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會議邀請。順德我過去來過，但這幾年對順德的情況瞭解得不夠，到了以後聽到一些相關信息，今天會上又看了介紹的短片，還有相關的文字材料。我儘量簡短地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別的專家還會有很多高見。
首先想談一談總體上自己認知的順德。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還被稱為“中青年經濟學研究者”的時候，對順德就非常有印象了。在建立特區、然後珠三角概念形成、這邊有增長極凸顯的這樣一個發展態勢中，曾經被人們傳誦的“廣東四小虎”，我記得就有順德，當時還應該有中山、東莞、南海這麼幾家。後來順德的發展，在這裡面亮色也非常突出，有當時說起來北方爭議還非常激烈的能不能“靚女先嫁”，順德方面應該講是堅持了經濟建設為中心、多種經濟成分充分發展，不簡單地跟一些貼標籤式的教條走，而是根據自己實際生活中的發展需要，大膽創新，打開了後來民營經濟發展的局面。後來民營經濟這個品牌在順德也非常有亮點，頗有幾家很有影響的頭部企業。再以後的發展過程中，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順德在一些改革先行先試方面是有標杆意義的。比如我非常關心的財稅體制改革：分稅制框架是跟市場經濟匹配的，這個框架確立了以後，怎麼樣在1994年基本制度成果基礎上深化改革，我們認為必須扁平化。在全局的安排上，基於浙江經驗的“財政省直管縣”得到了推廣。後來中央文件裡專門表述了“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實施省直管縣的體制”，講的是行政省直管縣，順德我的印象裡，是全國唯一的一家有文件依據的行政省直管縣試點地區。當然，這次來我聽說還是有令人遺憾的回調變化，後面也沒有聽到行政省直管縣有國內其他地方跟進。我們順德現在又迴歸佛山，成為佛山的一個區了。但這個過程中，總體而言勇於積極創新發展這個態勢，在全國應該講順德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現在在製造業已經形成了集群，還要乘勢繼續發展這個局面，順德稱得上是令人寄予厚望的創業創新的熱土。昨天下午我也聽說有國際上業界裡江湖地位很高的、過去曾做過谷歌首席技術官的專業人士，跟咱們順德這邊已經合作，已經有了產業創新和以研究院方式培養高端科技人才團隊等等這樣的具體部署，要大幹一場。
這個背景之下，我還想強調兩個概念。一個是中央通盤的現代化佈局裡，原來提出沿海地區要率先實現現代化，最近一兩年有重要的一個概念明確樹立起來，就是粵港澳大灣區，是把原來說的珠三角增長極區域進一步和兩個特別行政區對接，這種廣東、深圳在和香港、澳門協同發展或一體化的過程中，要打造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要在全球範圍內打造一個可以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未來一比高下的一個強勁增長極區域。而我理解，這裡面的一個邏輯，就是在創業創新方面一定還要解放思想。既然是粵港澳一體化，從市場經濟的完善、商業文明的提升這個視角上看，我們已經走在全國前列的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深圳，能要求香港和澳門回過頭來向我們這邊已經形成的規則體系對標嗎？不可想象啊。粵港澳大灣區內在的邏輯，必然是我們雖然已經走在全國改革開放前列，但仍然需要把廣東、深圳我們現在的這一套規則體系，進一步按照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對標香港、澳門他們那裡早已經在幾十年前、上百年眼界之內跟全球市場經濟規則打通了的那個標準體系，是一定要眼睛向外這樣的對標，以帶動整個我們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之下這樣一個一體化的區域，繼續超常規往上走，確立一個以後在全球有競爭力的增長極。當然，這對於全國的戰略意義就跟著出來了。
