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臺灣著名學者，《源氏物語》譯者，任教臺大中文系40年。本文為臺灣學者明鳳英對林文月的訪談選錄，林從一個知識女性的角度，談了她記憶中的上海、臺北和文化圈往事。
林文月教授是好幾代臺灣學生們心目中的“月亮”——美麗優雅、高風亮節。“家世顯赫，風華絕代”這些字，在她身上都是恰當的。2015春節前後，經齊邦媛教授引見，我終於在歲末時節，一個有陽光的上午，在北加州灣區見到了心儀已久的林老師。
一向行事周密、溫和體貼的她，不但茶水早已備好，中餐也有備案，還把我事前該做的功課一併做足了。著作、照片、筆記本都整齊地擺在桌上。初次見面， 兩人從客廳移到廚房，再移到書房，然後移回廚房，一聊就是三個鐘頭。
2015年2月，林文月（右）與作者明鳳英攝於美國加州灣區
林文月，臺灣著名學者，散文家，翻譯家。1933年生於上海，祖籍臺灣彰化，為《臺灣通史》作者歷史學家連橫的外孫女、連震東的外甥女，連戰之表姐。任教臺灣大學中文系40年，並客座美國華盛頓大學中文系、斯坦福大學、捷克查爾斯大學。除專精中國古典詩詞外，林文月日文素養深厚， 翻譯作品有《源氏物語》《和泉式部日記》《枕草子》等，散文著作豐富，被選作臺灣教科書。目前定居美國。
林文月（4歲，右下）與外祖父連橫攝於上海
關於上海的那些童年記憶
明：您說您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卻不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可以介紹一下您的家庭和背景嗎？
林：我是1933 年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出生的，在虹口長大， 上日本小學，抗戰結束後，在1946年2月，隨父母家人回到臺灣。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此後也才開始學“國語”。我的父親是臺灣彰化人，母親是臺南人。因為中日甲午戰爭，臺灣割讓給日本，我父親出身貧窮農家， 靠自己苦學，畢業於日本人設立於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先後在上海和臺灣銀行界工作。
舅舅連震東年輕時留學日本，但外祖父連橫希望他的獨子不要在日本統治下工作，所以安排舅舅到西安去。母親和舅舅先後到了大陸以後， 外祖父連橫在兒女的督促下，在1933年移居上海，由我母親和阿姨就近照料，直到1936年在上海去世。
明：您記憶中的上海是什麼樣子呢？
林：上海的記憶，對我來說是複雜的。我記憶中的上海不是十里洋場，不是百樂門，而是虹口的日本租界。我在上海上過兩個日本小學，一年級上“上海第一小學”。後來，這個小學因為學生人數太多，就分了一批出來。我二年級時，就到了“上海市第八國民學校”。全校學生都是日本小孩，只有我跟妹妹是臺灣人。我們上課用日文，學到的規矩也是日本式的。我們聽得懂一點上海話和一點臺灣話，但不會講國語。
我家在上海的地址是“江灣路540號”，是一棟二層樓房，現在還在，但圍牆已經拆掉了。當時，我住在左邊樓上的房間，圍牆外邊不遠，就是鐵道。家旁邊有一排房子，住著八戶人家。那是我父親的產業。那排房子再過去有一塊草坪，有沙坑、蹺蹺板等設備，供小孩玩耍。草坪再過去，是“公園坊”，三排摩登的三層樓房子，共三十三戶，那是父親和朋友合資蓋的。父親當時在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工作，並投資建造房地產。公園坊的住戶都是三菱株式會社的高級職員和家屬，從日本到上海工作，就集中住在這裡，一直到戰敗。
