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朝政腐敗。
宦官和外戚兩大集團，把持朝政。在兩大集團的火拼中，大將軍何進，為了藉助外力誅殺宦官，聽取了袁紹的建議，招當時軍事實力強大的西涼軍閥董卓進軍洛陽。公元189年，董卓率軍入京。是時，朝廷一片混亂。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在火拼中，兩敗俱傷。何進被宦官張讓等人所殺，十常寺被袁紹所誅。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中，董卓乘機獨攬大權，廢少帝，立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董卓的軍隊，在洛陽城燒殺搶掠，無所不為。
袁紹引狼入室，開啟了東漢的亂世。公元190年，袁紹在關東，率先舉起討伐董卓的義旗。他憑著“
四世三公”之後的顯赫背景，成為了討伐董卓聯軍的盟主。董卓寡不敵眾，退避三舍。公元190年，董卓挾持天子，遷都長安。為了籌足遷都之費用，他命令部下，在離開洛陽前，在城內大肆搶劫，殺害富人；焚燬二百里之內的宮殿、官府、民宅。又令部下挖墳掘墓，盜其金銀珠寶。皇家陵園，平民墳墓，概莫等免。
遷都長安後，董卓覺得物資還是十分短缺。於是動用了金融手段，鑄造了大量的小錢，來緩解資金的短缺。
據《獻帝記》記載，董卓於初平元年（190年），為了獵取鑄造小錢的銅材，採取了兩種辦法 ：一是毀掉五銖錢；二是毀掉長安的銅人、銅馬。想那始皇帝嬴政，統一六國後，為了防止天下再次陷入戰亂，把所有的民間兵器收回，鑄成了十二尊銅人。那些銅人，個個都是“巨人”：身高五尺，足長六尺，各重二十四萬斤。秦朝的衡制，1斤約為現在公制的256克。算下來，每尊銅人，約合現在的六十一噸。董卓的鑄錢，每枚僅重1克左右。1尊銅人，便可鑄造6100萬枚左右的小錢。董卓鑄造了大量的小錢、惡錢，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用董卓的50萬枚小錢，才能買到1斛穀子。最要命的是糧食十分緊缺，有的軍隊曾多日斷糧。
袁紹的軍隊斷糧後，靠桑葚充飢，袁術的軍隊斷糧後，靠蚌蛤度日。無休止的戰亂，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而董卓鑄造的小錢，又使得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呈幾何級的暴漲。廣義的三國時期，史學家一般以公元184年的“黃巾之亂”開始，到公元220年的曹魏代漢為止。因此，學習、討論三國時期的錢幣，首先就要提到董卓鑄造的鵝眼錢。
一、董卓鑄錢
董卓的鑄錢，徑小、體薄、重量輕，世人稱之為“鵝眼錢”。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無文小錢。無郭無輪，穿寬肉少。外形粗略，極不規整（見下圖）：
第二種，五銖錢。錢面書“五銖”二字。有的有郭，但輪廓浮淺，似有若無。有的有文無郭（見下圖）：
二、劉備鑄錢 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攻取成都。地處
“天府之國”的劉備，以軍用不足為由，開爐鼓鑄造了幾種虛值大錢。
（一）直百五銖 據《零陵先賢傳》記載：“劉備拔成都，軍用不足。劉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劉備鑄造虛值大錢“直百五銖”，實際上是變相地攫取百姓的錢財。
直百五銖的鑄造不夠精緻。形制和東漢五銖相類似，有外輪內郭。銅錢多，鐵錢極少。錢文為篆書，“五銖”二字瘦長，“直百”二字寬矮。分為兩種。一種背鑄“為”字，是記鑄地名，為益州犍為郡所鑄，後世稱之為“犍為五銖”。另一種，或背鑄或背刻陰文和文飾，或背鑄陽文。背文均為筆劃少的字，如"工”、“王”、“田”、““七”“、“十三”等字。這些背文，可能是記爐別的。後期所鑄的直百五銖錢的重量，和東漢五銖的重量差不多，多為3克左右，卻要當東漢五銖100枚使用。
（二）、直百 錢文為“直百”的錢幣，其實就是“直百五銖”的省文。據《古泉叢話》：“此所謂直百，即直百五銖。”仍是以一枚直百錢，當東漢五銖百枚使用。
（三）、傳形五銖 劉備鑄造的錢幣中，有一種為“傳形五銖”。所謂“傳形”，又稱“左讀”，是指錢文左右易位（見下圖）。傳形五銖的鑄造量很少。
三、曹魏錢幣 《三國志 魏志》記載：“明帝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鑄五銖錢。”即公元227年，明帝曹睿登基後，對幣制進行了改革。廢除了曹丕 執政時期，以谷、帛為貨幣的金融制度，復鑄五銖錢。曹魏的五銖錢中，有種四柱五銖，較為稀少（見下圖）：
四、孫吳錢幣 孫吳地處江南，佔有地利。其地物產豐富，百姓生活尚可。
孫權為了盤剝百姓，鑄造了錢文為“大泉”的系列虛值大錢。嘉禾五年（236年）春，鑄造大泉五百；赤烏元年（238年），鑄造大泉當千；後又鑄“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東吳孫權鑄“大泉”——“大泉二千”賞析
上述的三國錢幣中，董卓的鵝眼錢既為小錢，也是惡錢。當時鑄量雖多，但在後來的戰亂中，散失了許多。因此，存世量並不多。劉備鑄造的錢幣中，鐵質 的直百五銖和傳形五銖最少。孫權鑄造的“大泉”系列錢幣，大泉二千稀少。大泉五千存世極罕，為“中國古錢五十名珍”之一。著名的錢幣收藏大家丁福保先生的著作中雲：傳世只有二品。程文龍、戴褒庭各藏一品。程文龍先生於1943年病逝，戴褒庭先生於1976年作古。程文龍先生去世後，他所收藏的那枚大泉五千，傳給了他的兒子程宗進。後被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上海市工商聯執行委員沈子槎先生買下，於1959年，捐獻給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戴褒庭先生收藏的那一枚，後轉至陳仁濤 先生收藏。1955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購入。我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見到的那兩枚大泉五千錢幣，正是丁福保先生說說的“傳世只有二品”的那兩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