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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孔子形象，最主要的來源是《論語》、《孔子家語》、《史記•孔子世家》等古典權威文獻。孔子生平的年代距今2500年左右，古人所謂“千年一聖”，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中，孔子的地位幾乎無人可比。即使在近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之後，孔子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改變，但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
在我上中學時的上世紀90年代，歷史教科書中對孔子的評價是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幾年前，我去拜訪曾經教過我歷史課的高中班主任，談話中偶爾翻閱新歷史教材，發現孔子已經恢復“至聖先師”的崇高地位。新世紀以來，以“國學”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偉大理想的激勵之下，再度“熱”起來。尤其是在“百家講壇”的推廣下，在廣大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再次被古典文化所喚起，是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和世界影響力不斷提高之後，國人自我認同感自覺增強的體現。孔子歷史地位在中國百年間的沉浮，是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大斷裂、大復興一致的。中國在近代“西學東漸”的文化語境下，曾對民族文化遺產進行過強烈的否定，從打倒“孔家店”到恢復孔子的聖人地位。說明中國人開始不再滿足於西方文化資源，從而更加自覺地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民族復興的資源。
孔子由一介布衣，成為千古聖人，並非一朝一夕，而是經歷了數千年的時間。因此想否定和打倒“孔家店”，在中國並非易事。在世界上，孔子不僅是中國，而且是亞洲，乃至東方文化的代表。孔子開創的儒家文化，對於東亞四國，即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的影響，可謂難以估量。儘管儒家學說已經不再與官方意識形態結合，但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可謂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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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型書展中，我看到了電影《孔子》的小說版，連帶看了預告宣傳片的花絮。之後找了一個空閒時間，將這部電影看完。憑心而論，這部電影的創作態度是認真的。雖然情節與歷史記載有出入，但藝術畢竟與歷史不同，一些具體的發揮和改動，是無損作品主旨精神的。再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文獻和記錄，也是經過加工潤色，多多少少帶有編寫者主觀褒貶傾向的。文、史、哲雖然書寫方式不同，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修辭方法。我們所接受的歷史，永遠是一種主觀意向與客觀事實相交融的“效果歷史”。
電影《孔子》想表現的是一個“真實”的孔子。在影片中，孔子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他對人寬容仁厚，謙虛有禮，施政有方，大智大勇。在人物塑造上大體是成功的，而孔子的弟子們，尤其是顏回表現的也相當不錯。影片前半部比較精彩，而後半部略顯唐突，著力刻畫的情節不多，難免讓人有流水賬之感。孔子自我流放的十四年，可表現的內容很多，即使晚年歸魯，“獲麟”一節也該有所點染。但在影片中都被忽略了。從整體上看，上半部的主題是“得志”，而下半部則是“失落”。或許是影片將重點一直放在對孔子“去聖”化上面。而對流亡生活的表現過於悽慘，與歷史記載中孔子在各國的“上賓”禮遇，相距甚遠。但是，我們所接受的孔子形象，一般都難以抹去先入為主的“聖人”光環，以至於我們將孔子在生命困境中所遭受的痛苦淡化。即使我們回到原始文獻《論語》，也只能發現其中的孔子，是一個道德精神境界很崇高的君子楷模，而不是一個現實中的成功者。
