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总会成为改变的机遇，要么主动适应，要么被动接受，但我认为主动去面对并且作出调整是更好的选择。本文为“房地产带盐人”的第138篇文章，今天我们来说说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问题。
2020年全球疫情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经营的停滞，随之而来的产能、需求双双下降，在持续数年的放水宽松之后，各国面临的是潜在的通缩和衰退的可能。就在昨天，世界银行发布的预测，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预计1.2%，记得今年春节刚过的时候世行的预测数据还是5.9%。当然过去两个月全球经济变数陡增，可以说这超出了任何机构的判断。今年大概率全球经济是处于收缩的状况，这会带来什么我们后面展开讲。
而就全球而言，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展望报告中提出的，目前全球面临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目前已有102个国家想IMF求助。要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无论是控制财政赤字、推动市场化等方面的条件往往令很多国家失去金融政策的独立性，然而此时救急压倒了一切。虽然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紧急援助资金从500亿提升到1000亿，但对比目前众多国家的流动性短缺，这还远远不够……
美、日回撤企业是本末倒置
4月份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推出了鼓励企业迁回本国的政策，并且出台了具体措施，美国要支付企业搬迁的费用，日本的类似支出预算则为2400亿日元。世上最贵搬家费用实际上没有太多参考意义，因为产业搬迁并非一笔简单的账能算得清。
美国在这两天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60万，而此前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524.5万。这两件事在美国的优先级目前看就业第一，对比中国过去几个月卫生政策先导，美国在这方面的导向过于头疼医头。实际上目前各国的真正危机首先是医疗卫生方面对疫情的控制，其次是对民生的稳定，而就业在卫生条件改善之前很难有实质的提升：
一、疫情阻碍了生产和消费，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更大的美国；
二、收入的下降和债务压力对企业、个人的传导，不解决第一个问题，只会压力越来越大。
三、美国的企业对外投资并非因为疫情，也不会因为疫情就能撤的回去。
已经九十多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发表观点：疫情将改变世界的格局。我认为疫情只是一种催化，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过去30年间一直在持续变化，这其中产业转移只是一个结果。
目前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积累，尤其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无论是机电制造、重工业、化工、软件各个方面中国已经领先日本、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强国（不否认有些领域这两个国家也有优势），跨国企业很难找到可以将产业转移出去的条件。而美国则本来就是互联网和金融服务占主导，其实体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是常态，即使没有中国，制造业强国也不是美国。
再来看日本，日本最缺乏的是国内市场，与之相比中国的广阔市场需求目前基于人口基数、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不仅仅是制造成本低，产业链完整那么简单，最主要的还是距离消费者更近。日本早在2018年在华投资已经过千亿美元，是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对中国的产业依存度非常高，尤其是汽车、电子产品方面甚至达到70%以上，可以说很多日本的制造业产业链已经在中国生根，这不是一点搬家费能解决的。
就业：我们需要新的动力
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十年来最重要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举措，可以说没有之一。
为什么此时大刀阔斧的变革？
一季度外贸出口下降了六个多百分点，长三角、珠三角刚刚复工不久的各类出口制造型企业面临用工荒之后的开工不足，而租金、工资以及库存造成的成本却很难有下降。目前看国内的产能即使恢复，由于国外的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停滞，目前出口下降持续上半年将是大概率事件。当三驾马车之一陷入停滞，我们经济发展的依托在哪里？
跳出来看问题，我们的机会在于更好的配置资源，解放生产力，给人们生活和经营提供更多的自由度和空间。而所有这些首先基于城市发展、产业发展，这两者需要的三个要素：土地、人力、资金，如何解绑，这就是此次《意见》的主要内容。
先说下最重要的要素：人、土地、资金。
