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大梅沙出發，沿著大鵬灣的海濱公路一路向東行駛，穿過葵涌蔭翳蔽日的亞熱帶密林，便來到7000年曆史的鹹頭嶺遺址。
遺址目前並不對遊客開放，只有一道鐵絲網的大門與外界隔離。門口佇立一塊“200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木牌，和一個看守的崗亭，代表著這個禁區非凡的身份。
這裡出土的文物主要在深圳博物館裡展示。考古隊在這裡發現了精美的圓形石器和壓制陶紋的石拍，還有石刀、石斧、石錛等石器。代表著7000年前，這裡的器物製造工藝，已經是珠三角地區同類型遺址中的最高水平，併成為對周圍遺址有較強輻射力和控制力的一箇中心性聚落。
鹹頭嶺遺址位於珠江流域，而珠江流域與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古人類文明，又有著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
鹹頭嶺遺址的發現，為深圳人重塑了對城市歷史的自信，也讓深圳人可以自豪的對外界宣佈：深圳不缺乏歷史文化，我們從7000年前起，就擁有著當時製造業的最高水準。
深圳，這座話題不斷的城市，四十年來歷經風雨無數，卻一直在改革開放的滾滾浪潮中，扮演著中國製造業價值鏈的領航者角色，牽引著珠三角乃至整個中國的製造業升級。
華強北
華強北是指由深南中路、紅荔路、上步中路、華富路4條城市主要道路合圍而成的區域，總用地面積1.45平方公里。在華強北最鼎盛的年代，這裡每天的客流量達70萬人次，商業批發、零售、電子產品交易和餐飲年銷售額超過1000億元。
和多數產業集群興起一樣，華強北的崛起，早期同樣是國家意志的一次風險投資。
華強北的源起，要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初。原電子工業部、兵器部、航空工業部、廣東省電子局等單位，在上步工業區內創辦了一系列中國電子工業企業。這片區域，也成為中國電子工業涉足市場經濟的最初試驗田。而當時的華強路，只是工業區內一條內部道路的名稱。
這條路得名於最早入駐的華強公司。這家從粵北遷到深圳的軍工企業，早在1979年深圳特區成立一年前就來到深圳，深圳劃撥了15萬平方米的土地，位於如今華強北路東面大半個街道。來到深圳後，這家公司才改名華強，寓意中華民族富裕強大。
第一家來華強北投資建廠的央企是中航技公司。這個國家航空工業部下屬企業因為進入早，得到了如今華強北路西面到華富路幾乎所有地塊，達10萬多平方米。1981年3月開始，先後開辦了南航電子廠、航空精密模具廠、深圳航空鋁型材廠等。[1]
另一家是中電公司，不僅建立了京華電子、華髮電子兩家合資企業，還建立起了電子大廈、電子科技大廈兩座深圳著名的高樓。
1982年8月，20層高的深圳電子大廈竣工，是當時深圳經濟特區第一高樓
1986年，為了整合分散的小電子企業，實現市場化運營，電子工業部發起成立深圳電子集團公司。1988年，深圳電子集團更名為賽格電子集團，並在賽格工業大樓一樓，設立全國第一家專門銷售國內外電子元器件的電子產品交易市場——賽格電子配套市場。當時由來自深圳本地和內地的160多家廠商以及10家港商，以自營自銷、聯營代銷的方式經營。此時形成了華強北的雛形，上步工業區也從一個工廠區變成了一個國內舉足輕重的電子元器件交易市場。
製造哺育交易，交易帶動製造。 華強北的崛起，讓深圳的電子產業開啟野蠻生長模式。這裡不僅有佈滿流水線的大工廠，更有遍地開花的小工廠。每天的電子元器件像小山一樣堆積無數，平了又起，起了又平。從手機到視聽產品，從電腦整機到各種零配件，這裡流轉著幾乎全世界所有能想象得到的電子產品和元器件。
“在美國需要花3個月才能找齊的電子元器件，到了華強北可能只需要一天。”[2]
以賽格電子市場為例，前後一共經歷了五次擴容，發展至目前總經營面積近60000平方米，商鋪3000餘個。2000年，總高度355.8米，共72層的賽格廣場投入使用，宣告華強北正式問鼎當時亞洲的第一大電子市場。