古代有“立德、立言、立功”之說，孔子對中國歷史的最大貢獻在於立德，其次是立言，最後才是立功。孔子曾在魯國為大司寇，並攝相事，主持“夾谷會盟”、實施“墜三都”，作出很多非凡業績，證明他的政治才幹和思想學說的可行性。可是最後在巨大的阻撓下功虧一簣。可是他即便成功，其功勞也不會超過春秋時期的管仲、樂毅、子產、宴嬰，以及後來的張良、孔明等名臣賢相。而從“立言”上看，孔子最大的貢獻是對古代經典的重新編訂。孔子一向採取“述而不作”的態度，他晚年的工作是整理和歸納《詩》、《書》、《禮》、《易》、《春秋》，而沒有留下任何關於自己學說的文字。最多是以“我注六經”的方式，對經典進行一定限度內的闡釋。如果孔子僅僅做了這些工作，他不過只是一位優秀的文獻學家，而不是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因此，我們說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立德”。
孔子的思想主要都表現在《論語》之中，從這部對話錄的內容來看，孔子的所有言論和教導，都在於“做人”，也就是如何做一個“君子”。《論語》的核心是“內聖”，而不是“外王”。孔子講“仁”、重“禮”，說到底是教人們如何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在《論語》中，孔子自身就是一個仁人君子，完美道德人格的典範。正是孔子自身的榜樣力量，才讓他的弟子，以及後來的千萬儒者，在效仿他的同時，在現實中實踐儒家的一系列道德理念和政治理想。孔子在古代雖然被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聖化”，但從來都沒有被“神化”。《論語》中的孔子形象，是一個凡人通過自己的修身養性道德實踐，可以達到的一種可能性，儘管在實踐中有高不可及之感。孔子的現實人生在立功方面是失敗的，無論是魯國執政、還是周遊列國，他的仁政和禮制都無法推行。但他的學說卻流傳千古，這與戰國末期受到統治者重視的法家學派代表商鞅、韓非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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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生前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聖人，當子貢問孔子，老師您是否達到聖人的境界時，孔子明確地回答說：“聖則吾不能”，而能做到的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這當然可以看做是孔子的謙虛之詞，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這是他的真心話。那麼他眼中的聖人，應該是什麼樣呢？
在《論語•述而》中，有一段是論聖人的話。“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將見君子者，斯可矣。”由此可見，聖人在孔子眼中，是一種難以企及的人格境界。只有古代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才能被稱為聖人。但這也只是勉強稱之而已。我們再來看《論語•憲問》中的一段話，“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認為聖人“生而知之”，但在實際上，即使是傳說中的古聖先賢，也沒有生而知之的，大多都是“學而知之”的。包括孔子、以及與其同時代的老子、釋迦摩尼、稍晚一些的蘇克拉底、柏拉圖等智慧和學問非常高的人在內，亦是如此。
可是孔子在弟子的眼中，儼然就是聖人了。在《孟子•公孫丑上》有一段宰我、子貢和有若對孔子的評價。“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這當然是孟子的看法。孔子在其後學弟子之中，不僅是標準的聖人，而且超越了一直被孔子所尊崇的堯、舜，成為古往今來的第一人。而當儒家學派在漢武帝“獨尊儒術”成為中國的官方正統思想後，孔子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至聖先師”只是早晚的事情。在孔子之前，聖人都是帝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莫不如是。只有周公不是天子，但在實際上掌握了天子的權力，行使過類似的職能。“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在孔子心目中，周公的地位或許不是最高的，但卻是最親切的。從他對禮樂文化的態度，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認為周禮勝於夏和商，這說明孔子雖然“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並非無選擇的認為古代文化都是好的。對於古代，孔子提到最多的是堯舜的禪讓時代和文王周公的禮樂時代。對於唐、虞之前和夏商兩代，他幾乎不怎麼講。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他看來，“質勝於文則野，文勝質這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東周衰落後，禮樂文化的典籍都在魯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孔子才有可能接觸到比較多的禮樂文化。