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香港產業結構兩次轉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推動或刺激下，根據自身比較利益在市場機制下調節的結果。技術進步的影響力不算重要，導致其產業結構存在短板”
《財經》記者 焦建/攝
文｜《財經》特派香港記者 焦建
編輯｜蘇琦
時至今日，“香港製造”並不只是一部港產電影的片名，還是部分產自中國香港特區的珠寶、食品與藥品等產品在出口前會被貼上的標籤。
在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音“村”）等多處以工業邨命名的地方，除高端印刷、生產每日香港本地人所食用的快餐等快消商品的廠商外，亦有部分廠商仍然在生產用於出口的珠寶、鐘錶乃至高端電腦的主板、精密電子元件等產品。
“香港製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港人的靈活、創意與努力。但按照8月11日時美國政府發佈的公告：從下月底開始，依然在中國香港生產的商品，雖可繼續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代碼“HK”為原產地通報評稅，但將不能繼續標示為“香港製造”。
“如果一個產品是在香港製造的話，它可使用‘香港製造’的標籤，正如一個產品在中國內地、美國或世界各地製造，（標籤）應該反映製造地。國際之間亦有一套互相尊重、具法定地位，有關產地來源的規矩。這種……做法既無視了事實，亦混淆市場，更破壞了世界貿易組織或國際之間產地來源的規矩。我們就這方面嚴厲譴責和強烈反對。”8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刊登了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與主要商會舉行會議後的發言。
據香港特區政府相關統計：2019年香港對美國出口額為3040億港元，當中近8成是中國內地經香港轉口美國，只有大約1.2%為本地製造出口貨品，諸如珠寶首飾、食品、藥品等。
一系列數字代表多重含義：上世紀50及70年代的兩次經濟轉型，既令香港形成了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產業基礎，也使香港製造出現了由快速崛起到不斷外遷的結構性變化。作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航運中心，香港曾經的全球輕工業生產中心的角色是如何發生改變的？“香港製造”還有沒有再次振興的可能與途徑？
金字招牌
上世紀80年代，製造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比重維持在20%以上（1985年製造業比重22.0%，金融業則為69.5%），表現為相對平衡的產業結構關係。這與之前數十年的發展與積累有關：
從1841年到1951年間，進行轉口貿易曾是香港的主要產業定位。香港的工業化，則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加速。在此前後，香港原有工業大半是傳統工業，且以手工業為主，主要是供給民生日用需要。比較新式的門類則包括船舶建造及維修、罐頭和汽水等食品、紡織、金屬加工、膠鞋等，部分產品出口。
香港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經濟結構變化，主要是以各類貿易型輕工業產品生產為主的工業化帶動了香港經濟迅速騰飛。港人刻苦拼搏，做事反應快夠靈活，是成功將“香港製造”打造為享譽國際品牌的主觀條件。但其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源於一系列外部條件：
一，1950年前後，上海和華南地區大量資本、機器設備以及熟練工人前往香港，其中有不少企業家及技術人員，帶來了資本、人才和技術（比如，一些上海紡織商人將機器搬到了香港設廠經營）。原來倚重轉口和商業的香港，在資源組合上起了重大變化，具有發展工業的條件；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西方國家對中國內地實施禁運，則一方面使得香港的轉口、航運、金融等相關服務業受到嚴重影響，加速工業化發展成為必選項。1954年時，香港的貿易總值受禁運等因素的影響，相當於1951年的63%。1953年，香港出口總值中有30%是香港製造的產品，70%是轉口商品，到1959年時，前者變為70%，後者則變為30%；三，二戰結束後，除美國以外的主要工業國家的工業基礎都被摧毀，供給嚴重短缺；四，進入上世紀70年代後，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黃金髮展時期，需求不斷上升，向外進行產業轉移，香港適時採用出口導向戰略，搶佔了先機。
1967年時，香港工廠有1.1萬家，“價廉物美”、“品質可靠”，是香港製造的特色。從產業門類來看，香港主要發展出紡織品、電子錶、電子收音機、塑膠玩具及塑膠花等產品，後者因發展速度飛快，故被單獨統計為一類工業。相對戲劇化的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出現的假髮工業，到上世紀70年代初時的僱員近2萬人。
上世紀70年代後，經歷了近2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香港基本上已實現充分就業，其他各行各業的擴張，也使得製造業面臨工資上漲的壓力。“亞洲四小龍”中的其他小龍此時發展速度及工業化程度仍稍慢於香港，因此競爭力較高。