想到上海的過去種種，我難免有些激動。那裡有我很多兒時的記憶。幾年前我去過一次，但沒有進到公園坊裡去。原來我家旁邊那八戶房子也還在，我走過去，看見最後那間屋子裡有一位老太太在炒菜。她看見有人來，跑出來說，你們做什麼的？我說，我以前住在這裡。她竟然還記得我，說，“喔，是林先生的孩子。”這位老太太的丈夫當年是保安隊的，父親曾託他照看一下附近的治安，不收他們的房租。他們夫婦從那時起，一直住在那兒。但那也是好些年前了 。
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江灣路憶往”，也畫過一張素描，畫的是江灣路540號的房子。後來有人到上海，拍了一些照片給我。公園坊那33戶樓房還在，現在後面有很多高樓，一高一低跟我父親蓋的公園坊小樓房成為對比。
虹口租界的內山書店，對我來說，是個溫暖的記憶。它在北四川路上，但當年不叫四川北路，叫北四川路。我每天放學經過，都要進去看免費書。現在老照片上的內山書店看起來好像有些陳舊，但我印象中的內山書店卻是很乾淨整齊的。據說，當時許多文人雅士魯迅、劉納鷗等，都常到那裡去，連我這個小學生也每天要去報到。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梅雨季節，我放學回家的路上淋了一身雨，但經過內山書店，還是想進去看書。在書店站了一會兒，我腳下積了一灘水，上面有電風扇吹著，邊看書邊發抖。書店裡有一個先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內山先生本人，大概怕我著涼生病，把我帶到樓上交給一個老太太。這位老太太幫我烘衣服，還讓我躺在被窩裡睡了一覺。等我睡醒，老太太問了我家電話，才打電話請我的母親來接我。還記得那個大雨天，我母親坐著黃包車到書店來，面色驚慌，一邊鞠躬道歉，一邊說我不該麻煩人家。雖是零星片段的記憶，現在卻還記得很清楚，也還記得內山書店裡那兩個好心照顧我的日本人。
林文月手繪上海舊居（虹口區江灣路540號）
公園坊和劉吶鷗
“公園坊”也有一段故事。那些摩登的樓房是我的父親和劉納鷗先生合資建造的。劉納鷗是臺灣人，從臺灣到上海發展，比父親年輕很多，兩人有些交情。他死於1939年， 真相一直沒有人知道。但他在我父親口中，不叫“劉納鷗”，而叫“劉燦波”。劉納鷗應該跟我父母是蠻熟的。在劉納鷗最後那段時間的日記裡，日期如果沒記錯，應該是1939年12月31號，還記錄了一群上海臺灣人的聚會，其中有一個名字就是我父親。他們那時都還年輕，喜歡跳舞。
劉納鷗一天在上海館子吃完飯出來，走出來的時候，被暗槍殺害的。當時，在虹口租界和臺灣人圈子裡是一件大事，因為很多臺灣人都認識他。後來他的遺體被送回臺灣，在故鄉臺南下葬。據說，他跟李香蘭有一段感情，所以李香蘭還特地到臺南去祭拜，跟劉母有過一張合照。這張照片，劉家人曾送過一張給我父親，作為紀念。
林文月母親連夏甸女士
生活在日本租界的感覺
明：請容我提一個直接的問題——在日本租界長大的兒童林文月，是否有過次等日本公民的感覺？
林：小時候上學，是有過那種感覺，可是並不知道為什麼。比如我的功課一直很好，明明該做班長，為什麼老師沒讓我做。我做過一次副班長，但一直沒做上班長。當時也不是那麼在乎當班長，而是我父親為了鼓勵我們，說如果誰做了班長，就會得到一雙旱冰鞋當做獎勵。“公園坊”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公園，有水泥地，常有人在那裡溜冰，我也很想。父親就用這個辦法來激勵我們。但是一直沒有當上班長，心裡有些納悶。
另外有一次，日本兵入駐我們小學，有一個日本兵沒事跟我們玩，問每個人是從哪裡來的。大家搶著舉手回答，有人說大坂，有人說長崎。輪到我，我說臺灣，那個日本兵馬上不說話，氣氛就不一樣了。當時不懂為什麼，只覺得很奇怪。還有，我母親每次開家長會到學校來，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她的裝扮跟別人不一樣。我母親的頭髮很長很密，一輩子沒有剪過，個子很嬌小，平常喜歡穿旗袍，不穿和服。一般學校的重要場合，別人的媽媽都穿和服出席，我母親卻梳中國人的包包頭，在腦後綰一個髻，穿旗袍或套裝來學校。雖然母親很美，但卻跟別人的媽媽不一樣。當時年紀小，並不知道為什麼，只記得很怕別人說她“支那人”。
