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奇葩之問:哲理詩是不是詩?

【依照“六十一甲子,人生一輪迴”的說法,老夫現在是童年,趕趕時髦應無可厚非。登錄《今日頭條》網站方知,要進第二道門,還要交投名狀——回答網站推送的問題。網站推送的問題像王婆婆的裹腳布——又長又臭,我大多嗤之以鼻,拒不回答。機器機器,從不生氣,隔三差五,反覆問你。前幾天收到個奇葩的問題:哲理詩是不是詩?為什麼?】

拿到“哲理詩是不是詩?”這樣的題目,我哭笑不得,本不想回答,看過幾位網友肯定的回覆後,又不得不答。否則,當代人已經不怎麼會寫詩了(我說的是古體詩),如果連什麼是詩都不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精粹的傳承就真成問題了。

在回答考官的提問之前,先亮明我有點另類的觀點。恕我直言,所謂“哲理詩是不是詩”就是個偽命題。哲理是哲理,詩是詩,兩者風馬牛不相及。這倒不是說詩中沒有哲理,也不是說哲理中不能蘊含詩意。但詩不是用來講理的,也不是用來闡述哲理的文體。古往今來的哲學家闡述自己的哲理觀點,費盡心機,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千言萬言,還擔心沒有講明白。古往今來,沒見過誰以詩來討論哲理。人們吵架都要佔個理,詩也不能不講理,連道理上都說不過,詩,也就不是詩了。詩雖然要講理,但命題把“哲理”當成定語來修飾“詩”,似乎有以“哲理”來為“詩”分類的嫌疑,多少有點滑稽。雖說道理不等於哲理,但哲理一定屬於道理的範疇。既不能把道理與哲理混為一談,也不能把道理與哲理割裂開來。兩者之間,並沒有清晰的邊際。這個問題不扯了,再扯就扯遠了。總之,哲理詩的提法值得商榷,詩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分類。

姑且不論哲理詩的說法是否妥當,單論什麼是詩,也難有一個統一定義。什麼是詩,一百個人有一百個答案。詩發展到今天,尤其是白話自由詩和敘事詩的出現,沒了字數、句式、音韻的約束,也沒有對仗與失粘之說,完全顛覆了傳統詩的概念。如今,詩已經變得天馬行空,不受約束。要給廣義的詩下一個準確的、人人都接受的定義,幾乎不可能。這也是詩的魅力所在。有個外國人說:“詩就是母雞下蛋後的鳴唱。”北京大學中文系孔慶東教授認為比較貼切。他說母雞是經歷痛苦後的鳴唱,不僅據實、應景,且誇張、有旋律,還有抑揚頓挫——果、果果、果果果大___!孔教授相信痛苦出詩人,李煜如果不是有亡國之痛、品嚐過階下囚的滋味,也不會成為千古詩(詞)人。詩的最大特點就在於詩人的感性無限膨脹,才有了意;理,只是一個支點而已。詩,一旦貼上“哲理”的標題,就不是詩了。

網友順著問題答問題,說哲理詩就是詩,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就算有問題,也是命題的問題。或許真有某人借詩(歌)的文體闡述了某個哲理,你貿然否定他寫的不是詩,理論起來,可能誰也不服誰。《道德經》被翻譯成外文後,因其句式短小,排比句多,外國人一致認為《道德經》是充滿哲理的詩歌。不僅如此,老子還當選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名列第二,莎士比亞第一。這與“黑馬是不是馬”的問題有些類似。黑馬是馬,也不是馬,是人;黑馬不是馬,也是馬,甚至可以是白色的、花色的馬(賽馬時)。出現這種混亂的局面,是把馬的外延無限擴張帶來的問題——人們喜歡拿馬說事。

答奇葩之問:哲理詩是不是詩?


詩也是如此,其外延在迅速放大。詩的概念現在很寬泛,不僅律詩、自由詩、敘事詩算詩,就連出色一點的散文也可以稱為詩——散文詩。不過,在中國大多數人仍然固執地認為,舊體詩詞才是詩。正因為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中央電視臺舉辦舊體詩大賽,才省去了“舊體”二字,直接叫《中國詩詞大會》。如果僅就舊體詩而言,再問網友,“哲理詩是不是詩?”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不是詩!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在論詩時特別強調,詩不僅要據實講理,還要有誇張、有意境。周老先生舉了兩個很極端的例子,“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他十分肯定地說:“這只是在講人生道理(哲理),這不是詩!”而《論語》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這才是詩!”他十分肯定地說。這或許完全顛覆了一般人對詩的認知。周汝昌老先生的本行並非紅學,而是古詩。他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詩,不是指它的文體,而是指意境。學者認定的詩,與我們理解的詩,似乎不是一回事。意境有了,什麼文(規則)什麼理都不重要。到底什麼是詩,他沒有詳解,只是引用了北京大學一位教授的論斷:中國曆朝歷代留下來的詩詞,真正稱得上詩的,僅有千餘首。

最沒有異議當數杜甫的《曲江二首 其一》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榮絆此身。

如果套用哲理的概念理解杜甫的這首詩,則只能用“春光易逝,適逢亂世,不如丟棄功名,及時把酒行樂”來概括。這顯然不是作者的本意,如果讀者拿“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榮絆此身”兩句說事,那就如同周老先生說的,你這是“在字面上跟古人打架”。杜甫欣賞李白的才氣,卻與李白“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對月”的人生態度迥異。詩人從“一片、萬點、欲盡、小堂、高冢、浮榮、酒入唇”等層層推導出“須行樂”,但詩人的心思卻不是勸人“行樂”,而是勸人惜春。因此,杜甫才用八分之三的篇幅言花,才有“一片花飛”減去春色的誇張與傷感。

依我膚淺的理解,詩不但要應景、要寫人、要理通氣順,而且要誇張、誇張到不講理;更為重要的是有靈魂、有意境,意境縱不見邊,深不見底,詩才有生命力,才能令人振奮,振聾發聵,餘音嫋嫋;令人震撼,醍醐灌頂,久久不能平靜。如果有本事像詩聖一樣,寫出“顧左右而言他”、意在詩裡又在詩外的詩,就真如楊萬里所說,詩可以不講文(規則),也可以不講理,甚至可以不講意。如果一首詩只講哲理,當然也就不是詩。

即便認定哲理詩的說法沒毛病,當詩偏重於講理以後,目標就變得相對單一,讓人聽懂,令人信服;大可不必誇張,也不必深邃。按照大師們的說法,所謂哲理詩,肯定不是詩,頂多只是借用了詩的形式,表達哲理而已。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