看似可能的一條突圍渠道，是增加資本和技術密集度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模式帶來的技術及資金限制，也使得香港的大部分企業（並非全部）實際上相對很難也並不太情願通過技術升級找到新的發展路徑。
香港本身的市場狹小，缺乏自然資源，要倚重大量外來投入才能支持工業發展，沒有發展重工業的條件，決定了其工業發展路徑是走出口導向型道路（所需資金較少、發展速度快、技術要求低的輕工業產品），以勞動力密集的工業產品換取資金回報。這就使得小型企業（1至49人的企業）在香港製造業結構中一直佔據壓倒性的優勢。1951年，小型工廠佔全香港工廠數的79.7%，佔僱員總數的26.2%；到1978年，相應的數字則是92%和41.1%。
企業規模小，生產容易調整，能適應國際市場需要改變產品品種和規格型號，以銷定產。製造業屬於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相關產品的出口佔了總出口數量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的比例；弊端是中小企業的資金和技術不足，技術升級困難。因一直採用自發生長的產業路徑，香港的中小企業習慣通過各種途徑解決發展所依賴的資金；雖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時就有工業界代表提議政府成立工業銀行協助工業發展，最終不了了之。
“如果客觀形勢沒有變化，香港會隨著70年代的途徑發展，經濟會變得多元化，工業也會升級，但限於本身的資源，在方向上不可能出現重大的變化，因而在經濟結構上的調整也只可能是緩慢的、逐步走上升級的階梯。”上世紀90年代初時，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曾如此進行過設想。
前店後廠
1978年9月，東莞虎門鎮，一家名為“太平洋手袋廠”的企業在該鎮解放路7號正式成立。根據當年8月30日簽訂的建廠合同規定：港方負責進口設備、原材料及產品外銷，當地相關部門則負責工人及廠房。
這家排序“粵字001號”、作為珠三角乃至中國首家“三來一補”企業的誕生，揭開了香港中小企業投資內地的序幕。自此開始，香港的資金、技術、貿易渠道乃至生意理念的不斷湧入，一方面通過“前店後廠”模式帶動珠三角地區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另一方面，也令香港成為了外資進入中國最重要的門戶和橋樑、中國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渠道，乃至中國企業與國際接軌及走向海外的重要橋頭堡。
“上世紀60年代左右時，香港經濟發展水平與廣州接近（許多領域由於規模小甚至不如廣州）。但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香港的國際貿易及出口加工業得到迅猛發展，並深深融入珠三角地區，成為全球供應鏈在亞洲的樞紐，為中國內地引進了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並將在內地加工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香港國際金融學會創會會長肖耿曾對《財經》記者回憶稱。
從成本角度來看，當時香港電子工業主要以消費電子產品為主，產品技術要求不太高，國際競爭激烈，不斷降低成本至關重要。除能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之外，深圳、東莞乃至珠海等珠三角城市因毗鄰香港，沒有語言及文化方面的太大障礙。香港廠商可以經常往返，方便管理其在當地的投資。在經營上，港商也可選擇獨資、合資、“三來一補”等等多種形式。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期，港商對以珠三角為主的製造業投資總額，已超越其對東南亞的投資。
藉此機會（西方主要市場萎縮、亞洲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競爭激烈），香港經濟結構開始了日趨多元化轉型的新階段。直至上世紀90年代末為止時，香港經濟逐漸從從原來的出口和製造業變為由港口帶動並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作為這一階段成果的幾個主要標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穩定，地產和旅遊業也開始成為其支柱產業。
香港又把握住了多重宏觀機遇：一，同期出現全球金融自由化及發展中經濟體崛起趨勢，香港迅速破除政策壁壘，積極利用產業及區位優勢打造金融自由貿易港；二，這一階段亞太區域內的多個經濟體也實現了快速發展，東亞時區內需要有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提供服務；三，上世紀80年代，香港轉口貿易全面復甦。轉口貿易不包括轉運，轉運不經清關手續，香港只提供運輸等服務。轉口貨物則要經清關，香港客商收到商品後再分銷到全球各地，可能會進行簡單處理，比如拆分包裝等（不包括加工），可獲一定貿易利潤。
更重要且延續至今的宏觀背景，則是中國內地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不斷為香港的發展與繁榮帶來新發展空間和機遇。“香港從一個轉口港變成一個製造業中心，再變成一個服務於製造業活動的後援部隊，就是中國經濟的對外封閉和對外開放所促成的。”在1997年時出版的《香港優勢》一書中，香港與珠三角地區競爭力專家米高·恩萊特（Michael J.Enright）教授就曾如此分析。
