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上班之前，我都會幻想自己將拯救世界
口述：思雨（醫院工作人員）
座標：武漢市礄口區
我是95後，父親是醫生，當初我也想要學醫，被父親否定。他覺得當醫生太辛苦了，不適合女生。但我最終還是在2019年7月，成為了武漢一家醫院的會計。疫情爆發以來，我一直負責醫院的後勤保障工作。
食堂師傅從郊區運回一車食材
1月24日開始，醫院的患者突然增多，醫護人員也隨之增加。我的首要工作是保障醫生、患者的飲食。春節前三天，物資特別緊缺，周邊批發市場已全部關閉，而超市的零售渠道，根本無法滿足醫院2000餘人（包括醫生和患者）的日常需求。我們只能依靠食堂庫存來解決吃飯問題，醫生每頓只能吃簡餐，或者泡麵。
1月28日，食堂師傅們跑到郊區，運回一卡車的食材，這才解決了吃飯問題。
我們醫院的隔離區有三重隔離措施：電梯口的玻璃門，病房的玻璃牆，以及房間內的隔離措施。到了飯點，我就負責去給醫生和患者送飯，為了節省防護服，我會將飯盒放在第一道隔離點：電梯口的玻璃門外，等待醫護人員自行前來取餐。
有一次，一位呼吸二科的醫生特別叮囑我，患者因為吸氧喉嚨特別幹，希望準備一些流食，否則患者飯後特別容易嘔吐。我覺得那位醫生很細心。
從大年初一開始，我和銀行的工作人員一起處理捐款捐物的相關事項。起初的物資確實短缺，口罩、防護服我們是“能不用就不用”，留給一線的醫護人員。
網絡上求助之後，每天都有運送物資的車輛來到醫院。這以後，醫院的伙食反而比平常更好了，雞翅、豬肉等肉食供應充足。
我的另外一項工作是給一線醫護人員計算津貼，工資是分批到賬的，有的醫生沒有領到錢，雖然他們沒有抱怨，但我心裡著急！最近一直在加班，希望他們能夠早日領到津貼。
我的父親和小姨也在醫院工作，舅舅是警察，外婆在社區工作，隨著疫情的爆發，他們都在一線繼續工作。父親是醫生，也是我心中的英雄，以前有一次他做了一臺9個小時的手術，術後暈倒在電梯……患者們對父親所表現出的信任感，對我的觸動很大，也讓我感受到作為醫生的使命。
疫情以來，休息日回家的時候，父親就在家自我隔離，我則住在親戚家，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我每天工作8小時，其餘時間隨時待命。每天下班，已是晚上9點，望著空無一人的街道，緊張感便湧上心頭。
我在醫院也會感到害怕，最開始看到“白肺”的CT照片時，心裡掠過一絲噁心還是恐懼，我也分不清。獨自在家時，那種無力感便更深了，每每看到有人因病毒肺炎去世的消息，總會慶幸自己“逃過一劫”。
好在平時我喜歡看小說，自認為是“中二”女青年。每次上班之前，我都會幻想自己是小說裡的主人公，將前往戰場拯救世界！
這樣想，心裡的恐懼感便減輕許多。
2月14日，我們醫院60名醫護人員前往雷神山醫院支援，其餘醫生除了極少數留下照顧其他重症患者，大都集中在新冠病區，包括我在內的行政人員則負責清點物資等後勤工作。我們醫院被整體徵用為“新冠肺炎定點救治醫院”後，整個醫院除新冠病區，僅剩發熱門診（負責開藥）這一科室仍在正常工作。
新冠肺炎患者還在不斷增多，同時，各醫院能夠投入到非新冠肺炎的人手極其有限，我為後者感到擔心。
我到了社區現場，工作人員負擔很重
口述：陸愈（公職人員）
座標：武漢市江岸區
我在武漢國有企業工作，在技術類崗位任職。今年是我工作的第5個年頭。
2月9日晚上11點，正準備睡覺，我接到了單位電話，通知明天到社區統計患者情況。第二天，單位的一位主任開車（需辦理通行證）將我接到江岸區的一個社區居委會門前。當天，本單位原本分配的12人，有一半沒有到來，大都是因為“住得太遠、交通不便”。
“沒有防護服、沒有口罩，耗材自理。”當被通知沒有防護耗材時，我自己戴了一個非醫用口罩。我家附近早已買不到醫用口罩，藥店、便利店缺貨，網上的訂單至今沒有發貨。
我們5個單位、近30名職工被分配到這個社區，其中有政協的，也有國企的。社區的工作人員把我們這些戴紅袖章的人當成領導，畢恭畢敬。社區原本只有10來位工作人員，一下子“接待”30個“領導”，負責這麼多人吃飯、出行等等問題，對他們來說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按照要求，來社區工作，應當挨家挨戶檢查。有防護服的單位職工，會上門給居民測體溫、送菜。我們這些沒有拿到防護服的人，誰也不願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
我下社區的第3天，領導來視察，給我們每人發了50個醫用口罩。
我們在社區的工作主要是打電話，詢問每戶居民的狀況。社區只有2個固定電話，只能一部分人留在居委會，一部分人上街巡查。我們單位實行輪班制，每天上午2人、下午2人，一人在社區辦公室打電話，另一人就在街道上巡視。