交易活躍的背後，是財富的原始積累，和一個個造富的神話。
2000年～2008年，是華強北的黃金年代。曾經，深圳只有兩個商圈——東門和華強北。華強北，幾乎就是中國電子產業的晴雨表。
在那個年代，在華強北的生存模式簡單粗暴，誰能搶到好的檔口，誰就能坐著賺錢。檔口價格被炒到30萬/平，一張商鋪申請登記表可賣到5萬一張[2]，不起眼的玻璃檔口背後，是無數個身價不菲的富翁。在華強北這小小的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誕生了數不清的億萬富翁，也孕育了騰訊、神舟電腦、同洲電子、金證、洪恩軟件等一批在國內響噹噹的知名企業。
世紀初的華強路，過往的行人幾乎都是統一的姿態：兩眼放光，小碎步快走，手裡拿著各種樣式與品牌混雜的手機，不斷聯絡著業務。各個櫃檯檔口裡忙碌的老闆，和此起彼伏的討價還價，還能常常看見有外地的遊客往大號蛇皮口袋裡塞滿掃來的戰利品——山寨的手機、MP3和各種數碼產品。這些產品，大多數是受老家親戚朋友委託代購的深圳“土特產”。
對於很多內地朋友來說，當年華強北的數碼代購風潮，更甚於現在的“海購”。
20世紀初的華強北
盛極必衰，物極必反。
華強北的衰落與三件事幾乎同步。一是以蘋果為代表的智能手機的興起，讓山寨潮流迅速消退。二是以淘寶、京東為代表的電商的風靡。越來越少的人會選擇拎著蛇皮口袋去華強北採購數碼產品。第三件事是深圳房價的飛漲。隨著地價房租的高歌猛漲，物流的便捷發達，也讓華強北的效率越來越不具備競爭力。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深圳地鐵的施工。2013年，華強北地鐵施工圍擋，讓華強北進入隔離狀態。人流大幅減少，大量實體商鋪空置，出租率和租金價格都急速下降。
華強北，在一片質疑聲中開始長達近四年的蟄伏隱忍。
如今的華強北，已經在新工業革命的浪潮下完成悄然轉身，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但是華強北留下的一個個創富故事，已經成為一代深圳人不可磨滅的記憶，和激勵新一代深圳人面向未來的驅動力。
深圳夢
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從當初不滿50萬人的小縣城，到如今的2180萬常住人口（編者注：數據來源於廣東移動大數據應用創新中心）。深圳的奇蹟大多由外地人創造。
與深圳這座城市的氣質一樣，早期來這片土地上打拼，並且闖出一片天下的外地人，幾乎帶有同樣的基因：野蠻生長的能力。
這裡地處海濱狹長地帶，既不像北京上海有體制的桎梏，也不像北京上海有政治大樹的廕庇。但對於當年眾多來深圳的追夢者來說，這裡卻是背水一戰之地，進，則意味著全中國。退，只有浩瀚南海。
四川人陳秀峰陳良兄弟，初來深圳之時，也是懷揣一個深圳夢。兄弟倆開過川菜館，做過液晶顯示屏貿易。200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從樟木頭一位收電子廢料的商人那裡，拿到一種白色的“塑料布”。這種塑料布其貌不揚，當時卻要賣到每平米近40美金。陳秀峰兄弟得知這種塑料布名叫“鋰電池隔膜”，是製造動力鋰電池的四大材料之一。被美、日等國壟斷，國內不僅完全依賴進口，而且被加以諸多限制。
兄弟倆決定投身隔膜的貿易，貿易初期的方式極為原始——從樟木頭收回大卷隔膜剩下的邊角廢料，運回來捋平、裁直，再重新加上自制的包裝盒，可以繼續賣給生產小型電池的工廠。
一個毫不起眼的機會，一種現在看起來很原生態的創業方式，卻為中國未來最大的動力鋰電池隔膜企業，掘來第一桶金。
在有了比亞迪、中航鋰電等第一批客戶之後，陳秀峰希望獲得日本廠商的代理授權，但是卻被拒之門外。收售邊角廢料的路子也不可能一直持續。此時的星源材質，面臨第一個十字路口，是見好就收，還是繼續前行？
