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製墨法
有關制墨的方法傳入日本，究竟是從中國傳來的，還是從朝鮮傳來的呢？最早的資料顯示，是在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610）由高句麗僧曇徵傳到日本的。日本天明四年（1784）二月二十三日在福岡縣博多灣志賀島發現一枚金印，即“漢倭奴國王”（日本國寶，黑田家藏）金質白文金印的發現，正與《後漢書》中：“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綬”的記載相一致。《漢書》中，有北九州倭百餘倭國中的倭奴國向東漢王朝（25—57）朝貢並賜予印綬的記述。恐怕攜帶國書回日本的同時，也帶回了有關書寫文書的筆、墨、紙（帛）硯等文房用具。其後，三國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倭之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遣大夫難米升、都市牛利等出使魏國，獻上男女生口（奴隸）十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對此深表讚許，詔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賜以金印紫授。又賜給使者銀印青綬，及各種錦綢、金、刀、銅鏡、珍珠、鉛丹等。所賜的詔書和金印紫授及其他珍寶，雖然只是倭人中少數貴族階層賞玩的奢飾品，但也必然在女王國中形成鼓舞新技術的開發、促進新文化發展的動力。在《魏書·倭人傳》中有女王卑彌呼的記載，在日本的國書裡邊，也有五代倭王（贊、珍、濟、興、武）傳有國書的記錄。但無論如何，有關制墨技術的習得應是在曇徵以前。
江戶時代 百老圖
近年來，從稻荷山古墳出土的平安時代的遺蹟中，發現《稻荷山古墳鐵劍銘》，為五世紀之後的雄略天皇時代之物，其劍上的銘文多達一百一十五字，同時也有大量的墨書土器存在，銘文漢字中夾雜著和風的表現，顯示出漢字的使用已經相當的普遍。
江戶時代 標有梅
日本推古朝以前與朝鮮半島的交流似乎較為活躍，但在聖德太子時代，與隋代建立了國交，中國文化流入日本的現象則盛況空前。曇徵以前制墨法傳入日本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依照曇徵的指導開始制墨或改良制墨法是可能的。由聖德太子建立法隆寺，佛教開始在日本盛興，寫經所的設立，筆、墨、紙、硯文房用具的需求也一度火熱起來。天武天皇二年（674）三月，在明日香的川原寺開始書寫《一切經》。
江戶時代 冊命九字
天武天皇期間，由歸化人知識寺僧寶林書寫完成了《金剛場陀羅尼經》。所用的紙、墨、筆等，恐怕都是來自於中國的舶來品，由於需求量太大，國產品是否也參與其中，尚不得而知。七〇一年日本完成了大寶律令制度，其中的職員令條規定：“中務省圖書寮配編造墨手四人。”根據大津宮址、藤原京址、平城宮址的發掘報告得知，發現了大量的墨書木簡類。其中，從地方進貢的木札來看，文字、筆、墨的普及浸透著很深的層面，然而有關制墨法卻無從查考。
奈良時代
佛教作為以標榜鎮護國家為己任的國家宗教，隨著在日本的興隆，佛教寫經也迎來了鼎盛時期。在正倉院古文書中，有許多付給寫經生筆、墨、紙張的記錄。然而，都沒有明確指出是唐、韓、日製品的詳細記錄。但是，至少是在天平時代，可以想象筆、墨、紙、硯文房需求量是巨大的。
江戶時代 孤南
正倉院的中倉藏墨十四錠，其中船形十二錠圓筒形二錠。作為舶來品的墨，除比較清楚的一錠唐開元墨和二錠新羅墨之外，其餘九錠還不清楚產自何方。聖武天皇御用墨也可能皆為舶載品，但也有無款墨，這或許是日本的國產品？
孝謙天皇的天平勝寶九年（757）載，在圖書寮設置了造紙長、造墨長和造筆長，敘階位在最下位。神護景雲元年（767）發願書寫《一切經》，在正倉院文書賬目中記載了寫經生使用了針間墨（播磨國）、何豆貨墨（和束裡）等日本墨。和束裡，在京都府相樂郡和束村附近；針間國，似乎在兵庫縣姬路市附近的西播地區。