這裡面我理解，實際上還得具體看，我們這方面最有競爭力的是什麼？從高科技數字經濟來看，深圳已經成了全國排在最前列的地方，成了一定氣候了，有這樣的發展成就。但是深圳的短板是什麼？深圳它仍然沒有一個哪怕看到雛形的香港那樣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在前面這一段發展中間我們必須說，遺憾地看到了一些不利的衝擊和現在面臨的一些嚴峻形勢，但是香港它最值得繼續堅持、繼續發揮它作用的，不是它的GDP，是它的金融中心地位，是鄧小平在1991年視察浦東時就意識到的，貨幣自由交換。上海歷史上曾經是這樣，但我們現在搞市場經濟重新要回到這個狀態，還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然而香港在原來的歷史風雲中間早就已經形成了金融中心，不僅是貿易項下可兌換，人家是貿易自由港匹配了資本項下早就可自由兌換。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粵港澳大灣區裡，至少是有這兩個強勁的支撐力量——一個是數字經濟要繼續崛起，一個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要繼續發揚光大。這個大的背景，對於順德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順德乘勢發展，是在粵港澳大灣區裡作為一個繼續超常規崛起的區域，要跟上至少是這兩個非常強勁的增長極支柱，以求得更加帶有超常規、高質量特徵的現代化發展。
另外一個概念也非常重要，就是中央在給出一步一步推進部署的時候，專門下發文件，要求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範區。我來了以後，也聽到王勇副書記說到我們現在跟深圳的關聯已經相當緊密，現在行政上屬於佛山，但經濟活動更多的關聯，以後可能跟深圳發展縱深更遠大，更有這種發展潛力空間。那我們一定要抓住深圳打造先行示範區，也要實際上加入這個潮流。這兩個背景合在一起，這個創業創新的熱土，就是應該乘勢繼續掄圓了把所有的潛力調動起來，發展起來。
再往下，自己現在感受到的順德已形成的發展主題，可作個小結：我的理解是，順德的決策層，黨委、政府和各個局委辦，已經非常明確要緊緊抓住這個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的指導思想，要在創新發展中大膽先行先試引出一個新發展理念的全面貫徹，實際上追求的，就是在順德前些年已經有的超常規發展基礎上，進一步去在超常規發展中率先實現現代化。我覺得這個戰略思維是跟鄧小平一開始改革開放時就說的“三步走”一脈相承的；他的“三步走”，講的是中國必須超常規地發展起來，因為中國的落伍，是在工業革命以後被人家遠遠甩在後面的，常規發展不解決中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問題。他那個“三步走”實話實說，剛開始提出的時候，很多人是有疑問的，我接觸到那時候中央部委的很多的領導說這當然鼓舞人心，但你說“翻兩番”有那麼容易嗎？我們過去從來沒有設想過可以這樣翻一番再翻一番，結果這個“三步走”前兩步提前實現，一旦選對了改革開放之路，堅定不移貫徹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中國就是超常規發展。
當然，現在超常規發展，還必須升級發展，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戰，特別是又面臨現在這個嚴峻的局面。在嚴峻局面之下我們順德在超常規發展的過程中，就是要認準“取大勢”，是要跟隨整個全球化，在人類文明提升過程中完成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信息化這個大勢——當然還要加上全面改革裡的民主化、法治化。我覺得要緊緊抓住大潮流，無論有多少逆流，多少干擾，我們往前走，中國客觀的潛力空間，是實實在在擺在這兒的。14億人口，全球沒有別的經濟體可以相提並論——印度可能人口在若干年內可以追上中國，但是它整個的產業與基礎設施、其他一些綜合國力裡的要素，跟中國現在完全不在一個平臺上。中國現在總量已經到了全球老二，但真實城鎮化水平也就是50%左右，因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44%出頭兒。城鎮化伴隨的一定是工業化，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期走到70%左右的時候，一般來說那時才到了工業化後期，我們現在全國在沿海這個地方可以看出有工業化後期特徵，但總體來說，大量的中部、西部還是中期甚至初期，這當然就是依據，來認識中央所說的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國際地位沒有變。但同時也是表明，我們未來的發展潛力還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的有效投融資要做的事情，這些可選項目俯拾皆是。要做的一輪一輪擴大建成區，基礎設施建設升級換代，產業互動和產業升級，人力資本培育，是要迎接未來幾十年還要有全中國差不多接近四億人從農村轉為城市居民，而且要讓他們儘快地便捷地成為市民，享受一視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待遇，人民美好生活不斷實現。