在《莊子•天下》中有這樣一句話：“：“《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周禮是一種由祭祀發展出來的文化，孔子年輕時從事的職業就與祭祀相關，因此對於周禮瞭解的比較多。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著，信而好古”，他實際上好的是周代的禮樂文化。這不僅與禮樂文化對他的薰陶和影響有關，更主要的是，他認為春秋時期社會動盪，人心不古的原因是“禮崩樂壞”。墨家尚夏道之簡樸，敬奉鬼神；道家重上古之原始，親近自然。春秋戰國最有影響的思想流派，都是主張復古的，打的都是“文化復興”的旗號，但所復之古卻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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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要恢復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生活，無為而治，即復興上古。墨家崇尚奴隸社會初期的夏代，簡單質樸，即復興中古。而孔子與他們比起來，只是想復興西周的禮樂文化，文質彬彬，即復興近古。孔子所繼承的禮樂文化，是一種經周公改革之後的人文理性文化。這種文化注重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道德，將一切國家、社會、家族之間的關係，納入一種和諧的秩序當中。與墨家所繼承的夏代文化、道家所崇尚的原始文化不同，儒家既不贊成墨家那種無視差別的“兼愛”，也不贊成道家的那種超現實的“齊物”。而是持守一種和而不同、差異對待的“中庸”之道。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復古”為名的消極派是道家，激進派是墨家，而法家則適應時代，採取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態度。儒家在當時其實是處於“復古”與“尚今”之間，只是“保守”而已。
無論怎麼說，當時還是名存實亡的“周天下”，孔子所提倡的“尊王攘夷”，不過是想恢復周王朝的禮制而已。因此他最反對的不是“不古”，而是“越禮”。孔子和儒家學派的出發點，是以“禮樂”這種理性溫和的方式，來實現“仁和”與”大同“的和諧社會。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無疑是難以實現的。不僅儒家，崇古貶今的道墨兩家，無論是積極入世，還是消極避世，也都無法改變“無道”的亂世局面。既然“道”已經行不通，那麼就只有倚靠“術”了。因此，力倡“法、術、勢”的法家，得到崇尚武力的秦國認同，以戰爭和權謀，結束了戰國的混亂局面。
秦國以法家思想統一六國，並不能說明法家的思想就優勝於當時的儒、道、墨諸家學派。只能說法家思想更適合於“當今爭於氣力”的混亂世代。但動盪的混亂時期一旦結束，再使用那種嚴刑峻法的治國方式，就不適合了。秦王朝的迅速滅亡，證明了法家思想的侷限性。而墨家那種有“組織”，無“政府”的思想，明顯不會為任何一個君主專制王朝所容許。道家的思想雖然能延伸出一套治國的“黃老之術”，但終究不適合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封建帝國。漢武帝“獨尊儒術”的選擇，是適應那個時代的。一方面，使儒家文化成為正統；另一方面，也使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孔子的原始儒學理念。漢武帝接受的儒家學說，是經過董仲舒糅合“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之後的儒教教義。
中國的儒教創始人，實際上是董仲舒。他雖然做了非常大的貢獻，但最後還是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重用。畢竟他只是一介儒生，而不是一代教主。儒家學說有自身的傳承體系，這就是“道統”。以孔子為中心，之前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有思孟韓柳程朱陸王。雖然孔子之後的“道統”一直有爭議（雖說是儒學內部之爭，但荀子卻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誰讓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的老師呢？）。孔子的道統傳人，一直重複著他的命運。孟子的一生，與孔子何其的相似自不必說。韓愈、柳宗元的從政經歷，與孔子一樣不得志。韓子的《千里馬說》、《獲麟解》，雖然是夫子自道。但用在孔子的懷才不遇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中國歷史上，程朱理學在近千年的時間裡，對宋元之後中國社會文化影響之大，無出其右。二程朱熹生前皆不得志，王安石變法失敗，蘇東坡屢次被貶。陸九淵、王陽明被正統斥為“異端”。中國的儒生最後一次在政治上的努力是“維新變法”。可惜與當年孔子“墜三都”時一樣，雖然得到國君的支持，但奈何“天子”大權旁落，最後難免功虧一簣。真正的儒者們，明明知道不可為而為之。生逢無道的亂世，人人皆可自顧，唯獨儒者不可。天塌下來，必然有人去扛，老莊的門徒可以圓滑避世，逍遙自在。但作為“聖門”之後的儒者，“補天”之事，必要要由你去做。失敗了怎麼辦？孟子說：“捨生取義，殺身成仁！”戊戌六君子在變法失敗後，從容就義。雖事敗人亡，但氣節猶在。梁啟超雖然沒有像譚嗣同那樣選擇就義，但他不是逃兵。