其实当前资金方面，量化宽松已经不是问题，4月份大概率的降准、降息已经箭在弦上，况且经过自去年开始的LPR改革，利率市场化定价给融资铺垫了道路。那么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和土地。
自从抢人大战开始，过去几年城市和乡镇的藩篱已经逐步在溶解，户籍的松绑体现在各地不断降低的落户门槛。因为城市治理者们明白，有人才有消费和生产。从西安、南京、成都、苏州、郑州、济南……这些省会城市到许多强二线城市，落户门槛先后经历了本科、大专、中专、社保一年到社保半年甚至降至几乎全无门槛的地步。
就在本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里面有几个词值得玩味。
“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鼓励”有条件的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我认为这三个词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差别，无非是急迫性上略显不同，总之大城市应该尽可能吸引人口，而不再是去做限制，说白了是一回事。今年一季度，多地出台的楼市相关政策，很多直接救市的基本上都是一日游，很快就被撤下，但是对降门槛吸引落户的曲线政策则都得以顺利实施。从这里看“房住不炒”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毫无争议的不炒，另一个则可以解读为：如何吸引足够多的居住型需求——没有人是万万不行的。
有了人没有配套和相应公平的机会也会削弱政策的效果，《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里就提到了“常住人口户籍”、“解决社保”、“公共服务配套“三个问题。吸引人口不等于拉人来买房，立业成家是个顺序，我认为除了保障和公平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机会。
接着最前面的分析说下去，中国最重要的机会在于产业集群、城市群效应，一方面将人口红利在发达地区形成升级版“知识红利”，一方面创造更多需求。
1、依托运输物流，在城市聚集的区域形成联动，这是制造业在中国可以快速高效且成本可控的原因。作为拥有全部联合国41个工业大类的国家，中国的产能在接下来很长时间内优势地位都不会被撼动。但是我们需要持续为产能提供有知识和技能的从业者。
长三角经济带繁荣的夜间
以珠三角为例，2019年仅上半年东莞一地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达6333亿，而佛山则是2199亿，包括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出口产品包括机电、电子、家居、建材、及其他轻工业制成品，广泛与欧盟、东盟、美国开展贸易。要知道这些制造业产品往往需要上下游数十家、乃至数百家企业的合力，整个珠三角就像一条大流水生产线一般。与此同时，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在吸引外来人口方面也是领先全国，其中佛山人口净流入近50万。
2、城市群的集约效应不仅体现在产业，还有交通、教育、医疗，以及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为居住环境提升而做的努力，落地配套，引导产业在城市群更新落地，则需要土地做支撑。
终于说到了土地
首先通过给集体建设用地松绑，将审批权下放至省和自治区一级，这位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提供了条件。
之前动辄我们就见到土地稀缺的说法，实际上是合适位置的土地稀缺，尤其是发达城市市区、周边的土地可利用的有限。这次将集体建设用地解绑，保障了土地供应，很多原先在村镇集体手中的土地，由于没法流转，无法在市场上体现价值，与此同时土拍价格又不断升高。
接下来发达城市、城市群的工业、居住用地紧张局面会得到缓解，所以制造业建厂，以及制造业产业工人买房的土地成本有可能降低。
其实这一点最重要的还是土地交易、产权确权，这其中又分为两块。一个是通过交易将耕地指标平衡回来，在发达城市本不需要保持耕地红线，你从北京、上海出城走一圈很快就能看到大片田地，这是一种浪费。这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明确了耕地占补平衡由省来统筹，可以跨地区平衡，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条件，我认为在都市圈周围其实可以平衡置换的用地指标很多，将城市里距离更近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而用其他周边土地来补偿是很容易做到的。
至于集体建设用地在进入城市建设规划的过程中，产权必须明细，其一是元集体的收益应该被尊重，原先那种先做土地低成本收储，然后再高价招拍挂卖掉，存在巨大差价的方式造成了很多拆迁的困难，如今要激励市场在其中发挥作用，首先得确保收益。其二，土地流转过程中，是否能拥有更普通城市建设用地一样的规划条件、产权出让、建设规划许可，这方面不仅仅是审批权下放的事，
更需要有立法保障。不然很难说行政权力会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怎样的负效应，你懂得。时间仓促，今天又没展开细说，但这次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一个好开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获得更多自由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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