這個發展過程中不斷釋放需求，而只要中國能夠堅定不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麼客觀的供給側創新已經創造了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不可撼動的基本局面。不要看現在美國說要跟中國脫鉤，整個局面中國、美國是共享全球一個產業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像當年的美蘇各領一個產業鏈，一個華約，一個北約，可以滑入冷戰。我們看清這個大勢，堅定不移抓住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謀發展，當然也要應對各種各樣的干擾和挑戰。這是講的順德發展從大局來看，落到我們自己轄區的主題，我認為就是堅定不移辦實事，求發展，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繼續超常規往上升級。
接著來講，我形成的一個概念，就是現在順德的這個路徑是相當明確、可圈可點的：我們強調要從村級工業園改造入手，抓住產業升級所需要的要素配置格局和它流動機制的制度創新。在順德已有的改革開放發展基礎之上，在整個產業升級、產業集群形成過程中，一個是抓住了數字經濟——昨天下午在跟數字經濟外籍專家交流的時候，印象已經很深刻了，咱們現在是積極的佈局，政府全力支持要大幹一場；同時，我們其他的有特色的產業集群是跟著來的，產業的升級，結合形成高水平的集群，這就落在我們這個創業創新熱土上已經具有了一個雛形，以後還要進一步豐富，還要升級發展，以此形成一個高水平的製造業中心和產業集群這樣一個增長極特徵。我覺得非常值得肯定。
把這些做了一個基本勾畫以後，接著談一談可探討的一些問題和建議。顯然我們還應該繼續認識自己的短板，自己的不足，要有突破性的進一步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實。這裡面的理念，我想提這麼一個思路。北大中心的林毅夫教授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以及我們在自己智庫創新方面也形成的一個新供給經濟學，非常有共性的一個認識框架，就是不能只看需求側的調控——我們大家都接受了要反週期、逆週期的總量方面的需求管理，但還要特別注重結構優化這個供給側問題的考慮。中央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就是強調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結構失衡必須得到克服，這樣才能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支撐我們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這樣一個長時期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打造。這方面林教授他們已經明確表述了“有效市場加有為政府”，這跟十八屆三中全會說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以及緊跟著的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對應上了。當然，我們覺得還可以再加一個概念，“有效市場加有為、有限的政府”。在注重供給側，注重制度創新，注重處理好改革的核心問題——政府和市場關係這個核心問題上，我們的兩個認識框架，是有高度一致之處的。落到現實生活中，我覺得在我們已經提到的必須有順德的決策層吸收專家智慧也吸收民間智慧，有一個整個轄區國土開發規劃的升級和優化推進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現在基本情況摸清了，村級工業園區380多個，佔工業用地是70%以上，但是它實際上產生的GDP和稅收只有幾個點，貢獻的稅收只有4.3%，顯然這方面是我們使潛力空間可以釋放要抓住的一個主要切入點。既然是個切入點，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一定要有一個通盤的罩著整個國土開發事項的頂層規劃，這是任何企業集團、基層單位以試錯法都不能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規劃供給，是供給側政府的責任之所在。政府牽頭把這個罩著所有開發事項的高水平的規劃做出來，而且要動態地優化它。其實在全國也是這樣，中央關心的這麼多的區域發展規劃，其實合成的就是一個整體國土開發規劃，而且在不斷動態地優化它。北方從原來的環渤海，到濱海新區，到雄安新區，做什麼呢？就是在不斷動態優化。我們自己的轄區之內可能同樣要經受這個考驗。這裡面政府義不容辭，因為沒有別的主體可以代替你起這個作用。政府在這方面如果失誤，這個失誤可能影響是非常長遠的。