江戶時代 德川藏墨
昭和五十三年秋，平成京域發掘出土的船形墨（10.9cm）。在正倉院文書中有東大寺寫經所的寫經生買一錠墨花費二百五十文的記錄。松井藤次氏在《和墨流傳考》中詳細地記載了上墨、中墨、下墨、凡墨、掃墨、香墨、唐角墨、新羅墨、金墨、銀墨、荒墨、半萬墨、和墨、古墨等名稱。
平安時代
延歷二十三年（804）最澄渡唐時，流傳他贈台州太守陸惇四錠筑紫墨的佳話。筑紫墨，據說為大宰府治下的葦屋所造。弘仁十三年（822）太政官發出佈告令：“在全國的國衙設置墨工一人。”由此可以證明，墨的需要已達到空前的緊迫程度。醍醐天皇延喜五年（905），藤原時平等受命編纂《延喜式》，時平沒後繼任者忠平在延長五年（927）才宣告完成（五十卷）。收錄在《延喜式》裡有“造墨式”一項規定：“造墨長一人，造墨手四人為其一組；墨長五寸（15cm）、寬八分（2.4cm），年產四百錠。”其實，年產四百錠這僅僅是宮中的消費量，在其他消費表格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有：
大宰府（筑紫墨） 四五〇錠
播磨國（針間墨） 三五〇錠
丹波國（貝原墨） 二〇〇錠
此外，還有讚岐墨、丹波墨、伊予墨、阿波墨等。
《古今著聞集》卷三記載，後白河法皇在起駕熊野詣的途中下榻藤代（滕白）時，國司獻上松煙墨請法皇試墨的事情。
江戶時代 華巖磐
平安末期（十二世紀後半葉），紀州（和歌山縣）的藤代，是日本製作松煙墨最值得炫耀的地方。
鎌倉時代
從平安時代末期，日本與大陸開始恢復國交正常化，從而興起了對宋貿易。渡宋高僧榮西禪師，曾有將攜帶的唐墨在東大寺再建時獻上的記錄。這是否意味著國產墨的不足，還是舶來墨作為“上等墨”而受到尊重？其要因或許兩者都兼而有之吧？
江戶時代 古梅園制 放古紫雲煙墨
丹波的貝原墨繼承其傳統。新興的滋賀縣近江的武佐墨開始粉墨登場。尊圓法親王（1298—1356）在《入木抄》中記有在京都北山附近製造太平墨。紀州的藤代墨受到嘉獎，淡路墨亦相當知名。松井氏在《涉園墨萃》一書中推定在日本鎌倉時代有日本國墨。此墨即是“多賀城碑墨”，所錄在《中舟藏墨錄》一書中。多賀城碑墨在江戶時代也仍然生產，而《中舟藏墨錄》的編著者袁勵凖是民國年代的人，我想這並非指的是江戶古墨。由於沒有看到墨的原物，因此無法斷定，但很難追溯到鎌倉時代。北條政子獻給源賴公的使用墨，現仍保藏在鶴崗八幡宮內。
南北朝 室町時代
室町時代末期，書院裝飾物得到發展。在《猿草子》（英國大英博物館藏）中描繪出書院的裝飾物有筆架、硯屏、筆、筆洗、花瓶等。當然，硯和墨也應該有，可見生活趣味相當洗練精緻。
江戶時代 懷玄子
隨著室町幕府的衰退，地方官和大名也在各地掀起獎勵國產製墨業的熱潮。其中，知名品牌有薩摩墨（島津氏）、周防墨（大內氏）、筑前墨（少弍氏）等。
江戶時代 壺公
確定奈良時代墨業的創始時間是很困難的，但根據貝原益軒的說法制墨則始於明德、應永年間（1394—1428）興福寺的二諦坊。博學多才的貝原益軒先生的說法究竟有何依據，尚不得而知。這裡邊既有舶來品的唐墨、也有室町時代對奈良時代墨業的效仿，更有紀州滕代制墨的衰落，以及接踵而來的延喜時代墨業的衰亡。應仁之亂後的戰國時代，其物產業更加走向衰敗一途。
安土、桃山時代
1. 古梅園於永祿年間（1560）開業。
2. 豐臣秀吉時代，據文祿年間的“大閣檢地”的記錄得知，在奈良餅飯殿鄉制墨廠房約九十五間，有四十四軒制墨商號。
江戶時代 廖天一
墨屋二軒 （森若狹、森丹後）
3. 元龜三年（1572），黑屋大黑（高天居）成為江戶幕府的御用墨師。
江戶時代
據貝原益軒的《扶桑紀勝》( 延享二年,1745) 載，以前最早接觸奈良墨的黑川道祐在《雍州府志》（貞享元年，1684）中有如下描述：“近江武佐墨、丹波貝原墨、洛下太平墨（松煙墨）自古有之，呈淡黑色。中世南都興福寺二諦坊持佛堂的燈罩上，取出久燻的煤煙和牛膠而制墨，這是“南都油煙墨”的由來。南都人學此採集油煙而制墨。今京都墨屋也仿效其法且更加精密，與中國墨的品質相比毫無二致。”為此，不僅僅是奈良，京都的墨業也大抵知曉。
江戶時代 千歲苓
