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曾與王純甫書指出：“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
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敗、困苦、屈辱的時候，精神和心理狀態能夠不為環境的變異或個人的得失所影響，這不僅是一個意志是否堅強的問題，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觀問題，也是一個人精神鍛鍊、修養程度的檢驗。普通人的煩惱、沮喪、壓抑、不快、怨恨等，在陽明看來，都是精神鍛鍊不夠造成的“動心”。
而君子在任何情況下能“無入而不自得”，就是要能夠做到在這些情況之下“不動心”。這絕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境界，儘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質與定力不同，“不動心”的境界作為主體性的成熟和內在力量的表現，是需要修養鍛鍊而後才能達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說，自孟子以來，儒家並沒有忽視對這一種境界的追求。
二程亦云：“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這是對孟子、莊子皆有所繼承。陽明與王純甫書雖在正德七年，事實上這也是他後來經寧藩之變與張許之難“得力”之處所在。
站在這個立場上，人生的變故正是考驗和鍛鍊這種境界的機會，“外面是非譭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日勞心拙而不自知矣”。
陽明還說：“譭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則喜，聞毀則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鹹危懼，謂君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
陽明曾說，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以上所引幾封答人書皆作於居越以後，是陽明自己“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的經驗之談。
只有真正瞭解陽明正德末年經歷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麵對的嚴峻的生存考驗，我們才能瞭解“良知”的學說對陽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純粹倫理的意義，而涵有生存意義上的智慧與力量。
擒濠之後的陽明，他的蓋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與獎勵，反而遭到內官在君前的惡毒詆譭，在“暗結宸濠”、“目無君上”、“必反”等被羅織的六大罪名之下，陽明處於“君疑”的處境，隨時有殺身滅門之禍，這可以說是封建時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險惡的人生處境。面對如此危如累卵的艱險處境，陽明所以能處變不驚，歷險而夷，是和他作為一個哲學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穩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餘嘗請問平藩事，先師雲，在當時只合如此作，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
王畿這個記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於他明確指明良知說的生存意義，即良知作為不動於心、不動於氣的本然狀態的意義。陽明正是在那樣險惡的情境下“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譭譽榮辱之來不以稍動其心”，由於他以高度穩定、平靜、沉著的態度泰然處之，即處危不動、處急不驚、處變不亂，最終擺脫了危機，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只有從這裡才能理解良知說從“百死千難”、“萬死一生”中體悟得來的說法。在經歷了江西之變以後，他終於確信，良知說不僅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賴它，人可以真正達到他嚮往已久的“不動心”的境界。
後來他在答黃綰論良知書中也說：“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憤怒嗜慾正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這也是說，致良知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能使人在“動氣”時斷然地控制感情、情緒的平衡，使人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都能保持“平常心”，這種控制感情情緒以保障最佳心理素質與心理狀態的能力，不是靠平平常常的方式可以獲得的，實現這種境界的難度大大超越一般的勇氣甚至面對死亡的勇敢。
從心性本體來說，此種境界所以可能的根據是由於“此數病良知之本無”，這也就是四句教心體本無喜怒哀樂的思想，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致良知與四句教有極為密切的關聯。
只有真正瞭解陽明正德末年經歷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麵對的嚴峻的生存考驗，我們才能瞭解“良知”的學說對陽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純粹倫理的意義，而涵有生存意義上的智慧與力量。
《傳習錄》載：“問有所忿鉣一條，先生曰：忿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鉣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亦只得如此方才是正”。
由此可見，陽明所說的不動心代表的境界並不是心如枯槁，百情不生，而是“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這也就是程顥所說“情順萬物而無情”。七情是意識主體的活動必然具有的，其本身並不是不合理的，問題在於要使七情的發生“不曾動些子氣”，即不使感情與情緒破壞、傷害心境的平衡與穩定。
這種不動心的境界，用前章討論的語言，即“無累”、“無滯”的精神境界。如陽明對薛侃說：“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他對黃直也說：“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字所累，心中有一物矣”。
在陽明看來，超然境界不僅是排除一切緊張、壓抑、煩躁等否定性情緒，對於任何意念都如此，人不應使任何意念情緒留滯於心，留滯就是有累，即受到感情情緒的牽擾，無法保持自由活潑的心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充分肯定了佛道的生存智慧。
有見於儒者多為名利所縛，他感嘆道“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方今山林枯槁之士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他進而認為佛老與儒家的終極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截同者不可誣也”。
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陽明在江西平亂時取得多次重大的軍事勝利，後來他的學生問他用兵之術，他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對於王陽明的顯赫事功，人們常常會問：這與其學術思想是否有關？
事實上，如果說陽明的學術與他的軍事勝利有什麼關係的話，那麼可以說，主要是他的“不動心”的境界使他得以自如地應付複雜的局面。早在正德十一年陽明受命巡撫南贛時，他的朋友即預言“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人問何以知之，他說“吾觸之不動矣”。至於陽明在江西平叛時指揮若定的實例更是不勝枚舉。
人的生存意義上的這種境界，就其終極關懷狀態而言，其標誌是突破生死關。陽明說：“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滯，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
這說明，陽明理解的超越境界，就其一般意義而言，要求超脫“一切聲利嗜好”，包括感性的欲求和一切對功名的強烈慾念。就其終極意義而言，則必須超脫生死的分別。
陽明自己謫居龍場時曾經歷過這種經驗，他當時“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於心”，“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要徹底達到心之全體流行無礙的境界，就要勘破生死，從根本上使人的一切好惡脫落殆盡，以實現完全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這一意義上，這種境界作為一種生死解脫的智慧具有宗教性或與宗教境界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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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陽明讀書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