神本主義，注重人神關係，心物（確切說是靈肉、主客）的二元對立由神（上帝）來協調平衡。在上帝面前，人生而有罪，人生就是面向上帝的贖罪過程，人神關係決定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即便個人主義，也是孤立的自我面向上帝來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資本主義則是由個人以勤勞節儉為救贖之道發展而來，個人的勞動與禁慾被視為對上帝的榮耀。
中國文化則是一切從人出發的人本主義，注重人禽之別、人之為人的道理以及人與人的關係。人禽之別在人性，人之為人在人心，人與人的關係靠人心打通，人與天地宇宙萬物的關係也靠人心這“一點靈明”來溝通，而人本身就是“天地之心”。所以，中國文化也是以心為本的文化。心與物不是對立關係，而是物統一於心，物是臣心是君，心物一體如君臣同天下，治心治家治國治世治天下的道理是一樣的，所謂由世道顯人心，由人心顯世道，要使心物和諧而天下平，靠的是個人的存心養性、成賢作聖，而不是靠心外的神力。所以，人生在世，首先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養好、修好，修出一顆聖賢之心，進而推己及人，把這顆心層層擴大到家國社會，利濟蒼生，即所謂內聖外王，這是傳統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正是這樣的世界觀、這樣的文化思維，使得源遠流長、豐富博大的中國心性之學成為中國文化的精髓、骨幹。如今，物慾的瀰漫與心靈的閉塞、信息的爆炸與心智的弱化，造成的心物失衡、利令智昏已近乎極端，恐怕是到了需要重新發掘、大力弘揚中國心性之學的時候了。
然而，受西方文化百年洗禮的中國人，對老祖宗的文化卻已極其陌生以至於誤會重重，而遇到問題時，人們總是習慣於向西方找答案，於是，西方哲學、心理學、神學、靈脩、心靈雞湯等各種文化輪番熱鬧，結果發現，舶來的“西方心”裝在中國人的腔子裡，倒像是一個無法向全身輸送鮮血的死肉團，西方文化骨子裡的神本主義和主客二元論與自家的人本主義一元論終歸是歧途，況且，也沒有人願意以玄奘取經、譯經的精神來翻譯這些文化，大多是以拿來主義、功利主義的態度蜻蜓點水、支離破碎地掃過，所以，終歸沒有能夠像第一批輸入中國的外來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那樣，因其以心為本的心性一元論，因其紮實的翻譯、善巧的本土化工作而落地生根，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迄今，各種名目的西方心靈學說分別熱鬧兩三年後，又留下什麼呢？雖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思維習慣，但卻沒能夠像宋明時代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一樣，成為中國人可以安放自己心靈的精神歸宿和文化土壤。陽明心學啟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們卻在現代化進程中失落了自己的傳家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人該向何處安放自己的心？中國文化該從何處獲得自覺和自信？我們能否學習宋代儒生面對佛道文化挑戰時“修其本以勝之”的智慧，在深入瞭解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時代人類生存形態的同時，反身檢視自家傳統心性之學的寶藏，以“吾道固有之”的自信對千年來的中國心學作與創造性的轉化，讓傳統心學智慧走進今天人們的生活，讓這顆千年傳承的文化心再度激昂跳動於當代人的胸膛？
所有這些思考和追問，都促使了一種當代心性之學的應時而生，這便是今天方興未艾的“雪漠心學”。
end
作品《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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