藤井貞幹《好古小錄》（寬政九年，1797）中記載：“在奈良興福寺妙善院有墨模，以銅製造。傳雲：僧空海入唐以來招來之所。正面雕龍，背面刻“李家煙”三字。”在這裡，與空海相關聯或附會者頗多，李家煙是指中國南唐的李廷珪。當然，也有朝鮮李家王朝的可能性。
元和二年（1616），墨匠藤原廣家任命為筑後掾，以領受主管墨屋。
江戶時代 壽寶園 湯之盤
元和三年（1617），江戶幕府成立。在大阪設置江戶油問屋，組建起菜種油株式會社。菜種油與油煙墨有深切的關聯，大和盆地掀起種植菜種的熱潮。
貞享二年（1685）刊《京羽二重》記錄：奈良的大黑但馬、大阪的長田大和等商家皆移居京都來開墨店，京都擁有墨屋十八家。
江戶時代 御香天府
貞享四年（1687）刊《奈良曝》四卷在諸職名匠商人項中列舉出墨屋九家，元祿年間（1688—1703）有森田出羽（奈良）的墨商。
古梅園
初代松井道珍（1528—1590），室町末期開創墨業，領授官名土佐掾。經二代道慶（1578—1661）、三代道壽（1611—1697）至四代道悅（1641—1711）被任命和泉掾，作為造墨司官員以統轄監管奈良制墨業。五代元規是一位篤學之士，尋覓古老的墨業文獻而集大成，授予越後掾官職。其業績一直遺傳至第六代元泰（1689—1743），從而刊行了《古梅園墨談》《古梅園墨譜》《太墨鴻壺集》。七代元匯又編輯出版了《古梅園墨譜續編》。繼八代元孝、九代元誼、十代元長、十一代元淳，引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十一代元淳也是一位實業家，創造出新穎形式的墨，其形制波及至現代。又經十二代貞太郎、十三代元慎至現在的主人十四代。
藤白墨
江戶時代以後，至紀州德川宗直、宗將時期，一度廢絕的藤白墨的傳統又得以再度復甦。寶曆七年（1757），有田郡湯淺村的橋本接受潘主之命開始制墨。古名藤代，後更名為藤白。這個時代的藤白墨我們至今還能領略一二。
江戶時代 名花十二客
由此可知，藤白墨的制墨所在有田郡湯淺町的御射山處。寬保壬戌即清乾隆七年（1742），相當於“乾隆御墨”製作的年代。
江戶時代 玄林堂制 鳴琴
鷹島瀕伴鷗並非是當時的墨務官？此外南紀名墨也產生出許多優秀的墨。
桂花園
福井土佐掾藤原守美著有《墨譜》，刊年不詳，他汲取柳沢淇園（1704—1758）的畫而作成《古梅園墨譜》。
江戶時代 香林堂制 蓬萊山
天和二年（1616），藤原廣家制墨的世襲制墨仍在延續。寬永年間（1704—1710），福井土佐接任福井備後掾之職。寬延元年（1748）和文政三年（1820）都有大阪高麗橋二丁目桂花園福井土佐開置制墨支店的記錄。江戶中期，丹波的貝原企圖恢復以松煙制墨的計劃，但不久斷絕。
江戶時代 魚形墨
和墨成為古墨則產生在江戶時代。在《古梅園墨譜》和《桂華園墨譜》中都可以看見優秀的範例。墨譜也可以分成“和式”和“唐式”兩大類別，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沿襲明清墨型的樣式。也有許多墨，也沒有列入到墨譜中。著名的《方式墨譜》及《程氏墨苑》《墨海》等舶來墨譜，據說若干個日本人也名列其中，這也可能是屈指可數的大名寄贈的作品才可能被選中。古梅園主通過長崎送煙煤而制墨，並請來了新的版型。稱“豐山香”的圓形墨，揭示出與朝鮮有某種關聯，其資料價值彌足珍貴。朝鮮制墨官李東郭曾賦詩讚豐山香墨（朝鮮發音古梅園）給古梅園主人松井和泉，寫道：“豐山妙制最稱奇，遺法當時自大師。挹取濃光題數句，筆頭渾覺暗相隨。辛卯仲冬上浣，題贈松井和泉。朝鮮制述官李東郭。”
江戶時代 龍鳳圓墨
天明三年（1783），刊行了以實用墨為主體的拓本墨譜。其後，福永備後、宮武又改裝在冊頁上。據此墨譜可知當時的墨匠作坊。江戶末期，京都的鳩居堂、江戶的高木壽穎、紀州的鈴木梅仙等人開始大肆宣傳墨的品質。據資料統計，幕末奈良的制墨者達十八家，明治元年為十一家。
明治六年（1873），《諸用控帳》揭示出奈良墨屋向全國各地控制購墨數量的調查，並作出不同的種類：小學校用墨、學校用墨、學校翰墨、學校御用墨等。涉及東北的秋田、米澤、本莊、白河、櫪木、桐生、東京、藤澤、甲府、上田、長野、松本、岡岐以及中部、關東、東北等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