此次轉型為香港帶來了至少兩方面的持續影響：其一，強化了其作為亞太區國際貿易中心、航運及航空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其延續至今的經濟競爭力；其二，與珠三角地區的“前店後廠”合作模式，帶動香港貿易逐漸變為以來自內地的貨物轉口貿易為主，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各類“中心”的地位。
幾十年之後，如何全面認知此次轉型，仍是香港經濟研究中一個未有定論的話題。長期研究香港經濟的學者馮邦彥曾指出：二戰後香港產業結構兩次轉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動或刺激下，根據自身比較利益在市場機制下自動調節的結果。“技術進步在其中的影響力不算重要，這直接導致了香港產業結構的缺陷和問題。”
“經濟發展要經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把創新驅動按照狹義的科技創新來理解的話，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是跳過了這個階段，直接跨越到了財富驅動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發展動力衰減乃至不足，香港應適度‘折返’，強化創新引領。”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玉閣亦如此對《財經》記者解析。
作為貿易、物流、金融、專業服務及地產為經濟發展主導的全球服務業樞紐，意味著香港經濟的“外向性”特徵尤為明顯，極易受到外部風吹草動的影響。以金融服務及旅遊、零售為主的經濟結構，也使得香港日益面臨“低產值，高就業；高產值，低就業”所帶來的諸如貧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由經濟因素導致的社會問題。
反觀深圳：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經濟總量只有香港的千分之二。截至1994年，深圳對外引進資金和技術仍主要依賴香港。深圳外資企業90%由香港商人創辦或與港商合辦，實際投入外資70%來源於香港，深圳產品出口80%以上靠香港間接外銷。因深圳外向型經濟發展相對欠成熟，深圳1994年經濟總量才達到香港1979年水平。
深圳對“三來一補”企業免稅三年和只按工繳費徵收流轉稅的優惠規定，成了拉動港商興辦“三來一補”企業的驅動力。因可利用珠三角生產基地進行粗放加工產生增值收益，也使得香港工業技術無法明顯提升。香港企業繼續發揮了其“短線經營”的優勢，通過靈活性降低固定資產及長線投資。“我們轉移的是我們懂得怎樣去做的，如果我們不能在新型高科技工業方面取得地位，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轉移？”一位港商曾如此形容。
對深圳而言，第一次結構轉型力推的“三來一補”模式，解決了其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並培育了大量產業工人及部分管理、技術型人才，但也使得其產業環境客觀上限制了高技術產業的培育及成長，使得深圳一直被扣上了“山寨之城”、“寨都”等名號。在隨後的近二十年裡，深圳通過推動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活動，改變了傳統模式下的科技創新路線圖，推動深圳產業向全球創新鏈、價值鏈上游攀升。
再工業化
在最高峰時，製造業佔據了香港本地總產值的30.8%和就業人數的40.8%，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大產業。抓住前兩次轉型機遇後，香港已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很少有人去關心及探討經濟結構轉型等宏觀問題。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香港製造業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整體向下趨勢，在大部分年份中製造業的增加值都是負增長。
“香港經濟如何進行第三次升級，邁向高增值經濟”這一話題真正在香港引起廣泛討論，應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後。目的旨在解決香港的產業結構偏狹、傳統支柱產業優勢漸失、發展無長遠規劃等一系列問題。
當年，香港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僅剩6.5%，已出現“空心化”危機，經濟增長動力不斷受到削弱，並出現樓價急跌、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財政狀況惡化等經濟社會問題。社會各界普遍感到：香港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需要調整過於依賴服務業的產業結構，推動經濟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這場討論主要關注的話題之一，是香港經濟的戰略定位是城市型經濟體還是獨立經濟體？從當時的國際比較視野看：世界競爭力較強的中小型經濟體，如新加坡、芬蘭等，其產業結構比例關係大致為35%的工業和65%的服務業。同時，還掌握某一兩個工業領域的領先技術，擁有若干傳統的高附加值品牌。