陳秀峰和陳良決定賭一把大的。將之前貿易賺來的所有資金押注自主研發。在一片國內科技的空白地帶上自主研發，和代理貿易完全是兩個難度級別。意味著一旦成功，將名垂青史，而一旦失敗，則傾家蕩產。
但深圳這片土地上從不缺少幸運的故事，星源材質不僅成功搞出了鋰電池隔膜，更是歷經曲折，發展成為國內鋰電池隔膜的龍頭企業。
星源材質的鋰電池隔膜工廠
類似星源材質的創業路徑，並不是深圳高端製造業的個案。不拘一格，敢放手一搏，這是早期在深圳打拼天下的那一撥企業家，幾乎共同具備的天性。
1995年，28歲的處級幹部王傳福，從一位做投資管理的表哥那裡借了250萬元錢，註冊成立了比亞迪科技有限公司，領著20多個人在深圳蓮塘的舊車間裡開始了鎳鎘電池的生產。
1987 年，43歲中年男人任正非，因經營被騙200萬元而被國企南油集團除名，妻子隨後與之離婚，任正非一個人帶著老爹老孃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集資2.1萬元，創立華為公司。
比亞迪和華為的創業故事本篇不做多敘。這兩者如今分別在不同的領域，代表著中國製造的最高水準。
深圳的第一代創業者，和7000年前鹹頭嶺的祖先們一樣，在一片完全野生的處女地上，開墾著屬於自己的世界。
深圳人這種野蠻生長能力，隨著深圳的國際化大都市化，正在逐漸退化。即將進入不惑之年的深圳，不再是二十來歲那個年輕的深圳，血氣方剛，可以憑藉一腔熱血和過人膽量打天下。年近四十歲的深圳，越來越精英化，越來越具備自己的判斷力。
屢屢被官方宣揚的“深圳精神”，形成於1990年，原為“開拓、創新、團結、奉獻”的八個字。2002年3月至8月，深圳市開展了“深圳精神如何與時俱進”大討論活動，深圳市委常委會集中全市人民的建議意見，經過慎重研究，決定將深圳精神重新概括為四句、十六個字。新的深圳精神是“開拓創新、誠信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
位於深圳市委門前的拓荒牛，代表著深圳精神
深圳不再年輕。房價飆漲的深圳，也不再是外地人追逐夢想的天堂。但是四十載的沉澱，讓深圳這座城市穩重、精明瞭許多，卻依然保留著不拘一格，創新求生的氣場。
外遷的深圳
陳秀峰兄弟、王傳福、任正非等人初來深圳之時，看中的是深圳優渥的政策土壤、開放的交易環境，濃厚的創業氣氛。而如今，企業家們卻要紛紛“逃離”深圳。
深圳的版圖，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城鐵和高速公路的興建，不斷地將整個珠三角拼接在內。逐漸步入一小時生活圈的珠三角經濟帶，正在升級成為粵澳港大灣區。深圳這個拉動珠三角乃至全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卻不再有足夠可供製造業發展的土地。
與土地不足相伴而生的，是房價的飆漲，當年打工仔的天堂，如今成了一座買不起房的城市。
星源材質的第二、第三座工廠，都沒有選擇落地在深圳。2017年，與主要客戶之一——國軒高科合資，總投資30億人民幣，年設計產能5億平方米的溼法隔膜工廠在合肥投產。2018年12月，總投資50億人民幣，年設計產能10億平方米的超級塗覆工廠，即將在常州投產。
合肥建廠是因為主要客戶位於此地。而投資常州的原因也與客戶有關，除了深圳沒有足夠合適的土地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重要的下游客戶如LG化學等，均將自己的電池工廠佈局在長三角。
2017年，一篇名為《是深圳拋棄了製造業，還是製造業拋棄了深圳？》的文章在網絡流傳，文中引用深圳市政協發佈的長達25萬多字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壯大深圳實體經濟重點調研報告》指出：深圳製造業外遷已成潮流。“近期，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
