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亭：趁這個機會，和大家交流四個觀點。一、二、四是非重點，三才是重點。標題完全吻合了分論壇主題：《長三角一體化與東西互動》。
第一個觀點，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去年11月5日習總書記在進博會上宣佈的，就像小平同志當年說浦東開發開放一樣，雖然是“晚了一點”，但在實踐中一定會後來居上。長三角既是內外兩個開放扇面的交匯點，又是黃金海岸和黃金水道的交匯點，這在大格局中很重要。除了長三角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產業基礎、人才儲備以外，還有全國領先的、比較均質分佈的市場化、數字化水平，所以說“後來居上”是有條件的。
第二個觀點，浙江參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既要“借力”，又要“出力”，但最核心的是要形成“合力”。浙江參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我佩服現在的機關公務員，一個個都成了當年的“狀元郎”，對此共寫了九條，編排出“九個高、九個共”。“高”講的是浙江自己的地方話，什麼大都市區、數字經濟、大灣區、大花園，外省都聽不懂的。而後半句的“共”，全是浙江的獨特優勢融入一體化發展要形成的“合力”。
第三個觀點，一體化發展的要害，是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體化”，這是我要講的重點。我認為，所謂“一體化發展”，千千萬萬，其中的“體”，從來就是體制的“體”。這件事，一定要想得很明白。關於一體化發展，2005年我們曾在杭州舉辦過一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論壇，當時中農辦的陳錫文主任也來了。大家認為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一樣化”，關鍵在於城鄉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平等交換。這就是統一市場，其中也包括要素市場。什麼要素？人、地、錢。要素相比一般性的商品和服務，是更為重要的流動和交換內容。
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歷來就有兩種傾向、兩種思路、兩種思維。一種是計劃經濟思維，一種是市場經濟思維。計劃經濟講均衡（“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發展”，就是斯大林概括的計劃經濟）。如果失衡怎麼辦？就通過調撥、補助或“歸大堆”來解決。農民因天災病患要賣地了，那就“組織起來”，最終搞了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還吃上了大食堂。市場經濟講競爭。如果失衡怎麼辦？就通過充分競爭後的優勝劣汰或優化重組來解決。很顯然，後面這種市場經濟的思維方式，更能激勵市場主體內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十九大報告有一個“逗號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逗號），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個人理解，也完全可以倒裝一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現在我們很多“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際上是“去市場化”，甚至是“逆市場化”，這種傾向值得高度關注。我覺得在政市關係的把握上，應該是 “當市場決定性作用發揮不足或發揮得不正確時，正好是有為政府的職責所在和作為空間”。
“東西”問題，表面上是一個生產力發展快慢問題，但我認為更實質性的，是一個生產關係也就是市場經濟發育水平高低的問題。中國的一部改革發展史，對此早已做出了明證。我們還是那點地，還是那些農民。而且是產糧的農民減少了一大塊，吃糧的農民工增加了一大塊，但溫飽問題卻很好地解決了。用了什麼高招？無非就是搞市場經濟。所以說東北振興，如果是“好景不長、曇花一現”的話，這裡面的深層原因，還是因為未能有效地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改革成了一個“半拉子工程”，改革沒有“到位”。一陣子“輸血”之後，終於還是沒有能夠生成自身的造血機制。所以看起來，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一度縮小以後，現在又在不斷擴大。
總書記關於區域經濟的重要講話提及三個問題：分化、極化、困難。第三個“困難”，是第一個“分化”問題的具體表現，其深層根源也在於此。所以，傳統意義上的“東西”問題好解決，但根本性意義上的“南北”問題，也就是體制機制問題，不那麼好解決。我最後的結論性建議，就是中央政府在保持對中西部、東北地區既有的扶持力度，包括重點傾斜、轉移支付、對口幫扶、對口合作等等以外，同時要花更大的氣力推進“東西”、“南北”的市場經濟體制接軌和一體化。而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體化”，則是提高扶持政策效能並贏取全國性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第四個觀點，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包括東西互動的“關鍵兩招”。上次參加50人論壇的時候，曾約略點到過，這裡再有所補充。過去講發展是科學發展，今天的發展必須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與生產力增進有關，也與生產力關係的變革有關。何為高質量發展？我這裡是一家之言，於官於民，亦莊亦諧，都說得通。那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三句廣告語：“科技奧運”、“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因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綠色奧運，因為我們要的是綠色低碳可循環的發展。人文奧運怎麼理解？因為對經濟我們要“看透”：說到底，它是人參與的創新、創業、創富活動，而人是有思想意識、是有價值觀和人文精神追求的。
高質量發展和“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要同步推進，比翼雙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提出“要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如果講“高質量市場經濟”就更好了，我們原來搞的市場經濟，水平的確是低了一點。現代市場經濟的“產權、信用、法治”等三大基石，都遠未夯實。高質量發展和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應當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我們要以改革促發展。前面是“逗號論”，這裡是“重點論”和“自主論”。限於時間，不展開了。改革開放40年，我國迅速發展、和平崛起的歷史，證明了兩條顛簸不破的真理：一是“改革到哪裡，發展就會到哪裡”。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到哪裡，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就會到哪裡”。最後小結一下，總的兩條結論。“高質量發展”要從源頭、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所謂的“關鍵兩招”，第一個關鍵招就是，“從生產關係方面，要靠以民營經濟和開放型經濟為代表的，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全面深化”。第二個關鍵招就是，“從生產力方面，要靠以數字經濟和新實體經濟（也就是傳統實體經濟進行數字化改造以後的）為代表的，數字化信息技術的賦能應用和增值應用”。
謝謝大家！
（本文是浙江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劉亭 2019年12月17日於浙江大學
在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第14次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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