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和文學革命，都是梁啟超最先倡導的。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都認他是先驅。先有梁任公在《新民說》裡批判國民性，後有魯迅在小說和雜文中批判國民劣根性。說自己是儒生的，未必就是真儒，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也未必和儒家精神無關。魯迅批判的矛頭一貫指向封建禮教，對魏晉風度頗有好感。人家說他是“魏晉文章”，他是承認的。但他最痛恨的是老子那一套，《故事新編》中的《出關》，就是最明顯的表達。在其他幾個故事中，《補天》、《奔月》、《理水》、《非攻》中，塑造了“民族的脊樑”形象。或許他更讚賞墨子的那種“兼愛”的態度。但他自己的那種“扛住黑暗的閘門”的精神，無疑是與儒家擔當天下的“補天”精神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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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孔子》的出現，說明中國人已經不再透過耀眼的光環和偏見，去審視一位古代的“君子”了。電影《孔子》呈現給我們的形象，或許可以說孔子是“聖人”。因為從他的影響來看，他就是聖人。在孔子生活的時代，老子、蘇克拉底、瑣羅亞斯德、釋迦摩尼、世尊大雄，這些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思想家，確實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我們可以不崇拜聖人們，但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生活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不是聖人，而之後兩千年曆史中的孔子是聖人，這並不矛盾。因為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在兩千年的時間裡逐漸擴大的。
孔子在世的時候，子貢稱他為聖人，他不肯。所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當時孔子知道他離聖人還有距離。因此沒有同意子貢的說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聖人都是後人尊崇而成的。即使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深受萬民愛戴，也沒有一個人說自己是聖人。這也不僅僅是謙虛而已，而是因為他們都有自知之明。一個人對當時的功績再大，那也僅僅是立功。而要成為聖人，還要立德和立言。因為立德和立言的影響，並不止於當世，而在於萬代。從孔子開始，每個真正的儒家後學，都有成聖的意願。但並不是堯舜禹湯那樣的“聖王”，而是周公和孔子那樣的“聖人”。
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成聖的途徑是作“師”，而不是“君”。最標準的帝王之師，就是周公和孔子，但二者還是有區別的。周公趕上的時代好，輔佐成王，明君賢相，天下大治。而孔子卻沒趕上好時代，禮崩樂壞，人心不古，信任他的君主沒有實權，有實權的卻不重用他。前者的代表是魯公，後者的代表是衛公。孔子周遊列國，即使有君王想重用他，但那些嫉賢妒能的臣子們卻不答應。他們寧可聘請孔子的門生，也不請他。生在這樣的世道，縱使孔子有再大的才能，也無從發揮。對於孔子來說，立功是不可能的，但他還可以立德、立言。正是後者，最終成全了孔子。如果孔子真像周公那樣，輔佐哪位國君治理好國家，那麼他最多也就是另一個管仲。即使運氣好一些，得到周天子的重用，也不過是周公第二。
在孔子之後，孟子的遭遇大同小異。春秋無義戰，戰國還不如春秋，所以那時講“仁”就顯得太不切實際了。孟子把要求調整了一下，將“義”重點提出來。孔孟之後的儒者們，趕上的世道雖然比春秋戰國時好一些。但“修身、齊家”尚可，“治國、平天下”就不太容易了。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不得志。明末清初，滿人入關，“尊王攘夷”的鬥爭失敗之後，三大儒者開始懷疑“尊王”還是否有必要，於是出現了最初反對一家一姓君主專制的思想萌芽。縱觀中國歷史，儒者們在立功的最高目標上，就是如周公那樣作“帝王師”。但實際上只有王安石最接近這個目標，可惜最後仍然功虧一簣。