外遷的包括深圳的諸多明星企業：如2014年中興通訊將生產基地遷往河源；比亞迪則在2015年，將新能源汽車的產業基地選擇在廣東經濟最為落後的汕尾；2016年華為終端轉移落戶至東莞松山湖；大疆科技2013年就在東莞買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將不少生產線移到了鄭州及內地諸多城市……
歐菲光、兆馳股份、興飛科技、海派通訊等企業，將生產線搬遷至江西南昌，建立了規模龐大的產業園區……
比亞迪汕尾工廠
另一篇幾乎同時流傳的文章名叫《別讓華為跑了！》，文中除了將深圳製造業外遷的重要原因歸咎為深圳一路高歌猛進的房價，和嚴重短缺的土地，也同時指出：“全球性的偉大公司，往往都是在輕鬆舒適的城市中誕生的。”而深圳這樣高強度、快節奏、每天都在疲於奔命的城市， 顯然不再適合研發型人才的留佇。
評論之間也紛紛聲討，高房價不僅留不住打工人群，甚至可能連高收入的精英人才都一併擠出。
任正非隨即站出來回應：“深圳的營商環境總體已經很好了，我們從未想過要外遷，我們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
事實上，遷移是一定歷史時期中，不可逆轉的趨勢。當年移民組成的美國，也曾經歷一場製造業的大遷徙。在美國的製造業離岸外包的那個年代，整個第三世界紛紛成為美國製造業轉移的腹地。
當年因為本土製造成本過高，而鼓吹美國製造業離岸的人們，顯然忽略了離岸後的真實成本。生產與公司的管理分離，隱性成本的增加；產品和生產流程的脫離，減少了改進產品的可能，失去產品的創新性；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員工流動大，無法儲備高端人才；遠距離供應增加交付週期，進而增加倉儲需求；供應鏈和存儲環節佔用大量資金……以及國內工作崗位的流失，某種生產技能的喪失，讓離岸的美國製造業，逐步呈現空心化狀態。
近年來，美國自上而下，又開始一場“製造業回岸”的運動。
深圳的情況不太一樣，深圳轉移的腹地，是大灣區和整個中國，並不存在肥水流向外人田的問題。對於已經超負荷運轉的深圳城市來說，轉移一些相對低端的產能也是一種減負。相反，深圳製造的外遷，可以外溢價值到相對落後的地區，以深圳為高地，優化大區域的產業佈局。
從這個角度來說，深圳牽引著整個中國製造的升級。
迎風升級
製造業外遷的背後，並不是深圳的沒落，而是深圳的升級。
就好比一個創業者，過了二三十歲靠體力和激情打拼的階段，沒必要再時時刻刻衝殺在一線。轉而以經驗和智慧，帶領著公司的發展。
即將四十不惑的深圳，如今正在從一個製造+交易驅動的城市，逐步升級為一座科技+資本驅動的城市。
華強北並沒有沒落，在經歷蕭條之後重塑的華強北，雖然少了以前川流不息的買賣人，但卻正以另外一種力量，繼續牽引著中國電子產業的創新發展。
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就對華強北的未來發展提出了“三個中心”的定位，即高端電子信息服務、展示和交易中心，多元業態混合的高品質商業中心和生產型服務中心。如今的華強北，一改過去低端賣場的形象，已經成為“創客”的天堂。
星源材質雖然將工廠向外轉移佈局，但是最主要的管理和創新研發中心仍然在深圳。比亞迪的決策大腦仍然在深圳，而華為的中樞神經，仍然在深圳。
企業外遷的，只是工廠和部分創新部門。正如任正非所說，深圳經過四十年的發展，“營商環境”總體已經很好了。
任正非所說的營商環境，不僅包括政策、法治，還應該包括資本、信息和配套環境。而新世紀以來崛起的金融資本，已經成為推動深圳，乃至中國持續創新的新生力量。
如今的深圳，擁有證券交易所1家，證券經營公司19家，期貨公司13家，法人保險機構22家；基金管理公司24家，所管理的基金佔全國半數以上。
