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作為一種喪葬習俗，貫穿著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在我們民族歷代傳承的敬孝文化裡，“死者為大，入土為安”，不僅是根深蒂固的觀念，也是我們共識的倫理道德之一。墳墓既是生者為亡故者安置的家，更凝結著一種念想和守孝道的情感，寄託著生者對亡故者的無盡哀思。而且，每逢清明節，我國很多地方都有圓墳、掃墓、燒紙錢等祭掃習俗。這種親情的紐帶，在親人們的眼裡和心裡飽含尋根問祖的認同和親近。此外，墳墓情結，還凝聚了芸芸生者對將來人生終了歸宿的期望，這種預期的幸福感，能時刻寬慰著我們跳動的心。這種情結自古以來就給了我們民族以信心和精神力量，不僅讓我們鼓足勇氣，繼往開來，不畏艱難開創新生活；而且教化我們要尊老愛幼，父慈子孝，生生不息。
墳，原本就是土堆，在土堆的下面安葬著親人的遺體。隨亡故者家境貧富的不同，有錢人家會有用像樣的棺槨盛殮死者，在我國古代有的甚至還有墓室、墓道、棺床等建築及陪葬物等；貧窮人家通常盡其所能為死者配置一口薄棺；聽說更寒磣的人家往往只能以蘆蓆等物件裹屍以葬。隨著國家殯葬制度改革推廣，如今我國很多地方都已實行火葬，即將死者的遺體在殯葬場的焚化爐裡燒成骨灰，再盛殮在骨灰盒裡下葬。在我國古今傳承的風水學裡，墳地的選擇，是有講究的，通常都經過懂風水學的人看過。這樣的能人，在我們農村俗稱陰陽先生或者風水先生。在死者下葬的場面裡，親人們往往悲痛欲絕，痛哭流涕，懷著哀痛的心與死者告別。爺爺去世的那年，我還是個讀小學的孩子，當時仍實行土葬。裝著爺爺遺體的棺材，被請來負重的四個人吃力地抬到墳地，我們一家人披麻戴孝地跟著他們走，送葬的親友們排著長隊在後面隨行。負責挖土的人，在陰陽先生的指點下用鐵鍬挖出深深的墳塘。陰陽先生雙手掐著羅盤，目光緊盯羅盤指針所對準的方位，又及其小心地移動調整方位，然後示意讓把棺材按對準的方位小心地緩緩放進墳塘。陰陽先生又用羅盤對了對方位，確認無誤後，在我們一家人各自用雙手捧土並撒下一抔土後，挖土的人緊跟著用鐵鍬開始回填挖出的土，在墳塘填滿時我們一家人已哭成淚人。挖土的人繼續在填滿的墳塘堆土，直至堆出一個帶墳頭的墳包。儘管悲傷，可年幼的我知道，從此以後爺爺就在這兒了。每當想他時，我就來這兒看看。又過了些年，我們那兒開始推行火葬，禁止土葬。奶奶在世時，她們這一輩人似乎很害怕火葬，聽她們聊天時說“會燒得流漿大泡的，很疼”。 奶奶去世時，我已在外地工作，聽到噩耗後，急忙請假趕回家奔喪，到家時奶奶的遺體已經被送往殯葬場火化。奶奶的骨灰被暫時停放在家裡，因為要擇日才能將奶奶的骨灰與爺爺並葬，喪事辦完後，我只能先回單位上班，最終沒能參加奶奶入土為安的葬禮。就在幾年前，一生勤儉的爸爸病逝了。在殯葬場的禮儀大廳裡我們與爸爸遺體告別後，我親眼目睹爸爸的遺體被推走後送進了焚化爐，再出來時，已被燒成白骨，我的心在瞬間湧起悲涼的痛楚。爸爸的骨灰在家裡停放了一夜，次日上午在跪拜了爸爸的骨灰後，哥哥捧著骨灰盒，傷心的我和哥哥弓著腰走在前面，身後是我們的家人，送葬的親友們依次排隊跟隨在後面，從家裡走到墳地。墳地就在河堤的緩坡上，面向開闊的農田。在陰陽先生的指點下，爸爸的墳塘已基本挖好。墳塘不大，不到兩米深，陰陽先生用羅盤對準方位後，爸爸被安葬了，地上堆起了一座低矮的新墳，立在一座座墳堆之間。生我養我教育我長大的爸爸，永遠離開了我們，就葬在這裡。已是人到中年的我，強忍悲痛在心裡。回想起爸爸的往事，一幕一幕，都湧向了這座墳。回到北京以後，心頭還是難以平靜，我獨自行走在風裡落淚，眼前浮現的依然是那座墳。於是我寫了首詩《二月的哀思》以寬懷，“二月的風，走進悲傷的心。淚，在風裡；心，在哭泣，無聲地告慰父親的亡魂。這個二月的風，吹動大地，聲聲揪緊哀傷的心。我在努力地想，我在思痛中追憶父親的音容。我要長跪父親一生的操勞和勤儉”。