如定位為一箇中小型的獨立經濟體，香港這種過分依賴金融等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問題；但如定位為城市型經濟體，香港需要發展具有優勢的產業而無需過分關注產業結構的平衡。因當時香港已迴歸祖國有所依憑，不少意見傾向於後者。
儘管如此，各方也普遍將認識到：僅憑金融服務業——作為高風險行業，存在週期性起伏，極易受到外圍經濟環境的影響——難以支撐起整個香港的穩定發展。
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前述的戰略定位問題逐漸由“二選一”變為如何“合二為一”，各方對問題的認識也深化為兩個主要方面：
其一，金融等服務性產業是一種“虛擬產業”，必須要有其他互補性產業和龐大的經濟腹地來支援才能正常發展。香港需進一步深化與珠三角等地區的合作關係，增強彼此間互補性；
其二，香港也應藉助本地科技研發資源優勢，適度推行“再工業化”。它們逐漸成為近十餘年來香港一系列有關規劃及安排的“主旨思想”。
亞洲金融風暴後，推行新產業政策的大方向，在香港各專業及政治團體中已有共識。香港特區政府也一改以往以市場為主導的產業政策，先後多次成立相關委員會，訂立不同的新產業政策，如“創新科技委員會”（1997）、“經濟機遇委員會”（2008），以及“經濟發展委員會”及“金融服務發展委員會”（2013）等，目的均是推出比較積極的產業政策，引入創新科技等產業以創造經濟增長點等。
“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工業北移。包括工業和服務業在內的低收入生產模式，已不再適應香港長遠發展。一方面，香港因生活水準高企，和臨近地區相比，早已失去了依靠低工資的競爭條件；另一方面，若試圖通過拉低居民收入去維持香港競爭力，這個想法既不實際，也不能保障市民的整體利益。香港工業北移，反映出市場競爭的無形之手，已向我們指出必須行走的路徑。無論是工業還是服務業，只能向高增值發展。”1997年10月，時任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稱。
這被普遍認為揭開了香港經濟結構第三次轉型的序幕。但梳理香港其後二十多年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歷程，以各屆香港特區政府均推動的創新及科技產業為例：其對經濟總量及就業的貢獻一直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2008年時，其GDP佔比為0.6%，時至2016年，佔比略升至0.7%。
這可能也部分折射出了香港在幾十年間形成的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關係，即產業結構調整主要受市場機制誘導，政府只起輔助作用。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香港政府將經濟政策修訂為“積極的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即除非有明顯證據證明市場失效，否則政府對私營企業不作任何干預。干預主要集中在四個領域：一，對貨幣政策和外匯市場進行控制；二，管制金融部門；第三，提供基本社會服務，包含教育、醫療服務及提供公共住房；第四，發起產業和經濟諮詢委員會以便與私營部門在經濟政策上保持對話。
學者斯蒂芬·哈格德則在《走出邊緣—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成長的政治》中則分析：在其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必須由國家來執行的重要職能，在香港則由高度發達的商業和銀行機構執行。這些職能包括在市場營銷甚至產品設計中的長期借貸和扶持。“香港可能不符合純粹市場經濟的抽象模型，但它至今仍維持著世界上最為自由放任的經濟。在微觀層面，除土地政策外，香港從未努力通過政府貸款、保護或補貼來引導產業。政府也不提供有目標的財政激勵；徵稅也只是為了財政收入。”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一系列CEPA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和實施，從2004年起，香港製造業萎縮的局面有所緩解，創造的增加值在2005和2006年實現了微弱的增長（CEPA協議對原產於香港的產品最初時的政策是零關稅種類增加，到2006年1月1日起，則對所有原產香港的產品實施零關稅，並進一步放寬了在原產地和產品增值標準方面的要求）。
出現這種局面，是因CEPA協議的一個主要目的是通過優惠關稅政策，引導製造業迴流香港，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CEPA協議能夠給予製造業的優惠達到頂點後，後期的安排開始偏重於服務業。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工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於1980年為22.5%，是香港經濟支柱之一，此後連年下跌至2017年的1.1%。從規模看，香港製造業大部分仍然屬於中小企業，2006年製造企業共有13165家，平均每家的就業人數不到12個人，規模在100人以上的企業數量只佔全部製造企業的2%。製造業薪資水平偏低，近年來平均勞工收入在主要行業中僅略高於飲食和酒店業。
