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首次接觸到中國紙錢的記載，可能追溯至馬可·波羅的遊記，但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習俗才成為歐洲人獵奇和長期研究的對象。第一批來自歐洲的觀察者當中，有一位名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傳教士，他寫了一本書描述通商口岸福州的社會生活，開頭部分有一張關於中國的術語表，其中就有關於紙製祭品的術語。盧公明描述了幾類主要的紙製祭品。首先是“紙衣”（mock clothing）：在紙上印著各種衣服的描樣兒，以及代表絲綢、緞子和棉布的顏色各異的紙。第二種是“紙錢”（mock money）：是裱有錫箔薄片的大小各異的紙，原色的代表白銀，染成黃色的代表黃金，還有成排鑿孔的紙片用來代表銅錢。此外，有些紙板的尺寸和外觀都恰似西班牙銀圓。如今，我們在許多地方都能發現類似的紙板仿製品，印有20世紀早期的“袁大頭”（袁世凱銀圓）圖樣。當化燒時，“人們認為這些（不同類型的紙）會變成……白銀、黃金、現金或美元；依據顏色和形狀而定，它們可以供神靈或人們心目中的逝者使用”。
從這些早期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推斷出幾個要點：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紙錢形式既具備連續性，也出現了變化。從盧公明的個人敘述中，可以研究紙錢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在這裡，我們注意到盧公明150年前的描述與今天所常見的紙錢仍然非常一致，但有兩處例外：（1）大多數的變化都是引入了新的象徵內容（例如，從西班牙銀圓的仿製品到“袁大頭”的仿製品，也就是說，從使用外國貨幣體系的金錢模仿品，轉變為模擬中國本土貨幣體系中的貨幣）；這種變化所衍生的是，除了已經注意到的標誌性內容之外，（2）在仿製品方面的擴展，這與全球消費經濟的發展步伐相契合。
繼盧公明之後，還有其他研究把我們對紙錢習俗的認知拓展到了更為廣闊的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到了19世紀末，在閩南的條約口岸——廈門，高延（J. J. M. de Groot）描述了不同種類的紙錢是如何在當地葬禮節奏舒緩的過程中加以使用的。他的敘述大量取材於歷史文獻。例如，據盧公明的描述，裱有錫箔片的原色紙用來代表白銀，染成黃色的則代表黃金；而直到今天，東南沿海地區紙錢習俗的主體依舊延續著這種可以追溯到一千年的傳統。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其他研究也緊隨其後。達得·亨特（Dard Hunter）出版過一本關於浙江造紙業的限量版書籍，書中的特色是收錄了禮儀用紙的實物樣本。然而，亨特並沒有將其調查的範圍侷限在浙江的作坊，他沿著紙錢的蹤跡進入地區、國家和國際市場，這些市場往北通往北京，向南越過南海到達曼谷，直至橫跨全球。
隨著這些研究的不斷深入，紙錢習俗在地理上的傳播圖景也逐漸明朗。我還不清楚是否有梳理這一習俗歷史傳播的研究成果。儘管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其最繁盛的地區——至少單純就物質財富的生產而言——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同樣能找到我們想見到的紙錢——即便是在鄂爾多斯高原這樣的偏遠地區，而漢化的土族也保留著複雜的紙錢傳統。我認為可以推斷的是，從唐朝開始，紙錢習俗就僭越了民族、語言的藩籬，從鄂爾多斯高原一直到南部沿海地區，從上海到河內，再到東南亞乃至全球華人、華僑的生活區域，整個都處在這種連續的文化區域內。
節選自[美]柏樺著，袁劍、劉璽鴻譯：《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