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說“民族衰老”的一句話，這亦是一個模糊不清楚的概念。世界上任何一民族，其進入歷史文化階層有先後，但並不即是它民族生命之長短。
在希臘、羅馬時代，歐洲北部，早已有日耳曼人，他們在樹林裡過著距離人類文化歷史路程較遠的原始野蠻生活。他們只是進入文化歷史的時期較在後，並不即是他們的民族生命較尚新。
非洲的黑人，南洋的棕色人，論其歷史生命亦並不短，論其文化生命，至今尚未能躍登世界舞壇，有所表現。你說他們的民族生命是新是老呢？
若認民族由文化之陶冶而成，故進入文化境界較後的，便是民族生命較為短淺的，則文化壽命本身有長短，這是文化的本質問題，並不能說一切文化都是齊頭並長，久演的便是老、是衰；淺演的便是新、是壯。
路旁的蒲公英開久了，不就是年輕；深山中的柏樹，經歷了幾百年，不就是年老。
文化生命，究和自然生物的生命不同。個人生命屬於自然界，民族文化生命則屬於人文界。人文世界固亦從自然世界演出，不能脫離自然界而存在，但它已超越了自然界，不能把文化生命與自然生命一概比論。
自然律並不能完全限制人文律。個人生命不能無限展延，但民族生命則已遠超過自然生命，不能也說它定有一時間性的限度。
本文選摘自錢穆著《文化學大義》，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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