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皇帝贵为天下共主，但也非什么错误都不犯。
九五至尊都很傲娇，很少有检讨自己过错的存在出现。
比如明朝嘉靖皇帝就是如此，最喜欢的就是找替罪羊，但是也有不少皇帝在撰写过检讨书谓之曰：罪己诏！
一般而言，能下罪己诏的都算明事理的帝王，下罪己诏除了检讨自己之外，更多的是要国民同心同德渡过困难，这其中，最悲情的罪己诏当属崇祯皇帝。
他也是史上写罪己诏最多的皇帝，执政17年先后下过六次罪己诏，一次比一次悲情。
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
公允的说，崇祯绝对算勤勉的帝王。
年仅17岁初登大宝就诛杀大官宦魏忠贤，让人大快人心，后续又平反东林党人冤案，获得偌大的名声，随后以身作则倡导节约，自己也成了明朝最为节俭的帝王，衣服那是长期穿破的。
可惜的是，连续的天灾人祸引发内忧，不断强盛的女真人轮番扣关引发外患，内忧外患之下，让本就神经敏感的崇祯越发的紧张。
随后的他变得越发刚勇自用起来，面对无数内忧外患，除了杀人立威，却少有能直指问题根本的举措出现。
钱，成了明朝灭亡最大原因，税收问题一直困扰崇祯。
1635年，陕西义军攻克朱明祖地中都凤阳，眼看祖宗蒙羞，崇祯第一次下了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朝堂和帝王的错误。
1637年，天降灾祸，北方干旱赤地千里，地方官吏却不管不顾继续收税，崇祯第二次下罪己诏平息民怨。
1642年，内忧外患依旧延续，松锦之战惨败，洪承畴、祖大寿被俘，明军精锐尽末，崇祯又下罪己诏。
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同时京城鼠疫横行，崇祯自以为是自己失德引发天灾人祸，下了第四次罪己诏。
天灾人祸非一己之力可扭转
随后明朝迎来了覆灭之年，公元1644年。
1644年正月初一，闯王于西安称帝建立大顺，进而兵峰直指京城，三月就兵临城下。
面对兵临城下的李自成军，崇祯无奈下罪己诏，将所有罪过揽于自身，进而希望唤起民众振奋，可惜为时已晚。
军心涣散的明军早已无一战之力，随后不久攻城开始，面对时局绝望的崇祯下了自己最后一道罪己诏，也是他的遗诏。
李自成攻破北京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
说完最后的罪己遗言后，崇祯上吊煤山，以身殉国！
实事求是的说，崇祯的际遇就是明末社会矛盾冲突到极致的体现而已，也就是所谓的气运将尽。
致力于回天的帝王，即便连下六道罪己诏检讨自己，也难逃天怒人怨的惩罚，挽回不了自己的王朝，这份悲情，也算命中注定。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说完悲情的崇祯，再看看明君如何？
唐太宗无疑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标杆之一，看他的贞观之治，貌似这样的帝王是没必要做检讨的。
但唐太宗却做过检讨，只不过这罪己诏，写的很是傲娇而已！
话说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刚刚坐稳皇位，搞定了突厥人进犯签署渭水之盟的李世民，却听到了下属报告。
全国各地蝗灾并至，到处都是天灾。
在那个天人感应盛行的时代，这无疑算一股舆论压力，也让李世民坐卧不安。
寻思许久之后，唐太宗下了一道罪己诏，诏书很有意思。
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yì）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其心无咎
啥意思咧，就是说，只要天下百姓有饭吃，我愿意一切灾祸都降临在自己一人身上，我自己一人受苦，不让百姓受苦。
这姿态可谓非常高啊，以一人换天下，李世民傲娇的很，不过他却也有傲娇之功，对内贞观之治，对外“天可汗”就是明证。
由此可见，帝王当好了，傲娇无罪。
大唐CEO：李世民
看完崇祯的悲情李世民的傲娇，还可以看看一个古之仁君的真诚，他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应该算是史上评价最高的皇帝之一，好评无数。
但是即位之初也问题不断。
刚刚当皇帝那几年，也是天灾频繁，而汉朝信奉黄老之学，讲究无为而治，汉文帝虽然进行了救灾运动，却感觉不够。
于是为表爱民之心，居然主动下了罪己诏，诏书是这样写的。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吗？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意思是，这几年收成欠佳水患不断，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官员俸禄太多的问题，是不是做了太多没用的事?
如此三问，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自身执政问题，第二吏治问题，第三，后续是不是要强化无为而治。
三个方面涉及到之后，这汉文帝的检讨可谓非常深刻，进而引民心振奋。
随后汉文帝还广开言路，经常召集大臣商议如何减轻民众负担，在这一系列举措加持之下，才有汉文帝的贤君名号和百姓的心悦诚服，文景之治的牢固基石出现。
为君者当学汉文帝啊，国内没啥大问题，都检讨自己言行得失少有面子观念束缚，这应该算明君的首要标准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
看完汉文帝的罪己诏，又想到了晚年的汉武帝。
武帝晚年做派，无疑是让人最为可惜的千古一帝。
前半生英明神武，晚年却妻子无存，用最为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轮台罪己诏》。
这份诏书出炉的背景，和汉武帝晚年求仙问药寻长生，大兴土木求享受，穷兵黩武贪功业，相辅相成。
一场巫蛊狱案，逼死了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最后发现冤案一场，无疑悔之晚矣。
公元前89年，主管财政的大臣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深知国家疾苦已久的汉武帝，一口回绝屯田建议。
他痛定思痛：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这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原本穷兵黩武的国策，改为恢复国力恢复民生。
随后又子啊诏书中说：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妄言耳！
这份罪己诏中，汉武帝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穷兵黩武征讨匈奴致国力消耗，任用小人奸佞引吏治问题，宠信方士求仙问药耗费无数，律法严苛引百姓民不聊生，可谓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检讨，最后明确表示，自此以后要痛定思痛，爱护百姓体恤民力！
常年对匈奴用兵，汉武帝后期，大汉国力直线下降
一个骄傲了一生的人，最后用这样一份罪己诏检讨自己，看上去让人可惜，却也佩服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