在我小的時候，一些河堤兩側的緩坡，就是村裡的墳場，分佈著高高矮矮很多墳堆，有些墳因為年深日久竟然成了無人管的祖墳。也有少量的墳堆就立在農田裡。有些河道的岸上還生長著蘆葦，每年的夏季和秋季蘆葦已長得很高很密，晚上走在河堤的路上，野風吹動蘆葦發出沙沙的響動聲，心頭的驚懼，經常讓人害怕得頭皮發麻，後背發涼。在夏季的汛期裡，雨水太多時，抗洪搶險成了頭等大事，需要挖土加固和加高河堤，一些就近的墳堆的土就被挖走了。後代的子孫們或在清明節祭掃時取土重新立好墳堆，或者選擇遷墳。而那些無人管的墳，經常年的風吹日曬和雨水沖刷侵蝕，就露出了腐朽的棺木和白骨，看著滲人。那時這樣的白骨比較多，很常見。後來，國家崇尚講文明的新風吹遍祖國大地，於是村裡責成每個村民小組安排人手揀拾這些露於野的白骨，分裝進一隻只用菖蒲編織成的蒲包裡，挖坑集中埋葬了。
在我們老家，遷墳屬於禁忌的事，除非逼不得已，鄉親們絕對不敢動祖墳。而且，遷墳還是有講究的。曾經有幾座靜立在田地裡的墳，因為村裡要開挖新河道，親屬們被迫遷墳讓位給河道工程了。我太爺爺太奶奶的合葬墳是我和我二叔一起去遷墳的。因為民國時期的戰亂和人口遷移，太爺爺太奶奶的合葬墳，是當時我們家所知道的最久遠的祖墳了。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奶奶讓二叔帶著我去給太爺爺太奶奶遷墳。那時我還是個小孩，二叔帶著香、燭與火紙，拿上鐵鍬和蒲包，領著我來到太爺爺太奶奶的墳地。他們的合葬墳就坐落在與河堤相連的一塊旱地上，因為歷次夏季防汛挖土，這塊旱地已經所剩不多了，他們合葬墳的墳堆也沒了，露出了腐朽的棺木板。二叔在墳邊點燃香、燭與火紙，對著墳地說了些要遷墳的話語，然後讓我與他一起跪拜。遷墳儀式結束後，二叔開始挖墳揀屍骨，我幫著他一起把屍骨裝進蒲包。他們的屍骨被重新安葬在離爺爺墳不遠的一小塊空地上，周圍都是墳，太爺爺太奶奶的新墳堆很小。每次逢年過節時，我們都會在爺爺墳和他們二老的墳前燒些紙錢，以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畢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祖輩們的艱辛付出，才有了我們這些幸福生活的後代子孫。因為水利和防汛，經過一次又一次地整修河堤，最終，我太爺爺太奶奶墳地的位置早已難以查找，這成了一樁令人遺憾的事。而我爺爺奶奶的墳地也已經被覆蓋在河堤裡面了。二叔和爸爸憑著記憶，確定了原先墳地的大概位置。因為爸爸久病，已喪失勞動能力，而我們這些孫子輩的又都在外地為事業和生活打拼，於是就在確定原先墳地大概位置的河堤路旁，二叔用肩擔土，一筐一筐地堆出了如今的爺爺奶奶墳，這樣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對於一位老人來說實屬不易。為此，我曾經提議由我出資給爺爺奶奶墳用水泥混凝土加固，可二叔不讓，說是國家政策不允許，我只能作罷。在我的心裡，祖輩和父輩們很偉大，值得崇敬，當年的他們可是靠人力在戰天鬥地謀生活。我曾寫過一首詩《想起老水車》，從一個側面對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進行了寫照，“老水車，結實的身板，飛出勤勞的歌，揮汗踩出灌溉流。曾經的歲月，昔日的農活，艱辛的祖輩，是怎樣的生存和養育”。祖墳，是家族的榮耀，埋藏著家族的歷史，是家族子孫們可以溯源的根。
