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這個廟號趙禎實至名歸
電視劇《清平樂》帶火了這位此前在歷史上存在感較弱的皇帝宋仁宗趙禎。“仁宗”是趙禎的廟號，能享用“仁宗”的廟號，說明趙禎在後世和史學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時代，共有4位皇帝使用了“仁宗”的廟號，趙禎是其中最實至名歸的一位。他仁厚、寬容幾近帝王之最，是史學家評論的“守成賢主”。其他“仁宗”如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嘉慶皇帝，享用此廟號則有一定爭議。
“廟號”透露著皇帝執政才幹
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指代一位皇帝的稱謂有很多，包括年號、廟號和諡號。實際上這幾種指稱之間差別很大，需要了解其中的區別才能避免在文藝作品中出現低級錯誤。
要分清年號、廟號以及諡號的區別，不妨以人們熟悉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例。朱元璋人稱朱洪武，又稱明太祖、高皇帝，有的史書中還稱他為孝陵。“洪武是他的年號，太祖是他的廟號，高皇帝是他諡號的簡稱，孝陵是他的陵號。”天津師範大學民俗學教授譚汝為在一篇介紹《年號·諡號·廟號》的文章中寫道。
年號是中國曆代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古代新皇帝登基第一樁大事就是改用新年號，這稱為“改元”。年號蘊含著帝王君臨天下、宣示正統的特殊意義，就連辛亥革命後當了3個月皇上的袁世凱也立年號“洪憲”。諡號是皇帝死後的“蓋棺定論”，唐代以後歌功頌德的諡號越來越長，如李世民的諡號是“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愛新覺羅·玄燁的諡號是“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這麼繁複加長的諡號稱呼起來比較麻煩，所以從唐代起人們用廟號稱皇帝。
廟號源於漢代，是皇帝死後在太廟裡立宣奉祀時追尊的名號。廟號常用“祖”或“宗”字，開國皇帝一般被稱“太祖”或“高祖”，後面的皇帝一般稱為“宗”。但對於雖非開國之君卻有特殊功勳的皇帝也可破格稱為“祖”，如明成祖朱棣，清聖祖康熙。廟號的選字非常慎重，一般根據這位皇帝的歷史政績謹慎取字。比如用“文”“武”等作廟號的皇帝一般較有作為，而用“哀”“殤”作廟號的則多是亡國之君。
《清平樂》中的皇帝趙禎廟號為“仁”，後世稱其為宋仁宗。歷史上能用“仁”字作廟號的皇帝很少，因為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仁”這個字含義十分厚重。“仁”在古代是儒家認為的道德規範的最高原則，也是儒家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仁”的最初含義是指人與人的一種親善關係，孔子把“仁”定義為“愛人”，並解釋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普通人能被稱為“仁”很少見，而皇帝被稱為“仁”更加不容易。
趙禎能在去世後享有“仁”的廟號，也直接說明了他是一位施行仁政、受到百姓愛戴並且頗有作為的好皇帝。
當得起“仁宗”廟號的趙禎
著名歷史學家吳鉤在其新作《宋仁宗：共治時代》中寫道：“趙禎廟號‘仁宗’，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廟號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寫仁宗輓詞，特別說‘廟號獨稱仁’。……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紀》，給出一段評贊：《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一個“仁”字，是史家對趙禎的蓋棺論定，也是儒家對一位君主的最高評價。
宋仁宗性情寬厚、不事奢華、知人善任。在他統治期間，一大批有為的政治家登上歷史舞臺並且施展才能，比如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諸人是仁宗朝的中堅，而領導“熙豐變法”的王安石、章惇等新黨中人，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等舊黨中人，也是在趙禎時代的政壇中嶄露頭角。在軍事方面，宋仁宗在慶曆四年與西夏達成和議，史稱“慶曆和議”，並開放了邊境貿易；跟遼國，宋仁宗也能夠和平共處，為宋朝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科學技術也在此時得到了極大發展，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3項均出現在趙禎時代；宋代最聰明的兩位科學家——蘇頌與沈括，也都成長於趙禎時代。
最廣為人知的，是宋仁宗對官員以及文人的寬容。史料記載，嘉祐年間蘇轍參加進士考試時，年輕又血氣方剛的讀書人在試卷中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議論，皇上在宮中擁有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裡只知鶯歌燕舞、紙醉金迷。既不關心民生疾苦，也不與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反對錄取蘇轍。宋仁宗則說：“設立科舉考試，原本就是要選取忠貞敢言之士。蘇轍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