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資，並引導社會資本出資設立的深圳市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深創投前身），目前管理各類基金總規模約2913.47億元，已投資項目927個，累計投資金額約402億元，其中142家投資企業分別在全球16個資本市場上市。已經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創新投資機構。
2018年的資本寒冬，深圳市政府拿出500億專項資金，發放委託貸款給上市公司，用於救助企業的流動性。這一頗具爭議的舉措背後，也體現出如今深圳的財大氣粗。
吳曉波2017年8月19日在深圳前海萬豪酒店的《轉型之戰——轉型升級的七條路徑》主題演講中提到，“中國企業利用龐大的內需市場和人民幣泡沫所形成的資本能力，在全球範圍內通過併購和降維打擊的方式，獲得製造環節的核心能力，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深圳製造，正在迎風升級！
關於深圳的未來，任正非心裡有六個字：法治化、市場化。在任正非的理解裡，把知識產權保護真正一點點地落實好，就會原創越來越多，創新就有可能。
如果說前四十年的深圳，是可以打破傳統，不按規則出牌，草莽英雄創造了深圳的奇蹟。那麼後二十年的深圳，則需要多一些規範，多一些規矩。
在深圳開車的司機就會深有體會，深圳的交通處罰有多麼嚴格。
2018年3月30日，深圳交警通報了一個在深圳很常見的罰單：車牌號為湘FXXXX9的小車，於2018年03月28日在濱海大道沙河東立交東往西，駕駛機動車違反規定佔用應急車道。深圳交警對此開出的罰單是：罰款3000元、記6分。
關於違反規定佔用應急車道，公安部的規定是：罰款200元，一次記6分。很多省市都是按照公安部的規定開罰單，深圳則直接把罰款額提高了15倍！
這就是現在的深圳。臨牌過期，罰！後排不繫安全帶，罰！在內地不經意的違章，在深圳也可以罰到肉痛。而嚴格執法的背後，是深圳規矩的一個縮影。有規矩，就要遵守。有法治，就要執行。這種對規矩的敬畏，帶來市場的公平。
所以，成為中國製造業的領航者，在上個世紀，深圳是開路先鋒。在本世紀，深圳仍是當仁不讓。這座城市的未來，還遠遠不到下結論的時候。它正以強大的自我認知和更新升級能力，在新時代書寫新的輝煌，肩負更重大的歷史責任。
尾聲
深圳製造的四十年，是中國製造的四十年。
深藍大道兩側，如今已鮮能見到拎著蛇皮口袋，操著各地方言的往來客商。而穿行的人流，依然顯得忙碌、倉促。這些人的衣著明顯光鮮了許多，都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其中不少人已經擁有深圳戶口。
深圳是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毗鄰香港的深圳，當初只是內地人的一個逃港口岸，冰涼的海水中埋葬著無數食不果腹者悲愴的夢想。如今卻成為一個重要中樞城市，每天從全世界趕來的客商絡繹不絕。這裡誕生著無數中國式的傳奇故事，也驅動著中國製造的沉澱，升級，邁向中高端。
陸地面積1997平方公里的深圳，無法僅僅用“創新之都”四個字來概括。相對於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國土，深圳又實在是顯得渺小。但正是這中國地圖上的一個小圓圈，成為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第一塊試驗田，成為了中國奇蹟的夢起之地。這塊小小的土地，成就了無數人，改變了無數人，也摔倒了無數人。
深圳是什麼？只有經歷過的人才可以回答。
對於改革開放的經歷者們來說，即將年滿四十歲的深圳已經不算年輕。但是對於深圳來說，四十歲還很年輕。未來的深圳，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而對於一座時刻保持創新狀態的城市來說，故事不會有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