咱們說得比較直率一點兒，建國之初北京的規劃，當時有激烈爭議，梁陳方案迅速被否定，半個多世紀過去以後人們才形成共識，梁陳方案真是高水平，但對不起，否定它了以後，生米做成熟飯，北京的老城牆已基本拆光。現在怎麼辦？城市病都來了。所以，不得已，實際上是設計一個影子式的新梁陳方案，北京要搞兩個新的副中心，一個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經大張旗鼓基本建成，在通州，北京市級的機關都已經遷到那邊去了；另外一個就是首都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區，這個到底怎麼發展，現在很多信息還秘而不宣，有很多的挑戰。那邊實際上涉及大片溼地，它怎麼樣解決千年大計所要求的那麼多基礎設施配套，還在進一步的動態優化之中，但這是不得已必須做的。我們順德在這方面，如果從已經有的很好的通盤規劃入手，抓好剛才片子裡所說的土地空間加產業政策，這個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是一定要繼續抓住不放，把它真正發揮好的。
跟下來更要強調市場這一邊。其實順德給人的印象就是有一種官場和民間的心照不宣，既然是一心一意謀發展，我們這個政府機關是服務型的，讓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儘可能發展起來，這種實際上已經在我們這邊潛移默化發生非常重要作用的共識，是難能可貴的。咱們不客氣地說，到北方黃河以北，特別是過了山海關，為什麼說投資在那方面風險很高呢？就是缺少這種共識，沒有這種官場真正為企業服務的文化。我們這邊有，這是非常可貴的。對於企業來說，是不是應該再進一步明確，就是在理念上應該怎麼表述讓企業怎麼發揮作用？這是在上海建自貿區以後，我認為全中國應該進一步大張旗鼓大講特講的，就是非常明確地有企業在它創業創新這個地位上的“准入前國民待遇”，所有的企業，包括外資企業，你還沒進來之前，在邏輯上講，就可以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可以得到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國民待遇的環境，後面跟著的叫“負面清單”，列清你不能做的事，然後法無禁止即可為，就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你想做什麼你自己去試錯，你自己承擔風險，政府在這方面當然儘可能提供服務，但總體來說是企業自負盈虧，去試去闖。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就要不斷把這個負面清單的項目往下壓。開始上海負面清單好幾千項，現在已經簡潔了很多，並一輪一輪在中國複製。我們這邊，當然更應該使這個概念深入人心，企業就是讓它放開手腳。跟企業的負面清單對應的，反過來，政府方面卻是正面清單，叫做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可跟原來的概念有非常明顯的衝突，就是原來我們這些從財政部、發改委，一直到下面局委辦，大家都覺得是管宏觀調控的，或者地方叫中觀調控，天然有理，我做什麼事都是調控的履職。但是現在的概念是說你這個調控還要有法定的授權，咱們法從哪兒來？從人大最高權力機構來。法治化的授權以後，法無授權政府是不可為的，不是你想調什麼就能調什麼的，法無授權不可為跟著的還要“有權必有責”，要有責任清單，要有問責制，要有事前、事中、事後的績效考評。十九大非常明確地要求從政府的理財到政府履行職能，要有全面的績效考評和績效約束。我覺得把這兩個概念，一個企業的負面清單，一個政府的正面清單結合好，應該貫徹到順德未來進一步的超常規發展中，創業創新發展中。這個落在實際上，可以重述一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的中央的指導方針，就是制度創新帶來制度結構優化，解放生產力，進一步拉動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等結構問題一起形成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中央的這個指導思想，這條線索是相當明確的，抓住這個線索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這不是空話，在我們順德的實踐中，可以有聲有色地來把它貫徹到各項具體工作上。
