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號稱富有，它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朝廷養兵、養官、養少數民族政權，所以它有“冗兵、冗官、冗費”的問題，直到宋朝滅亡都沒有解決財政問題。
但是這個王朝有一個費用始終嚴格把控，它就是修繕官府衙門的經費，始終不願意出這筆錢。
一、那麼宋朝到底有多富？
《宋史 ▪食貨志》中記載：“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皇祐是宋仁宗的年號，從1049年到1054年），“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治平是宋英宗的年號，從1064年到1067年）這也是史料記載的北宋財政收入最高的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財政的所有的收入，包括銅錢、白銀、絹帛、穀米、草料等物資的總和，單位不是銅錢，而是貫石兩匹。
所以，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億，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億。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很難去簡單比較，宋代稅收是比較繁雜和混亂的，有徵收貨幣的也有實物的。
蘇軾的弟弟蘇轍曾寫過一篇文章《收支敘》，其中，蘇轍列出了元祐初年（1086年到1094年是宋哲宗趙煦的第一個年號）的戶部收入數目：
“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並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谷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
我們將金、銀、綢絹、米穀都折算成銅錢。當時金一兩約值10貫錢，4300兩即值4.3萬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57000兩即值5.7萬貫錢；綢絹每匹約值1.5貫錢，151萬匹即值226.5萬貫錢；米穀一石約值一貫錢，2445萬石即值2445萬貫錢，合計約2680萬貫。加上按銅錢徵收的貨幣稅收入4848萬貫，總數約為7500萬貫。
元祐(1086年-1094年)是宋哲宗趙煦的第一個年號，從治平2年的1065年到元祐元年1086年，差21年時間，政府年稅收的差別應該不大，也就是說，治平年的1.6億（貫石兩匹）約等於元祐年的7500萬（貫），一貫等於一兩銀子，這錢就是7500萬兩銀子。
宋代銀鋌
如果在今天，7500萬兩值多少錢？我們用最常見的米價作為標準來計算價值，今天能查到的東北大米每斤2.98元，算成每斤3元。
根據《宋史食貨志》提到“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和《宋史職官志》“每鬥（米）折錢三十文”的記載，我們以1000個銅錢折銀一兩計算，太平時期米價是1石600-300錢。1兩銀子基本上可以買到2-3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計算，1兩銀子相當於人民幣792—1188元。
宋代的財政收入7500萬兩銀子就相當於594億元——891億元。
與明朝對比一下：
《明史》中記載，明朝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300萬兩白銀，不過，由於明朝大部分時間裡都不是按現銀收稅的，田賦、鹽稅、工商稅、鈔關稅以及徭役全部換算成現銀計算，明朝平均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是2000萬兩。
有學者推算明代的1兩銀子價值是人民幣600-800元，不如宋代1兩銀子價值高。明代只2000萬兩而宋代7500萬兩，可見，宋代的富裕程度。
二、宋朝廷每年獲鉅額收入，夠花嗎？
與鉅額的收入相比，宋朝廷的財政支出也極其龐大，每年收多少錢，基本也能花多少錢，收支基本相當。比如：
根據掌管財政的三司使統計，公元1038年，陝西、河北、河東三路的財政收入分別是1978萬、2014萬和1038萬，而財政支出分別是2151萬、1823萬和859萬，整體上收支相抵，略有結餘。
其它各路的情況也應該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每年政府還要給遼和西夏大量的歲幣。
其中給遼國的歲幣有：銀10萬兩、絹20萬匹；在宋仁宗時有所增加，變為：銀20萬兩、絹30萬匹；
給西夏的歲幣有：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
跟每年的收入相比，雖然不多，但這筆錢是每年都要給出去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財政負擔。
《宋史▪食貨志》記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這樣的例子在《宋史》中多次出現，大觀三年，戶部侍郎範坦言："戶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
“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複增給及氾濫員額，並詔裁損。”
……
《宋史》中這種朝廷缺錢的記載比比皆是。
三、宋代不只是“官不修衙”
賺得多，花銷大，皇帝總能找到節省的辦法，比如：宋代是不隨便修官衙的。
清明上河園
我們來看北宋最著名的風俗畫《清明上河圖》，很有意思，圖上建築鱗次櫛比，但竟看不到官衙，唯一一個官方的部門就是城門口的稅務所。
清明上河圖中的虹橋
注意觀察圖中紅圈處
放大以後就是這樣。↓
清明上河圖上的唯一官衙——稅所
這是一個三開間的簡陋的房子，就在城門內角落裡，很不起眼，這與財大氣粗的宋朝似乎並不契合，實際上宋朝政府是嚴格限制修建官衙的，一般的官衙都破舊不堪。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 年）， 朝廷明令地方政府“ 無得擅修廨舍”， 這就是說，各級政府不得擅自修繕官衙。
宋神宗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宋朝廷“詔京城內外除修造倉場、庫務、店務、課利舍屋外，自宮殿、園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觀等，並權停。過七年取旨”。就是暫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後再說，因為政府要優先建設貯存糧食的倉庫、國庫、公租房、稅所等公共項目。
如果官衙實在破舊不堪，那也可以修，只是需要上報朝廷，能不能批下來就不一定了。
有些地方長官著急，先斬後奏，先修了再說，這會遭到監察機關的彈劾，和皇帝的處罰。
比如：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 )， 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發“ 在司擅增修廨宇”， 即在知州任上擅自修繕官衙 ，於是朝廷立刻派遣有關人員去調查 ，查證屬實 ， 馬上把他交大理寺議罪 ， 於是薛知 州就從省級行政一把手，被貶為“ 連州文學”， 即小地方的閒職 ，收入大不如前。
杭州西湖亭橋
還有一例關於大文豪蘇軾：
宋神宗時期，蘇軾在杭州當官，這裡的衙門“例皆傾斜，日有覆壓之懼”，杭州衙門牆體傾斜，隨時有倒塌的風險，這樣的危險建築竟然沒人去修繕，十多年後 ， 蘇軾重回故地，但他發現破敗的州衙依然沒有得到多少修繕。 就在那一年六月 ， 州衙的房屋終於倒塌了， 還壓傷了衙門的兩名書吏。
兩個月後，州衙的鼓角樓也倒了，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 ， 內有孕婦一人。 自此之後 ，“ 不惟官吏家屬 ，日負憂恐 ， 至於吏卒往來， 無不狼顧”。 就是杭州官衙，事故頻仍，造成人心惶惶，沒辦法，只能申請撥款修繕，連打兩次報告，朝廷終於撥了一點一點款（不會超過十貫）進行修復，朝廷真是窮困。
宋代不只是不修各地的衙門，其實連它的皇宮也沒有大規模的修建，跟其它朝代的皇宮比，顯得很寒酸。
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宮城，可能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寬闊。數據很說明問題，宋代皇宮周長5裡，唐代大明宮的周長為15.2裡，明清紫禁城的周長為6.8公里。
《東京夢華錄》記載：因為樊樓太高，站在汴梁的酒樓“樊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所以後來官府幹脆禁止市民在豐樂樓的頂層眺望，以免他們“下視禁中 ”。
樊樓夜市圖
宋代雖然表面上很有富足，但實際上財政收支經常赤字，甚至是連年鉅額虧空，朝廷總在這種“沒錢——找錢”的狀態中維持，宋代歷史上的兩次變法，也都是為解決財政問題的，可惜都沒有成功。
參考資料：脫脫著《宋史》；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劉越藩和劉明泉著《宋代官不修衙的制度安排》；吳鉤著《宋：現代的拂曉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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