趙禎去世時，據《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消息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其他的“仁宗”有點名不副實
除了趙禎這位實至名歸獲得“仁宗”廟號的皇帝外，中國歷史上還有其他幾位皇帝也享有“仁宗”的廟號。如果不算西夏和遼，僅統計中國大一統時代中的皇帝，除了宋仁宗之外，還有另外3位皇帝廟號為“仁宗”。不過對於這3位皇帝是否無愧於這個廟號，在史學界還是有一定爭議的話題。
元仁宗是元朝的第4位皇帝，在位9年的時間。他早年隨太常少卿學習儒家典籍，即位後大力進行改革，恢復了科舉考試製度，為漢族士子入仕提供了一條正常的道路。科舉恢復之後他減裁冗員，整頓朝政，推行“以儒治國”政策，使元朝得到復興。元仁宗在位期間還重新編制了新法典，大大緩和了元朝法制混亂的問題，而且新法典的推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諸王的權力。
明仁宗朱高熾是明朝的第4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嫡長子。朱高熾為人沉靜端重、好讀書，靖難之役朱棣起兵期間，以世子朱高熾鎮守北平，其間他以萬人抵禦了南軍李景隆五十萬兵馬的圍攻，確保了朱棣軍後方的穩定。明仁宗在位期間為人寬厚，為政開明，注重社會發展和與民休息。他赦免了許多建文帝時期的舊臣，平反了很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也停止了朱棣時期的大規模用兵，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為後世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遺憾的是朱高熾僅在位10個月就因病去世。
如果說元仁宗和明仁宗在位期間確實為國家的發展穩定作出了一定貢獻，勉強可以享用“仁宗”廟號的話，那麼清朝皇帝嘉慶享用“仁宗”的廟號就讓後人不太信服了。嘉慶是清朝的第七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的第五位皇帝。他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五子，即位初期沒有實權，直至乾隆去世後才真正掌權。嘉慶一生最為人知的一件事情就是懲治權臣和珅。親政5天后，他逮捕了乾隆朝的權臣和珅，並抄沒其家產，肅清了吏治。嘉慶也曾勵精圖治，可惜沒有太多能為人稱道之處。他繼續推行閉關鎖國和重農抑商政策，貪汙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嚴重。其間又發生了很多農民起義，河道漕運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鴉片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流入中國。在嘉慶皇帝統治期間，清朝一直走下坡路，是由盛轉衰的時期。
學術界也有觀點認為，清朝時期人們在擬定皇帝的廟號時並不像前朝那麼嚴苛和謹慎，多少帶有恭維皇帝的意味。不管怎樣，嘉慶享用“仁宗”的廟號並不太讓人誠服，而宋仁宗則是堪稱最具有“仁心”的皇帝。 （新時報記者徐敏）
閒在大宋插花還是打馬球
隨著以宋代為背景的影視劇熱播，宋人日常的娛樂活動受到人們關注。正在播出的《清平樂》中，就出現了插花，早先播出的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則有投壺、馬球等。與今天我們熟悉的娛樂活動相比，它們簡單樸素，卻為當時的人們帶來無限樂趣，從而也讓我們眼裡的古人愈加生動鮮活，多了一些踏實的生活氣息。
洛人家家有花
正在播出的電視劇《清平樂》中，女主角曹丹姝與閨蜜一起插花聊八卦的情節讓人印象深刻。少女們修剪枝葉，將鮮花插入瓶中，各有造型，手頭忙碌著又不耽誤她們互相打趣心事，靈動可愛。早先播出的另一部以宋代為背景的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也出現了插花的情節，盛家老太太專門請來宮中的嬤嬤，教家裡的姑娘插花，還因此引發了一場風波。
據西南大學楊帥的論文《宋詩中的“瓶中插花”現象研究》，插花是在宋代流行的一種雅緻娛樂活動，上下皆愛。北宋文學大家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中便寫道：“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
洛陽人為花痴狂，其他地方同樣如此。宋人在日常生活裡就喜歡插花點綴，逢遇節慶更是不可無花。南宋筆記《西湖老人繁盛錄》裡就寫了彼時杭州城內外，家家戶戶在端午節插花的盛景，他們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有些富裕人家，更是會在這天斥巨資買花，平常人家也會盡其所能，沒有花瓶，就用小罈子，總之得擺上一束鮮花。
端午節是在初夏，花開繁多，選擇的餘地也多。如果是在春天，宋代的人家便插桃花、木香花等，秋天就選茉莉、蘭花、木樨花等，而梅花則為寒冬添了難得的鮮豔色彩。南宋詩人楊萬里曾專門為擺在几案上的梅花寫賦詩：“膽樣銀瓶玉樣梅，北枝折得未全開。為憐寂寞空山裡，喚入詩人几案來。”楊萬里大概非常喜歡梅花，常常折花入瓶，在另一首詩《梅花》裡，他寫道：“花早春何力，香寒曉盡吹。月搖橫水影，雪帶入瓶枝。”