在我們老家，墳的堆土也是有講究的。通常新墳很容易識別，因為只有安葬滿三年的墳身才可以堆得很高很大，並且墳基也才會是圓的。而新墳的墳基比較像鴨蛋圓形，且墳身矮小，當年的新墳旁還會插著孝杖。當年的新墳從次年開始每年通過圓墳逐漸堆高堆圓墳堆，滿三年時才可完全堆圓墳基，在以後年度裡，只要親屬願意，還可以堆高堆大墳身。圓墳的日子一般都是在每年的清明節前。孝子賢孫們在去墳地掃墓、燒紙錢時，挖土圓墳，清除野草雜物，堆出新的墳頂。在我們的孝道文化裡，祭掃和圓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近些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有些人家用水泥混凝土澆築了墳身，有的還立了墓碑；更有財大氣粗的人家還建造了帶有圍欄的墓園。這種現象，最初可能是想對墳進行保護，確保墳身不被雨水侵蝕沖刷；同時也省去每年祭掃時圓墳的勞作。後來的奢華鋪張建墳，難免有攀比顯富的嫌疑。自從爸爸去世後，每年清明節前，我都要回老家和哥哥一起去給爸爸和爺爺奶奶掃墓、圓墳、燒紙錢，最後再插上幾枝絹花，緬懷我的祖輩和父輩們。今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封城令，我回不了老家，所以只能很抱歉地打電話給哥哥，由他回老家辦理了。
據我瞭解，老家所屬的縣一級人民政府規劃建造了一些公墓，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村裡人極少購買公墓下葬。公墓不僅離村遠，而且比較貴，這對於一生勤儉的村民來說是一筆昂貴的費用，很多人家根本承受不起。而且，從現有公墓的庫存量來看，供應量遠遠小於需求量，猶如杯水車薪；如果村民們都去買公墓，墓地價格必然會水漲船高，最終會貴得太離譜。那時的“安葬”，無論是對於生者或死者，都不會心安。然而，我覺得村民們之所以不去買公墓下葬，更多的還是因為尊重習俗和情感。我和媽媽及哥哥商議決定了將爸爸的骨灰安葬在村裡他熟悉的土地。也許對他這是個比較好的安排，因為這裡有他熟悉的環境，是他曾經為之出力流汗的地方。那年我接爸爸媽媽來北京生活，順便給他們治病，可是他們只住了幾個月便鬧著要回老家，他們說不習慣城市的生活及環境，還是回農村好。當時讓我很為難，原本想要讓他們在北京養老，可他們卻非要回農村老家，最終我只能順從他們的心意，送他們回家。我深知老人們都是故土難離，而且，農民對土地都飽含深情，正如臧克家先生所作《三代》詩裡的寫照，“父親在田間勞作，兒子在地上玩耍，爺爺在土裡埋葬”。所以，把爸爸的骨灰安葬在村裡的墳地，是希望他能安心。
墳，自古以來就集孝道、親情、家族的命運等諸多因素於一身，這既體現了對亡故者的尊重，又飽含社會和諧的倫理道德。尊重祖墳，不僅能安民心，而且能增強我們偉大民族的凝聚力，這樣大家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將身心投入工作、生產、學習，努力創造更多輝煌業績，使我們國家更加繁榮富強。
張洪兵簡介：號三遲客、一如散人，江蘇省淮安區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江蘇省散文學會會員、全國策劃專家委員、“張洪兵職業經理人之家”網站特聘講師（曾對話央視董倩老師）。作者涇口蛇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