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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整個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草原在保持水土、防風固沙、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平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草原也是我國主要大江大河的源頭。因此，深入研究草原生態保護與治理，是關乎我國生態安全、維護邊疆穩定、實現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草原類型多、分佈廣，從東到西綿延4500餘公里，覆蓋著2/5的國土面積，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也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有天然草原3.928億公頃，佔全球草原面積的12%。草原生態的破壞，危害的不僅僅是這一空間的局部利益，而是形成對鄰近地區和更遠地區的擴散和遷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草原是我國主要大江大河的源頭，也是江河上游的主要生態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下游地區的生態安全。深入研究草原生態保護與治理，是關乎我國生態安全、維護邊疆穩定、實現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草原生態安全面臨的危機與挑戰
近年來，生態安全問題複雜多樣，草原生態也面臨著荒漠化、水資源安全、空氣環境安全、物種多樣化安全等問題，成為影響草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首先，草原歷史遺留問題與新生態問題加劇了生態脆弱性。一是家畜增多與效益下降陷入不良循環。據生態環境部監測評估，全國約90%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退化、沙化。草畜矛盾依然是生態貧困的主要原因。二是產業鏈同質化與牧民增收效益背道而馳。近年來，畜產品“無差異”產業鏈競爭態勢使牧民失去應有的質量增收優勢，牧民收入減少，貧困分化持續加大。
其次，牧區“城鎮化”與草原“空心化”並行加速，草原休養生息空間出現不確定性。一是隨著大量牧民搬離牧區定居城鎮，造成人、財、物向城鎮過度集中，願意留在牧區的人才也越來越少，牧區自治出現“選人難”狀況。二是草原“空心化”衍生新的生態難題。過度強調牧民搬離牧區定居城鎮，中斷了流動性牧民的合作基礎，削弱了對偷挖、盜採草原動植物的監管和威懾，草原抵抗自然風險能力下降。
草原生態安全的多重價值
草原是大自然饋贈給人類的天然瑰寶和生態富礦，是人類繁衍生息的戰略資源庫，保護好草原對維護邊疆生態系統安全意義重大。
草原具有強大的給養涵養能力。草原是地球的“皮膚”，承擔著保持水土、涵養水源、防風固沙、淨化空氣、固碳釋氧、維護生物多樣性等重要生態功能。當草原植被蓋度為30%—50%時，近地面風速可降低50%；蓋度60%的草原，其每年斷面上通過的沙量平均只有裸露沙地的4.5%。不僅如此，草原還是我國黃河、長江等幾大水系的發源地，是中華民族的水源和“水塔”。黃河水量的80％、長江水量的30％，均源自草原，其涵養水源的能力是農田的40—100倍。如果把森林比作立體生態屏障，那草原就是水平生態屏障，具有強大的給養涵養能力。
草原肩負著安邊固疆的重要使命。草原大多位於祖國的邊疆地區，是少數民族的主要聚集區和貧困人口的集中分佈區，也是重要的生態屏障區。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有關資料顯示，我國1.1億少數民族人口中，70%以上集中生活在草原區；全國268個牧業半牧業縣中，152個縣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佔57%，牧民90%的收入來自草原。草原“四區疊加”的特點使其肩負著邊疆長治久安和脫貧攻堅的政治使命。
草原孕育滋養中華文明。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方式，是順應自然的選擇。遊牧民族在長期與草原融合發展中，形成了敬畏自然、感恩草原的樸素生態倫理觀。遊牧也賦予草原民族與生俱來的堅毅、進取、豁達的民族性格，彰顯牧民吃苦耐勞、合作共生、不畏艱辛、守望相助的草原精神。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交相輝映，共同構成多元一體、豐富絢麗的文化體系。如今，草原文化固有的生態理念，也為草原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注入了新鮮血液。
廣袤草原也是“金山銀山”。草原肩負著生產生態產品和保障草原產品供給的雙重任務，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體。我國有數百萬農牧民以草原為基本生存資源，草原構成我國草原畜牧業生產的重要物質基礎。草原還為農作物、家畜和家禽以及醫藥等新品種的培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因庫。目前，我國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已達55.7%；天然草原鮮草總產量連續多年保持在10億噸以上，草原生態實現了從全面退化到局部改善再到總體改善的歷史性轉變。美麗草原就是“金山銀山”。草原產業已成為當地具有重要生態、經濟和社會功能的基礎性產業，成為脫貧致富的重要產業。
打造草原生態安全新高地
草原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我們應加強草原生態環境保護，鋪就人草和諧共生之路，打造生態安全的新高地。
樹立人草一體理念。草原有其獨特的生態系統運行機理，保護草原必須堅持自然恢復為主方針，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增強針對性、系統性、長效性。一是強化敬畏草原意識。在政策運行和輿論宣傳上展現草原對人類的獨特價值，提升草原在政策決策中的地位。二是弘揚草原生態文化。“天人合一”詮釋了人與草原的生命淵源，應感恩草原，激發自覺保護草原的內生動力。三是堅持統籌治理原則。草原生態系統演變是人為驅動和自然生態驅動因素交互而成，必須確立系統協調治理的生態安全觀。
發揮牧民主體作用。牧民始終是保護草原的重要主體，牧區重建必須保留牧民流向草原的空間。一是有序推動牧民迴流草原。解決草原新的生態問題需要拉動牧民迴流牧區，以新的流動形式延續遊牧時代的傳統，藉助現代化交通工具往返於牧區與城鎮，緩解牧區“空心化”。二是創建牧民合作社。通過合作社實現草場利用、畜牧飼養、畜產品銷售、生產資料利用等環節的深度融合，實現畜牧業產業化經營，整體提高牧民收益。三是激勵牧民抗擊潛在風險。牧民通過流動，在氣候、地形、草場、牲畜之間尋求整體平衡，拓展草原利用空間，躲避自然災害，抵制破壞草場行為，充分發揮火災監測預警和維護邊疆穩定作用。
提升生態安全的監管效力。解決草原生態衍生問題，必須強化科技賦能與數據監管。一是加大草原科技支撐投入。通過專項資金構建草原生態產業技術體系，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加強草原科技創新支撐平臺建設，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二是擦亮生態產品科技品牌。通過向牧民推廣先進適用技術，帶動牧區產品標準化、集約化、規模化和品牌化，建立嚴格的產品安全標準和認證追溯體系，使草原品牌溢價升值。三是發揮科技監管治理效能。建設全國草原大數據平臺，摸清草原資源家底；健全草原動態監測預警制度，對草原生態狀況、自然生物災害情況等實行動態監測預警；完善草原承載力監測預警機制，分析草地資源實際承載水平。
完善制度保障體系，構建生態安全的長效機制。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8部門制定的《耕地草原河湖休養生息規劃（2016—2030年）》，要達成2030年全國草原綜合植被蓋度在60%、重點天然草原超載率小於8%的目標，實施草原休養生息制度勢在必行。一是完善草原保護法律法規。要進一步加大依法治草力度，立法明確規定草原生態補償法律責任規範條款，確保生態補償法律制度貫徹落實。二是加大草畜平衡落實成效。實施草場“帶薪休假”制度，強化草畜平衡制度責任，抓牢抓實牧民減畜計劃，不斷完善並將草畜平衡狀況納入政府生態文明建設考核指標。三是建立週期預算績效機制。落實草原生態保護恢復資金專款專用制度，建立補獎資金與修復成效掛鉤的效能考核機制，發揮資金政策的集成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