同樣喜歡插梅花的還有詩人范成大。安徽大學吳丹丹的論文《花卉與宋代文人生活》中提到了范成大插花的逸事，瓶中的梅花久不開放，他將瓷瓶換成銅壺，加之以熱水，所謂“詩催全不力，煮水換銅壺”。
比起范成大的急脾氣，蘇軾或許更懂花道。讓梅花開得既早且盛，蘇軾的辦法更加複雜，但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醃肉滾汁徹去浮油，熱入瓶，插梅花可結實；煮鯽魚湯亦可”。蘇軾著有《格物粗談》一書，介紹了不少花材保養和插花造型的技巧，不只是梅花，再比如“牡丹、芍藥、梔子，並颳去皮，火燒以鹽擦，插花瓶中加水養之”。鞦韆蹴鞠尚豪華
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開篇出現了投壺的劇情，除了是童年盛明蘭和少年顧廷燁相識的契機，也暗示了盛家的門第，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其實投壺不是宋代才出現，卻於此時風靡。據安徽大學餘江寧的論文《從北宋東京的娛樂生活看當時的都市文化》，《禮記》中便有投壺的專門記載，它早先是一種社交禮儀，後來則成為人們飲酒助興的娛樂活動。司馬光在洛陽招待賓客，除了賦詩談文，還喜歡飲酒投壺。他還在《投壺新格》中稱讚投壺的作用，“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
還是在《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馬球也是經常出現的娛樂活動。美國漢學家伊沛霞在《宋徽宗》中介紹，宋徽宗便喜歡馬球，他有時會在宮中安排一些宴會，賓客到齊，首先坐下來觀看娛樂表演，而馬球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節目，“表演從展示武技開始，然後是一群宮女在馬上表演的馬球比賽”。
比起需要馬匹的馬球，鞦韆、蹴鞠或許更適合日常。陸游就曾在詩裡描述過春日打鞦韆、蹴鞠的熱鬧場景：“寒食梁州十萬家，鞦韆蹴鞠尚豪華。”尤其是蹴鞠，深為宋代權貴所愛。民間傳說裡便有高俅是因為蹴鞠技藝好，而得宋徽宗青睞，從而平步青雲的說法。鞦韆則特別受到女性的喜歡，甚至成為女性形象的一部分，總是與嬌俏巧笑聯繫在一起。蘇軾《蝶戀花·春景》中寫道：“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無論是《清平樂》還是《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中，都出現了茶道，而且製茶的技藝十分精巧，並非人人都會。宋代流行“茗戰”，也就是鬥茶，“交戰時以三事互爭勝：一為茶、一為水、一為茶器，互炫其優，優則爭勝”。伊沛霞在《宋徽宗》裡介紹，在幾次宴會上，“徽宗命人端上茶具，親自煮水、搖茶”，為客人備茶。宋徽宗對備茶頗有見解，而且據說還專門寫過關於茶的小冊子，比如白茶，其中如是寫道：“芽英不多，尤難蒸培，湯火一失，則已變為常品。須製造精微，運度得宜，則表裡昭澈，如玉之在璞，它無倫也。”他對茶道工具也有要求，比如茶筅，也就是我們在電視劇裡看到的那種用竹子做的小炊帚，“當如劍脊，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願得一闋歌公之前
《清平樂》已經播出的劇情中，才華橫溢的歐陽修在會試中點破了晏殊在題目中的埋伏，就要被欽點為狀元，卻因為寫過的詞在京城瓦舍勾欄的女藝人中太流行了而落了名次。
歐陽修有一本詞冊《醉翁琴趣外編》，其中收錄的全是這樣的詞作。用現在的話說，這些就是宋代的流行音樂。宋代是文人的高光時刻，尤其是一些士大夫，經濟富裕，生活無憂，頗有閒情逸致飲酒聽樂。
宋詞在民間的流行，與樂工的吟唱不無相關。樂工得曲，文人譜詞，在宋代也相當常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故事。記錄北宋朝野雜事的《避暑錄話》中介紹：“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
據東北師範大學李克的論文《宋代歌妓與宋詞的傳播》，寫過“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這樣豪邁詩詞的蘇軾，也曾在一次府僚聚會中當場為女歌手作《賀新郎》，其中有詞雲：“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婉約細柔，繚繞惆悵，讓人難以想象出自蘇軾之手。
宋朝的宴會上，常有這樣的歌樂表演，女歌手即興演唱詞人之作，而對文人來說，為之填詞也並非有礙身份之事。論文介紹，蘇軾率領軍民修築堤壩，堵治黃河洪水。開慶祝大會的時候，有女歌手說：“自古上巳舊詞多矣，未有樂新堤而奏雅曲者，願得一闋歌公之前。”就是說，這位女歌手以還沒有什麼讚美築堤治水這個題材的歌詞為名，向蘇軾求詞演唱。蘇軾當場就寫了一首《滿江紅·東武南城》，其中上闋為：“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隱隱遍、長林高阜，臥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更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
這些娛樂活動，或雅緻，或通俗，或動，或靜，彼時的人各取所好，從中體味生活的樂趣。其豐富程度固然不能與今天相比，可存在於史料中的古人卻由此愈加生動，讓我們相信，在時間軸的過去，的確曾有這樣一段段鮮活的生活。(新時報記者江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