明：戰後，日本人都走了，你的朋友也離開了？
林：本來在上海，我們總看見日本人欺負中國人，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了，就變成中國人欺負日本人。我親眼看見我永樂坊日本同學家的鋼琴被不認識的人抬出來，架走了。大人不准我們小孩看這些事，但我趴在二樓窗戶邊，還是看見了。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難過，人跟人之間互相欺凌至此。
對我們小孩子來說，這些是很混淆的。因為在此之前，臺灣是日本屬地，臺灣人家前面要掛日本國旗，我小時候也以為我是日本人。但一夕之間，我們突然變成了中國人，從“戰敗國”一下變成了“戰勝國”。臺灣同鄉會為了大家安全，每家都發了中國國旗，讓我們掛起來。但是附近的本地人當然知道，我們家原來是掛日本國旗的。有人持槍進到我家，說我們是漢奸，日本人的走狗，用封條把我家二樓全封起來，不准我們上樓去洗澡上廁所或拿東西。
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經驗，我一直到現在都覺得，不管是哪國人或哪裡人，都會有好人，也會有壞人。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好的或壞的，也不能說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好的或壞的。日本人有好的，也有壞的，中國人也是這樣。
日本幼童教育真的做得很好
明：兒童林文月對這段日本教育還有其他的記憶嗎？
林：日本教育很注重少年讀物。除了學識的灌輸，他們很注重國民教育，比如儀態禮節守時等等， 如有機會在年幼時接觸到這方面的教養，會受用不盡。
在日本小學上學的時候，我的兄弟姐妹都有專屬於自己的少年讀物，那些讀物是配合小孩的年齡和程度設計的，感覺很幸福。也許我說我在上海租界過得很幸福，愛國主義者聽了會不高興，但是當時我接觸到的日本幼童教育，和文化修養教育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小學四年級時，女生有手工縫紉課，男生有木工課。我學了很多基本的針線繡法，有西洋繡，法國繡等等，用的繡線比中國繡線粗一點。我還記得繡一朵小花，要用針在花尖稍稍固定以下，那是非常快樂的記憶。
我回臺灣以後受到的教育比較側重知識上的傳授，對禮節、藝術方面的培養比較缺乏。時局不同，很難比較，但總體來說，那時候的臺灣教育還沒有一套全面的規劃。
林文月（前排左四）與臺灣大學中文系師生出遊，後排左一為臺靜農，後排左四為莊嚴
當年的臺大中文系，老師和學生人數差不多
明：1950年代中， 您就讀的臺灣大學中文系，那時有不少大陸遷臺的老師和同學。校園風氣如何？
林：那時的臺灣社會真是很淳樸，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單純，從學校到整個社會都是這樣。像我的老師臺靜農先生他們那一代人，生活並不富裕，但到底什麼才算富裕呢？在臺大唸書那七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不覺得缺什麼，蠻幸福的，不一定可以買什麼昂貴東西，而是精神上滿足充實。
臺大中文系當年號稱“小國寡民”，老師人數跟學生差不多一樣。學生髮生了一點什麼事，老師們馬上都會知道，學生的個性、家境、程度，老師們也都很清楚。家境比較不好的學生，老師會留意安排工讀的機會，學生要去哪裡郊遊，也會問問老師去不去。我們師生一起去了好多地方。
我那年考進臺大中文系，只有七個人學生，加上大陸來的寄讀生，總共不過十一個。
