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霸权主义横行，虽然横扫六国，但暴政激发矛盾。致使农民武装起义的发生，秦王朝的溃败。汉王朝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社会长治久安，保持社会秩序稳定。
而这时秦朝法家的思想并没消失，儒家文化逐渐抬头，而道家老子的无为之治或许可以帮助皇帝实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这三种思想流派如何演化，如何融合，就考验着汉朝刘家皇帝怎样运用权力了。
儒家文化在政治格局中苏醒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家文化并非在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兴起，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儒生便开始走出困局，走向了政治舞台。
在当时法家文化当家的秦朝，儒生在夹缝中求生存，郁郁不得志，一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得不到施展。所以他们是特别渴望起义，频频加入到各地义军的阵营。
在史记中有记载，刘邦开始是很不得意儒生的，原因是刘邦根本没读过几本书，没受过高深文化的熏陶，自然不愿意听儒生的文化理论。
但是很多儒生不断加入到与权力阶层互动中，影响不容小觑。其中，陆贾就以“以顺守之”劝说刘邦，但刘邦并不愿意搭理他。他就问：“如果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效法先圣，施行仁义，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刘邦听后不言而面露惭愧。
虽然如此，儒家文化并没有立刻成为主流思想文化先锋，但是儒家文化慢慢复苏，逐渐对汉朝未来发展奠定了基调。
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信，这是保证朝堂外社会稳定的必要利器，让百姓知道守礼仪，懂规矩，明白尊卑分明，以实现皇家权利的充分集中。
汉朝的皇帝比秦朝的要聪明，他们在秦朝的失败中学经验，知道哪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治国关键在控人，教会百姓仁义道德，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是对国家稳定的重要贡献。
这里要说一个儒家关键人物-叔孙通，重新塑造了皇权规矩，帮助刘邦规范朝廷秩序，制订起朝仪等一系列宗庙仪法。
依靠制礼，用礼，尊礼逐渐建立起皇权的威仪和培养起被统治者的效忠心理。赋予了汉朝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使汉朝统治更加稳固。
而在这温柔的外表下可以看到起价值内核就是法家精神，正如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所说：“在那些和谐与秩序明显占上风的地方，权力的威慑性运用从未彻底消失过。天鹅绒的手套里面，总是有一只铁拳”。
道家的无为而治算是最积极的有所作为
道家老子思想学说，内核价值便是无为，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不作为，消极避世，而是要顺应时势，顺应规律地有作为。
相传，儒生辕固于在朝堂上言语有诋毁黄老思想，便被窦太后将他扔到野猪圈与野猪搏斗，可见当时举国内外道家文化成为主流治国思想是当仁不让的，其信仰之人也是非常之多。
汉朝初期采用老子的“无为之治”是非常具备历史条件，也非常符合当时国情民情。
首先，从政治层面看。
如果问当时夺取天下的为什么是刘邦而不是项羽，答案必须是有福同享，攻城拔寨，你能攻下的城池便是你的了。所有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和刘邦同打天下。
而这便就是郡国并行制为什么会存在了的背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共存的状态，刘邦的本意根本就是先沿用秦朝的郡县制，自行称王，独掌天下。
但是无奈自身条件和形势压力。刘邦起义组建的是贫民军团，让别人为自己卖命，不能仅仅靠贩卖情怀和激情，必须要有利益分享，那就只能是封王封地。
据《汉书 高帝纪》记载，汉三年十月，在韩信、张耳大败赵军，同年刘邦派韩信攻打齐国，韩信请求将张耳立为赵王，刘邦许之。
在这种论功行赏的刺激下，将士们奋勇杀敌，敢为人先，确实对刘邦建立帝业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从现实情况看，秦国统一六国后，横征暴敛，民声沸腾，怨声载道，各地群雄并起，战乱爆发，民生凋敝，汉王朝的建立可以说是对一片混乱和废墟的统治。
《汉书食货志》上这样记载：“汉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首要的目的就是休养生息，保证生产力的恢复和再生产，所以老子无为而治，洽洽是最合适的思想纲领。
司马迁对此说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法家文化，藏在儒家文化温柔下的铁拳
如果说文景之治，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百姓修养声息，那么到了汉武帝时期，他所遵循的思想流派却开始走复古路线，和秦始皇一样了，那就是法家，法家之治，当然这是披着儒家文化的外衣的。
汉武帝表面肯定独尊儒术的政治正确性，而实际却大规模重用酷吏，他们只忠于皇权指令和国家法律，是无个人情感的冷漠机器。
史记中《酷吏列传》记载了11人的传记，而其中10人来自汉武帝时期。可想而知，酷吏在汉武帝时期的起到额作用不可小觑。
张汤是武帝时期酷吏的代表人物，他作为当时的司法部长时，汉武帝利用他的纪律严明和狠辣手段，实现了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不断收回封地，改国为郡。
但是沿用酷吏法治的汉武帝究竟是对的吗？在当时的西汉，由于连年征战匈奴，国库匮乏，财政紧缩，经济问题凸显。
当时作为酷吏首脑的张汤提拔重用桑弘羊，就是他提出了盐铁国营政策，还建议严惩铸造假币，在这种紧张且触犯到商贾富豪利益的环境下，张汤很快被陷害而丧命。
他死后，盐铁国营制也在继续执行，均输法、平准法等新政策又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本来是为了稳定市场经济，但却事与愿违，官商勾结，低买高卖，借机敛财等现象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各种阶级官员百姓都陷入困境，所以他们更愿意铤而走险，获取高额利益，这就更催生了酷吏的需求，长此以往便形成恶性循环。
直到晚年，汉武帝才意识到了过分重用法家酷吏的缺陷型，所以在他的《轮台诏》中，他也深刻对自己的国家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困难做出了反省和忏悔。
法家，儒家，道家的文化思想，深刻地从汉王朝初期贯穿到最后，无论这几种学派思想怎么更替，其最终的目的都是服务于国家繁荣，社会稳定，它们之间不断融合，各自边界在模糊，也就非常容易在一种学说思想中，看到其他的影子。所以说，世上没有可以让帝国发展所施行的一以贯之，一成不变的制度，不是在变化，就是在改变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