由此可見，春秋戰國之後的中國歷史，一直沒有擺脫“無道”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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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獨尊儒術”大約兩千年後，“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魯迅寫出了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狂人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中看來看去，在仁義道德之中看出來的竟是“吃人”二字。由魯迅寫這篇小說的20世紀，向上追溯四千年，大約就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代建立的年代。由此可見，在魯迅看來，中國自從由“公天下”進入“家天下”的歷史之後，就和“吃人”的文明產生了聯繫。其實小說中的四千年，未必是實指。魯迅批判的矛頭，指向的是封建宗法禮教的制度。即使我們不惜追溯到遙遠的夏代，也不可能跳過“制禮作樂”的周公。周公在中國古代被尊為“元聖”，儒家所倡導的禮教文化，源頭就是周公。魯迅和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主要反對的是儒家的宗法禮教，更有甚者還要“廢除漢字”。這成為保守派指責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和導致中國文化在近代產生斷裂的口實。
反對宗法禮教，在中國最早不是魯迅和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們提出的。曹雪芹的《紅樓夢》是反禮教的、湯顯祖的《牡丹亭》是反禮教的、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反禮教的。當然，最早反禮教的是吳承恩的《西遊記》。在明清時代的白話文小說裡，反禮教的文字比比皆是。即使倡導恢復古禮的《儒林外史》，也是反禮教的，這是魯迅最喜歡的白話小說。魯迅為什麼喜歡？主人公杜少卿就是反禮教的代表，他比賈寶玉更大膽，攜妻子游西遊，看的旁人目瞪口呆。吳敬梓不是隨便寫寫的，杜少卿的原型就是他自己。整部《儒林外史》批判的是科舉八股，總結起來，就是批判“以理殺人”的宗法禮教。這些明清時代的反禮教思想是從哪來的？是從晚明“泰州學派”王艮、李贄那些倡導個性解放的啟蒙思想家那裡來的。他們被視為“王門左派”。湯顯祖在戲劇裡，馮夢龍在小說中宣揚“情教”，反對“禮教”，就是受他們的影響。
中國最早反對宗法禮教的是儒家學者，近代最早提出“天下民本”思想的是黃宗羲、顧炎武那些大儒。他們是儒家中的啟蒙派。中國近代的反禮教思想，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哲學方面，就是明末清初的那些儒學左派。另一個是文學，就是那些用白話文寫小說戲曲的底層文人。新文化運動的開端是文學革命，倡導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魯迅第一個用白話文寫小說，而且後來還作了《中國小說史略》。在古代小說是“九流十家”之末，而在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人的努力下，成為了近代文化的正宗。類似的提法，李贄以前就說過。但在幾百年前的封建社會里，並沒有被主流文壇所認可。胡適作《白話文學史》，是因為白話文裡有很多反宗法禮教的東西。魯迅和胡適寫文學“史”，其實是想從中發掘出“革命”的因素，光靠從外國傳來的啟蒙思想，不足以讓國人信服。不但當時的人不服，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春秋時的“喪家狗”孔子，而是打倒“聖人”孔子。質疑孔子權威的，在他們幾百年前就有，還是王陽明、李贄那些儒學異端，他們認為只要能發現自己心中的良知，人人皆可以成為聖人。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還說過“民貴君輕”，這些話讓明太祖朱元璋很不高興。但由於孟子的聖人地位在那時已經定型，他的書不好禁，於是就弄了個刪節本。
儒家思想本身是複雜的，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地演進。中國最早的反禮教思想，近代的啟蒙思潮，引進西方現代軍事科技的“洋務運動”，改革政治體制的“維新變法”，都是儒者搞出來的。儒家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的文人影響太深了。無論是贊成和反對什麼，都能從儒家思想中找到資源。儒家文化的影響，已經滲透進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社會文化心理之中。正如每個炎黃子孫都流淌著祖先的血液一樣，無論我們今天是贊成，還是反對，或者避而不談孔子和儒家文化，我們從根本上都不可能脫離與其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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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源遠流長，孔子在這種文化之中佔據了一箇中間的位置，這正好符合他所倡導的中庸之道。