2月14日下午，我打了100多通電話，記錄居民身體狀態、居住情況，並叮囑各類注意事項。半天下來，整個人十分疲憊。整個社區至少有20000位居民，由於平日裡沒有做統計工作，社區工作人員也不瞭解具體人數。
不在辦公室時，我會戴著紅袖章在馬路上巡視，在附近幾個小區之間來回走動，大多數居民都閉門在家，出門的人多是買菜的。我曾遇到一位沒有佩戴口罩的中年男性在街頭抽菸，我上前勸告，隔著幾米的距離，但他並沒有理會。我也無可奈何，因為我沒有執法權。
有的小區門口停著幾輛出租車，在1月23日公共交通停運、1月26日私家車禁行後，這些出租車被政府安排用來接送重症病人——實際情況是，大多出租司機不願意冒風險出車，只有為數不多的出租車繼續運營。
按照規定，當小區有人發熱，為了避免交叉感染，社區只能按時上報，等待救護車前來接送。但有時也很難確定是否是新冠肺炎患者。
2月10日，網絡上質疑各社區沒有進行新冠肺炎患者的排查。對此，我所在社區的一位工作人員很委屈，他說從1月20日至今，他連續工作，沒有放過1天假。只是平時對於社區的排查太少，對每一戶的情況根本不瞭解，再加上人手不足，才導致排查困難。直到10日當天，我們這些支援人員來到各個社區，情況才有所緩解。
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我沒有執法權，難以解決實際問題；另一方面，社區工作人員需要保障我們的安全，這又多少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
2月11日，武漢“封小區”之後，我們與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們一同用木板、鐵質柵欄等物品將各小區大門封鎖，每個小區只留下一個出口，供居民領取糧油等生活物資。遇到生活不便的老人，我和同事會將物資送到其家門口。
自2月中旬以來，社區的各項工作一直在平穩進行。我除了在街頭來回巡查，幾乎無事可做。這半個月以來，我感受最深的是，最初社區工作的缺失，不是因為缺少人手，而是沒有合理的分工。對於社區一線的工作人員來說，這次疫情來得太突然，由於缺乏經驗，造成了剛開始的慌亂，但一切都在逐步迴歸正軌。
我在封城後堅持送貨，到現在店鋪已賣空
口述：延林（便利店老闆）
攝影：李累
座標：武漢市武昌區
“7號！”
“這裡！”
在封城後不久，送貨上小區門口，成為了我的工作常態。我一般都站在小區門口，和線上訂貨的顧客對上號，並遞上貨物。
在 “封城”後頭兩天，我店裡的生意明顯更好，到店裡買東西的人比往日只多不少。
但從1月26日開始，我就不敢再開門營業了，看著病毒來勢洶洶，來往店裡的顧客各式各樣，我也感到害怕。
大概是2月初，有人在一個小區群裡提議，希望能夠線上點單，將錢款付給我之後，再由我送到小區門口。我的便利店就開啟了“網上下單、集體送貨”的工作模式。
每次接到訂單和付款後，我都會等一等，等到那個小區的訂單達到一定數量，再一起送過去。2月7日那一天，我送了整整一車的貨物。店裡的訂單上主要是副食和日用品，大米、調味品和菸酒居多。
現在，各小區大門已經封閉，只能隔著門口的欄杆，將貨物一箱箱地送進去。20多位居民在欄杆那一頭，自覺相隔兩、三米站立，他們全是我的顧客。有的居民很謹慎，身穿防護服、手戴塑料手套、腳踩鞋套，有的戴著頭盔前來取貨。
我戴了口罩，對於我自己來說，除了1月底那幾天比較緊張，現在心情越來越平和，因為周邊小區感染病例不多。
我和妻子2016年從老家孝感來到武漢開便利店，也在武漢買了房，兒子畢業後在深圳發展，我們平日就住在便利店的閣樓上。店裡僱了一位年輕人，但是2月後他就不來上班了，說是害怕被感染，這個我也能夠理解。疫情當下，如果要再僱一個人，工資低了沒人願意來，工資高了自己也捨不得，所以只好自己去送貨。
從23號封城開始，過江隧道被封鎖，往日的進貨渠道被中斷，店裡也就沒有再進貨。不到半個月，店裡的大米、方便麵、糧油等副食商品，基本上都見底了，貨架也空了大半。而水果則無人問津，遲早會爛掉，還是挺心疼的。
■ 面對前來的顧客，延林表示不營業。
2月11日開始，武漢的所有小區都封鎖了，每戶每3天允許1人出門購買生活物資。這個時候居民更加需要我，但店裡已經沒貨了，只好關門休息。附近有的連鎖便利店貨源充足，不僅沒有歇業，還延長了工作時間，每天都會送貨到晚上8、9點。
我的便利店位於武漢較為繁華的地段，這一關門，高昂的房租就成了我和妻子的負擔，我的同行朋友們都在擔心，疫情再這樣繼續下去，我們該怎麼辦？
往日的春節，會與兒子一同回到老家，今年被困在了武漢……還是希望疫情早些過去吧，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