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杭城举办了一场九对新人的集体婚礼，主婚人浙江省救济院院长沈尔乔，证婚人《浙江商报》副刊主编许廑父。
作家郁达夫写贺词《西江月》：
昔日章台弱柳，今日南国佳人。
鸳鸯乱点谱翻新，太守名乔姓沈。
汉长安有章台街，乃妓院集中之地，后以章台泛指妓院。据说这几位新娘是自愿从良的妓女，由此可见端倪。
当年杭州最大的红灯区就在拱宸桥福海里，据说曾有200多高级妓女居住此地。
拱宸桥畸形繁荣肇始于日租界。
1897年，中日双方签订《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规定“界内所有马路、桥梁、沟渠、码头以及巡捕之权，由日本领事官管理”。至此，杭州正式开埠，日租界亦正式设立。
自开埠后，日本人不遗余力促其繁荣，“凡可助市场发达之事，虽鄙贱亦不禁阻，故首倡公娼，以招徕游客。”
日本人用的是“五馆”（妓馆、烟馆、赌馆、戏馆、菜馆）齐兴的政策，“旱烟水烟雪茄烟，加上乌烟三四钱”，一首风俗歌中描绘了那时烟馆的景象，而“五馆之首”，首推妓馆。
那时的妓院分为三等。一等妓院集中在一个叫“福海里”的地方，约有十几家，那里都是石库门、四方天井的布局，抬头有厢房，来客登楼，有姨娘呼道，“相公走好，摆茶咯”；这边，琵琶声起，有女唱“海棠花开……” 。
在时人的描述里，那地方像是大户人家，只是多了一些大户人家没有的淫乐。“这些人，须识得琴棋书画，须慵慵地在午后起床，饮下一盏冰糖燕窝，然后作淑女状”的。
据拱宸桥老居民回忆，“福海里”是一座青砖二层小楼，只是里面的隔间大小、格局都不一样，“可能是不同的妓女，依身价有不同的待遇，或者是她们对房间布置有各自的喜好，与那些二三流娼妓不同”。
这座小楼在杭州旧城改造时被拆掉，原址现为“南北商务港”，是杭州城北的综合商务大厦，一、二层为商业用房，三层以上为高档写字楼，地下一层设有下沉式广场。
租界里的二等妓院则“杂居”在拱宸桥东“大马路和里马路的市肆楼上”，即现在的运河广场一带，有20多家。每天下午，她们在“醒狮楼”等茶馆内，三五成群、调笑拉客，肆无忌惮。
而没有执照、当街拉客的三等妓女，则统统在桥西，“数不胜数”。那里比较偏僻，每临黄昏，她们分散守候街头巷尾，软磨硬拽，“请君入彀”。
“悬牌营业”的妓女，须按时交纳“花捐”，每人有一张白色证件，上面有本人半身照，以及姓名、年龄和每月去指定医院检查身体状况的记录。凡查出有性病者，即吊销此证，直至治愈才能接客营业。
但实际上这种检查并不严格，造成租界内性病流毒甚广，有关治疗性病的药品广告，“充斥于街巷乃至公厕内”。
“汪伪政权”时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拱宸桥一带公开开妓院更是有恃无恐。
1949年后彻底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