2017年時，本屆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就任後也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其於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撥款40億元推行“再工業化”，包括成立“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及改建工業大樓，希望推動香港的再工業化進程；2020年8月10日，履新剛百日的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則對港媒提及其在任內的期望之一，就是通過創科產業推動經濟。
灣區機遇
2019年2月18日傍晚，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雛形，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港澳與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合作。這種產業合作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結合，從製造業走向服務業，再延伸至各個產業。由此形成了今天的產業鏈和經濟功能在港澳和珠三角地區城市之間的空間分工形態，城市群也由此嶄露頭角。在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封小云看來：產業合作是產生和發展大灣區城市群最為重要的經濟基礎。
而如前述綱要所言：香港將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大灣區將成為推動香港再度轉型的原動力。大灣區超過6000萬個消費者的‘本地’市場將大幅度擴大香港的產能規模，香港的製造商和出口商將有更多渠道對沖主要海外市場的週期性波動。同時，工業形勢將徹底改變，香港和珠三角的數碼供應鏈將發展為世界領先的數碼生產區域之一，香港持續承擔連接角色，協助數碼生產能力與國際接軌。”在2019年3月舉行的一次相關論壇上，米高·恩萊特教授如此指出。
並非所有人都積極樂觀：港粵之間先是形成“前店後廠”分工模式，隨後又逐漸以“廠店結合”打造出了“廣東製造·港澳服務”的新合作模式。前一階段，香港在各個方面都有優勢。隨著內地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並向科技創新及裝備製造業等領域邁進，香港在部分領域出現了“產業脫鉤”的現象，如何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產業鏈分工，銜接多地之間的產業資源，存在挑戰。
張玉閣則建議：香港應實現“雙轉型”：從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為“金融加科技”的中心，從單一城市向城市群發展。在此基礎上，香港可將自身打造成為全球城市，並積極發展一系列“中價值、中就業”的新型產業，夯實社會發展基礎；此外，則有意識地從單一城市向城市群發展邁進，比如如何與深圳形成“特別行政區+先行示範區”的功能疊加和優勢互補，共同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主引擎”，引領和帶動區域發展。
“在此之前，香港與國際的溝通和聯繫非常強，但與珠三角地區之間的關係與合作仍有一定邊界，有香港學者提出所謂的‘有邊界的全球化城市’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香港應積極推動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儘可能減低‘邊界效應’，促進要素資源順暢流動，彌補自身產業結構單一不足。”張玉閣稱。
從香港製造角度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本地產品出口發展已不太受到關注。在高工資、高地價的壓力之下，為數不多的本地產品必須通過技術升級或高貨值才能在國際市場中佔有席位。在這一過程中，香港製造商將生產流程切塊，將沒有競爭優勢的環節轉移，通過再組合實現利潤最大化。
多重產業選擇下，能打上“香港製造”標籤的，僅剩首飾、鐘錶等為數不多的幾類。據香港工業貿易署數據：2019年整體港產品出口美國約37億元，佔7.7%。同年港產品出口總貨值為477億元，“雜項製品”內“首飾、金器及銀器，及其他寶石或半寶石製成品”為最大，佔總貨值的20.7%。
以鐘錶為例，亦有相關產業人士對《財經》記者指出：目前香港在定製化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包括設計、製造、組裝、包裝等環節可在香港完成。
短期來看，香港本地中小生產商或成為新標籤政策的主要受影響群體，其未必有能力將生產線搬至東南亞，新冠肺炎疫情傳播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亦難通過加價來將成本轉嫁給海外消費者。香港一位相關人士對此也稱，新政策可能會使得貿易商們“tell a lie（說謊）”。
本文為“香港經濟脈絡”系列報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