現在的新儒家，已經根本不提禮教那一套，因為他們大多是思孟陸王一派的傳人。在儒家看來，天理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變化的。也就是說，儒家信奉一種不斷髮展中的真理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與時俱進。但有些核心的觀念是不變的，比如說“仁”。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是一個儒者真正的人生態度。自從孔子以來，儒者們就沒有遇到一個堯舜禹湯的聖明之世。雖然歷朝歷代的皇帝，都被稱為“聖上”，但卻沒有一個“聖王”。或許古書中把以前的時代描繪的太美好了，或者自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以來，“天”就一直沒有被真正地補上。因此，出現了仁義道德之間夾雜著“吃人”二字的歷史。
但如果我放眼世界歷史，中國兩千年來的宗法社會，比起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用“禮儀之邦”來形容還是比較適合的。中華民族曾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文明的國家，這種狀態至少斷斷續續地保持了上千年以上。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推崇中國的孔子和儒學，並非僅僅是一種“誤讀”。因為當時的歐洲人，可以吸收和借鑑的外來文化有很多。但他們並沒有從東方的印度和阿拉伯等文明中找到適合他們理想要求的人文理性資源。
“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正是因為有道的堯天舜日，文武周公的時代過去了，所以才需要在無道的時代裡，給人們指出道路的人。電影《孔子》給我們所呈現的孔子形象，不是“聖人”，而是“喪家狗”。在影片的後半部，這種傾向是明顯的。雖然大多數情節與歷史記載是一致的，但將“聖人”表現的如此狼狽，似乎“去聖”太過了，與《論語》中孔子的從容灑脫不相符。孔子從沒有像老子或釋迦摩尼那樣被“神化”，但“聖化”卻是不可避免的。《論語》不是孔子的生平紀錄，而是經過加工潤色之後的“對話錄”。柏拉圖作品裡的蘇克拉底是一位大智者，不是那個在生活中怕老婆的男人。在柏拉圖的眼中，他的老師幾乎是個完人。《論語》中的孔子已經具有“萬世師表”的形象了，這是他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境界的體現。但是他在當時的不得志，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電影中的孔子，似乎是被逼而離開魯國的。他帶弟子出遊，並非謀而後動，而是顏回和一眾弟子們自願跟隨的。電影中流水賬般的周遊生活，完全是一種流亡。於是關於“喪家狗”的那個情節就出現在了影片之中。關於“喪家狗”，比較權威的歷史文獻是《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記載：“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論語》裡沒有這樣的話，因為這有損孔子的形象。但《孔子家語》記錄了這件事，與《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大致相同。“累累若喪家之狗”這句話聯繫上下文，並非貶義。因為先有提到孔子與古代聖人的相同之處，後來才有這麼一句。如果真有諷刺的意思，那麼孔子就不會再自己重複一遍。正是因為“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的無道之世，才讓孔子落到這種地步。但孔子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理想，而是採取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
禮崩樂壞，人心不古，如果沒有人去倡導“克己復禮”，那麼世道只會更壞下去。天崩塌了，老莊選擇逃避，而孔孟選擇修補。儘管不知道能不能補得上，但必須這樣去做。孔孟之後的真儒們，在之後兩千年裡就做著這樣的事情。直到19世紀末，中國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先起來救亡圖存、引進西學的是孔門弟子，最先倡導維新變法，文化救國的也是儒門之後。”清末民初的啟蒙運動，終於導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孔家店”被打倒，儒學失去了其兩千年來的文化主流地位。原來的“聖門”弟子，“累累若喪家之狗”，有一部分，甚至被迫流亡海外。他們像當年的孔子周遊列國一樣，將儒家的文化思想帶到世界各地。這就是孔子及其後學在歷史和當代的命運，他們一直在求索、流亡和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