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魏忠贤，首要印象便是他的生理缺陷——他被阉割过，和咱正常阳刚男性有所不同。不过魏忠贤也是半路出家，原名李进忠的他出生于贫苦农家，年纪轻轻混迹于江湖流氓圈，在一次赌博输掉裤衩后一狠心做了手术进了宫。
不过魏忠贤早年在宫里却过得格外清苦，不仅脏活累活一块干，还要忍受其他太监的欺负，命运将他安排到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身边，于是他便陪着世子朱由校玩耍。当时来说，由于争国本，朱常洛十分受万历皇帝的冷遇，尽管进宫前魏忠贤劣迹斑斑，但这并不妨碍他近乎人情和忠诚：不嫌弃主子地位可能不保，老老实实地侍奉。
这点在移宫案中表现尤为明显，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仅仅即位一个月就撒手人寰，留下年仅16岁的朱由校，杨涟、刘一燝等激进东林党人擅自闯宫，硬生生驾走朱由校，理由是防止朱由校的养母李选侍操纵皇嗣，而面对这番景象，魏忠贤挺身阻拦，不为别的，只是护得朱由校安全。好好想想，大明未来的天子在自己的寝宫被人抬走了，手下人怎么能无动于衷？
而就在李选侍被迫抱着八公主移宫时，魏忠贤选择了跟随，换任何人估计都有理由选择避而远之。东林党强行闯宫拥立本就该即为的朱由校后，一时间众正盈朝，东林党人鸡犬升天，孰是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一目了然。插一句题外话，东林党掌权的一年间，明朝在辽东战场一败涂地，接连丢失了沈阳、辽阳和广宁重镇，局势一片糜烂。因此，将明朝在军事上的失利归结于后来魏忠贤上台，是时间上的错乱。
有了东林党人这帮坑货做铺垫，熹宗不得不把还在修皇陵的魏忠贤喊回来，逐步委以重任，魏忠贤也凭借自身努力，干到了太监最高官职——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在任时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这主要是帮助皇帝了解前方一手战事，防止层层瞒报。该制度在宁远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魏忠贤的情报系统准确预测了努尔哈赤进军时间和路线，提前撤走了大部分军民，避免了重大损失。
二是降低农民天赋负担。魏忠贤的底层出身，使得他天然地了解民间疾苦，深知民不聊生将危及根本，“天下田赋因比年东西未宁，军兴费重……小民困累极矣。其免天下宿逋一年。以补纾目前新旧并征之苦……小民拖欠者尽行蠲免”。
三是增加商税补充军费。打仗需要用钱，国家财政困难，不能从农民身上杀鸡取卵，那就只好向江南繁荣的工商业入手，“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
以上三条，于国有利，显著缓解了万历末年以来大厦将倾的局面，辽东方向后金无机可趁，关内民怨未形成大的起义，但是东林党人对这些视而不见，他们把自己的失势怪罪到魏忠贤蒙蔽圣听、为虎作伥上，最典型的是癸亥京察，东林党人借考核之名，行党争之实，把一大批非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官员贬谪，波及南北两京官员达338人，而讽刺的是，这些人后来都因反对东林党而加入魏忠贤的麾下，由此可见除了阿谀奉承魏公公之外，还是有愿意讲真话、干实事的人的大臣主动成为“阉党”的。
而对于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疯狂攻讦，熹宗并不是傻子浑然不知，相反他警告那些挑头的官员，不要“逞意妄言，淆乱国政”，希望上下“协力共图宗社大计”、“毋事空言”。熹宗还专门对内阁首辅叶向高说，“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意思是让这位东林党大佬醒目点，跟在自己身边，是否曲折再清楚不过，怎能和下边瞎胡闹？
可惜熹宗为魏忠贤撑场子在很多清流看来是中毒太深，愤青杨涟上了一道疏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基本是口说无凭，乱扣帽子，例如说“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这明显连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批红都分不清；又如“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而魏忠贤却“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后宫里的消息熹宗自己最清楚，这个“传闻”倒是暴露了杨涟自己八卦，把小道消息写进奏折里弹劾人，也真是东林党人的作风。
关于魏忠贤的价值，熹宗在临终前曾拉着弟弟朱由检的手郑重地说道：“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可惜他早就被东林党的塘报洗了脑，认为自己的傻哥哥被骗了，于是乎朱由检即位不久便大张旗鼓地扫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东林党重新起复，结果第二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崇祯皇帝用自己十七年执政得出了悲剧性的结论——大臣人人皆可杀，方知“忠贤若在，则事不必至此”。
閱讀更多 春秋正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