畢業旅行的時候，臺靜農老師也跟我們一起去。他建議我們去臺中，說：“我帶們去看你們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原來臺北故宮博物館還沒蓋好以前，重要的珍藏都存放在臺中近郊的北溝，聽說是因為那裡比較乾燥，由莊嚴先生在那裡負責管理。莊嚴先生跟臺靜農先生在大陸就是好朋友，我們進去一看，原來毛公鼎就放在桌子上，蓋一塊白布。我們是近距離看的，真是難忘的經驗。珍藏的東西要輪流晾曬，後來有時候莊先生會事先告訴我們，我們就一起到臺中去看。
林文月與臺靜農（左一）
林文月筆記，紅筆為當時鄭騫做的批註
明：您也參加過《現代文學》的活動？
林：《現代文學》是1960年，白先勇與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等外文系同學創辦的。白先勇比我小几歲， 他考進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時候，我已在唸研究所。他在大學時代就很活躍，我很早就聽說過他們這群外文系高材生的活動。
臺大教員宿舍那時候有兩個出名的單身漢，一個是夏濟安先生，一個是葉慶炳先生。兩人私交很好，志趣相投，所以外文系辦的雜誌也常常邀請中文系人投稿。我跟葉慶炳先生因為用同一間辦公室，比較熟，也有機會在《現代文學》 發表作品。先是從大學畢業論文“曹氏父子”裡抽出一章，整理改寫後，發表出來，後來還整理出一些我修課時的一些筆記和心得，多半是古典文學的題材，可說是邊讀邊發表不算很成熟，但可以算是一個年輕學生的學習記錄和心得。這些早期的刊物，其實是老師們的領域，我還在研究生階段，但我也偶爾湊合投稿。
1930年代的文學作品，那時還是個禁忌，老師們也不開這些課。臺靜農先生當然熟悉1930年代的作品，但他也不開這些課 。中文系甚至連《紅樓夢》都沒開過，古典文學的研究就很安全，不會有問題。臺靜農先生自己早年在《小說月刊》雜誌上發表過一些小說創作，他藏放在臺大第四研究室書櫃的後一排，一般不會有人翻動，我在第四研究室工作過很長時間，也一直沒有發現。臺先生因為以前是魯迅的學生，當然避免談這方面的作品。那還是比較敏感的。後來白先勇《臺北人》，也只寫到臺灣來之前的外省人，很少觸及臺灣現狀。一直到後來，才有王文興開初細讀《紅樓夢》的課 。
齊邦媛（左二）、林海音（左三）、林文月（右二）、殷張蘭熙（右一）
1980年代，臺北文藝圈女性的聚會
明：1980年代後期，您還有其他的文藝圈活動嗎？
林：齊邦媛，林海音，殷張蘭熙和我四個人，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偶爾聚聚。我跟齊邦媛先生因為有緣分，除了學校的同事關係之外，又有共同的興趣，慢慢成為好朋友。另外殷張蘭熙，林海音，都是個別認識的。大家很合得來，有時碰面就說，一起吃頓飯吧。
我們四個人個性都不同，卻都是認真負責，喜歡做事的人，覺得一起做點事情比純聊天有意思。我是四個人當中年紀最小的，跟林海音比較熟，因為她家跟我孃家住得很近。跟齊邦媛先生在臺大同事，她在外文系，我在中文系， 後來比較文學會成立了，我們每年開會都坐在一起，慢慢就熟了。林海音個性比較急， 一急別人就看出來了，我也急，但是別人看不出來。齊先生是求好心切，慢工出細活。我們聚會的時候，殷張蘭熙跟林海音常有出版上的事情要談，我們就加入出點主意什麼的。後來又發現，除了談事情以外，我們往往對一些概念抽象的問題，比如翻譯上的觀念等很感興趣，談起來很投入， 很快樂。四個人慢慢有了定期的聚會。
我們常到四季、福華飯店聚會，福華飯店有個很大的西餐廳，比較安靜，我們常待到人家都要打烊，掀椅子到桌上了才分手。我很享受工作，如果被派了一項工作，能夠好好地、盡責地完成，完結歸檔了，就會非常快樂。然後，休息一下，再繼續著手下一項工作。有一次我們四個人商量一件事，好不容易終於聊出了一點頭緒，解決了問題。我很高興，說了一句：“我最快樂的事情，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完。” 後來，這句話就常被她們引用， 每次一起做完了什麼工作，他們就學我說，“這是我最快樂的事情。”變成我們之間的笑話。