接著我想探討兩個向各位請教的問題。一個是我們已經意識到了財稅這方面的重要性。中央講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必然包括“錢從哪裡來”主導的法制化色彩濃厚的稅收，要稅收法定，依法徵稅，成為政府履行職能的財力來源的最主要的部分，當然還要配上公債等等這樣一些其他手段。我們現在如果就順德說得比較直率一點兒，喪失了一個前面的相對優勢，本來你是省直管，省直管的意思就是扁平化，如果不能維持行政的省直管，至少應該維持在浙江經驗基礎上國務院、財政部已經明確全國都要做的財政的省直管縣。在體制上，能不能把這個作為一個以後我們需要優化體制這方面可明確下來的一個原則。浙江經驗幾十年了一直在堅持，不管他們那裡怎麼風風雨雨，浙江的同志說我們認為市和縣行政不同級可以放在這兒，但是財政卻可以同級，放在一個平臺上對省說話搭體制。與此相關的分稅制在省以下貫徹落實的稅基，那就不區分市和縣、區（咱們也叫縣級市或者縣級區），這兩層財政體制上是一個平臺。中央，省，還有市縣、市區，三層次框架解決問題。最底下的鄉鎮那層，在中國已經解決了，就是農村稅費改革以後，鄉財縣管實際上把鄉鎮變成縣級預算下管的預算單位，不用設金庫，不用配設基。像東莞，像咱們順德一些地方鎮這一級，主要是以後怎麼樣變成派出機構式的街道辦事處來行使基層管理職能，但不是實體財政層級，不用配稅基。總共現在18種稅，要想在四級、五級裡分，無解，分稅制在省以下無法落實。所以，現在省以下實際是分成制，每隔幾年都要碰到一個體制週期，要跟上面的層級去討價還價，最後定一個怎麼調整的辦法，有的地方還頻繁調整，它延續的是過去財政體制的弊病，不能穩定下來，造成基層財政困難，土地財政短期行為，地方隱性負債——根源其實都在這個制度因素上。我們如果在順德進一步推進超常規發展的創業創新，財稅體制這上面如果要減少一些煩惱的話，我覺得框架上第一步，應該爭取還是財政省直管，如果不行的話，當然就得有耐心了。誰管你？中國特色，那就是咱們體制下，官大一級壓死人，他是主導的，他可以讓你發言，發完言以後，他一句話可能就給你否定掉了，你也沒什麼更多的辦法。體制這個東西是更關鍵的。扁平化本來是看清楚的一條深化改革路徑，很遺憾現在在這方面堅持的力量似乎不太強。但我總是希望，順德過去有這麼好的全國先例，有沒有可能在以後體制優化健全的調整之中，還要爭取這個機會。現在肯定省和佛山都把順德看作一塊肥肉，誰在這個位置上坐在那兒，屁股決定腦袋，它的財力來源裡肯定要盯著順德讓你做貢獻的，而且我現在知道中央講的對口支援，會不斷給你加碼，涼山州了，還有青海，還有西藏，總是從廣東、江蘇這種富裕地區開始，要求你在中央牽頭之下搞對口支援，這裡面當然有它的正面效應，但同時有一些咱們不必諱言的，就是可能帶來養懶人的問題，你給多少他都不滿意。這個體制怎麼優化，我們也可以積極反映，我是贊成更多靠貨幣化，你既然有這個轉移支付的規範公式，何必非得強調這邊要承擔多少人的就業，承擔多少學校、醫院的建設，這裡面扯皮不斷。這些我們可以在以後財稅體制的調整中去考慮怎麼樣把它儘可能理順。
另外一個，說一下我自己的建議，我覺得在順德要大幹一場，那麼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金融體系裡一定要注意：在我們地方層面，絕對不是隻靠商業性金融就能貫徹好超常規發展戰略的。中國的特色，就是很多的雙軌制要長期運行，比如咱們的住房，保障軌、市場軌長期運行；金融也是這樣，商業金融和政策金融必然長期雙軌運行。今年的壓力來了，我們的普惠式小微企業優惠貸款要以財政貼息，從中央往下安排，大規模的貼息貸款要直達到基層，面對一個一個張三、李四、王五的小微企業。財政貼息是什麼？政策性融資機制，財政花小錢調動比它大多少倍的商業性金融的財力，去支持小微企業，救急紓困。這種機制我們過去其實早就有，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以及前些年積極探討的產業引導基金和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順德的決策部門，要特別注重，因為雖然我們財力比較雄厚，但你面對著這樣特殊的使命、大規模建設的過程中，你的政府財力總是不夠的，怎麼讓它更多發揮乘數效應、放大效應，就是這種機制。貼息你貼幾個點，它的倒數就是你放大的倍數，你貼5個點解決問題，放大20倍，貼3個點解決問題，放大33倍，你哪怕貼10個點，也是放大10倍，這個實際資金量是放大的。政策引導這方面，產業引導基金也是這個作用：政府出錢建的母基金，並不直接操作，它拉出一群子基金，以母基金對子基金的優先劣後、各種各樣的激勵措施，讓它直接在一線上去挑選支持對象，按照產業政策來把這個局面打起來。PPP更是這樣，我實話實說，財力雄厚的深圳、廣東、江蘇對於PPP的重視程度不夠，而浙江同志最早感受到了PPP的好處，所以，它迅速發展一大批特色小鎮，連片開發、綜合開發，政府少花錢多辦事兒，一做30年，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這邊是不是也要尋找這種機會？我們在新的產業集群建設相關的連片開發、綜合開發、新基建，在和老基建匹配的過程中，要找到和積極運用這種放大乘數機制。
這些僅供參考，不當之處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