我和齊邦媛先生一般都約在新生南路中間的一個咖啡館見面。有一次我和齊先生商量《筆會》一百期出刊，齊先生派我負責封面設計，還要定個適當的名字。就是那天，我想出了 “hundred steps” 的題目。那天，我們坐在咖啡館靠窗的桌子，談著談著，忽然有一個男人把手拱在額頭上貼著玻璃往裡看。我們抬頭嚇了一跳，原來是當時《中央日報》的主編梅新。他說他覺得好奇，這兩個女教授在講什麼閨秀的悄悄話，桌上還攤了那麼一大堆紙張。其實我們是無薪無酬，只是一心一意要把事情做好，不辜負所託而已。
那是一段很快樂，也很難忘的一段記憶。殷張蘭熙和林海音都已經離開人世了，齊先生在臺灣，我在美國。
林文月攝於京都訪學期間
明：您說自己的生涯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機會。但是像《源氏物語》這樣大部頭的翻譯，費時耗力，該不是偶然的？
林：我自己也從來沒想到，能夠一口氣，當然是很長的一口氣，把《源氏物語》給翻譯出來。我也常常想，有很多人的日文程度，文學素養都比我好，我夠資格翻譯《源氏物語》嗎？但那確實是個偶然的機緣。那年我37歲，在臺大中文系任副教授，一天早上，接到一個電話，說有個到日本深造的獎學金，為期一年，石油年齡和資歷的限制，繫上上上下下只有我符合這些條件，問我有沒有興趣。當時我的兩個孩子都還小，但當時出國進修機會不多，我放下電話跟先生商量，先生說， “這麼好的機會，不去可惜，家裡有我。”這樣，我才放下家庭責任，赴京都研究一年。
真實人生裡的林文月
明：那麼，真實人生裡的林文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林：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負責任、認真、守時、單純，做事不喜歡拖拉。從前，我一直以為我的認真負責是遺傳自我的父親，他出身貧寒，年輕時必須努力才能拿到獎學金，有進一步求學的機會。後來，我回頭想想，覺得母親要掌握這麼複雜的大家庭，她努力負責的堅持，也不輸給我的父親。
我不太能接受拖拖拉拉的工作態度。這大概跟小時候受的日本教育有關吧。日本在衣食住行禮儀教育方面， 做得很好，成為他們的傳統。我覺得不管男人還是女人，適度的儀態穿著是需要的。但我自己並不自覺，好像這是做人的本份。
明：“真實生活中的林文月”怎麼看待“傳說中的林文月”呢？
林：我研究所還沒有畢業就結婚了。我在認識我先生以前，沒有交過男朋友。我先生是我嫂嫂的弟弟，也是在上海長大的。我們開始交往時，他在師大美術系唸書，我還在上高中。一直交往到有一年中秋節，我跟他本來在一起，後來就跟他說再見，我要回家跟家人一起過節。他送我回家，路上說了一句話：我都沒有家人。我當時沒有多想，事後才想到，啊，怎麼沒有請他一起回家過節。所以我給自己下了一個期限：那明年中秋節，我要讓他有一個家。既然這樣決定了，就要做到。
我先生和兒女眼中的我是個普通人的林文月。我們一家人平平安安普普通通地過了這麼多年。就是這樣。我一直覺得，生活是要自己去過出來的。跟傳說無關。把一件事情做好，會帶來成就感，連生活裡的小事情也一樣，比方做家事，菜色的搭配，碗碟的組合，都是一種很快樂的事。如果可以這麼想，做一個女人就會快樂很多。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生活都要過下去。如果退休不教書了，還是要過生活。結了婚，有伴侶陪孩子著過日子，很好，如果伴侶走開了，孩子走開了，自己一個人，生活也還是要過下去，要認認真真，活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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