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自汉代开启的国家防疫日
穆涛
农历五月，依照十二地支的月历次序，属午，因而又称午月。端午，指五月的首个第五天，即五月初五。
古代中国人对五月有顾虑，甚至有恐惧。五月不宜盖房子，“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上任官员的仕途，就此止步，不再高就，“五月到官，至免不迁”。这个月，须处处谨慎行事，“掩身，毋躁，止声色”。夫妻房事也暂停，一些地方的民俗，新媳妇要送回娘家住一个月，叫“躲五”，这个月播种出生的孩子，男伤父，女伤母。在古代，五月还称“毒月”，上中下旬的五、六、七日，合称“九毒日”。古代的这些认识，与对瘟疫的恐惧有关联。五月阳气炽盛，同时阴气滋生，阴阳交争易发瘟邪。“九毒日”，用今天的话表述，叫“瘟疫高发期”。端午，是“九毒日”之首，在汉代，这一天要举行国家大祭祀驱瘟。把这一天确立为节日，是唐代之后（此说依据马汉麟先生），这个节日的涵义特殊，不是节庆，可以理解为古代的“全民防疫日”。
中国古代的四个节日，中秋，春节，清明，端午，都是以对天地的尊重为前提的，是谢天谢地，每个节日各有清晰的內涵和具体的指向。
中秋节是丰收节，也是月神节，是向月亮致敬。古代中国人看天过日子，看日头，也看月亮，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中国人的天文历法有“阳历”，有“阴历”，还有通行的“农历”。阳历是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时间规律，阴历是月亮转地球运转的时间规律，农历是阴阳合历。阴历一年的十二个月，按大小月计算有三种天数，分别是353天，354天和355天，比一回归年相差十一天左右。因此要通过“设置闰月”的方式，给予“补充”，这样就形成了“农历”。“置闰时间表”是经过缜密计算的，基本原理是“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四百年九十七闰”。公元前104年，是汉武帝太初元年，这一年是中国历法集大成的改革年。颁行新历法，同时开始“置闰”。但汉代的庆“中秋”，是“秋分”这一天，唐代之后，才确定为农历的八月十五。
春节是农历新年，是向太阳致敬。中国古人在对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观测中，把一个回归年的“首日”锁定在“冬至”这一天，“冬至”是天文学概念中的“元旦”，“冬至大如年，纳履添新岁”。这一天，阳气由地心萌发上行，古称“一阳”，“今日交冬至，已报（极）一阳生”，阳气在地下运行四十五天，到“立春（交春）”那天突破地表，万象自此更新。“立春”也称“三阳”，这是“三阳开泰”一词的来头。周朝的历法（《周历》），把“冬至”所在的月定为“岁首正月”，即农历的十一月，就是据此原理。商朝的历法（《殷历》），后置一个月，农历十二月是“正月”。秦朝的历法（《颛顼历》），前置一个月，农历十月是“正月”。西汉立国后，承袭秦制，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的一百年间（公元前206至前104年），均实行《颛顼历》，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后，把农历一月确定为“岁首正月”，正月初一是新年首日。我们读《汉书》，包括《史记》时会注意到一桩“怪事”，记写皇帝一年之中的“大事记”，是从十月开始写起。这是史官在特别强调，汉代太初元年实行的这次重大“改朔”。
清明节，是以风命名的，清明风是东南风。中国古人对天地的研究是细致入微的，把一年四季中不同方向的风分别命名，从冬至这一天开始，每隔四十五天转变一种风向，古称“八风”。冬至到立春是东北风，称“条风”；立春到春分是东风，称“明庶风”；春分到立夏是东南风，称“清明风”；立夏到夏至是南风，称“景风”；夏至到立秋是西南风，称“凉风”；立秋到秋分是西风，称“阊阖风”；秋分到立冬是西北风，称“不周风”；立冬到冬至是北风，称“广莫风”。清明风从东南吹来，大地气象景明，万物茂盛生长，“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清明节是祈福节，也是环境保护节，礼敬先人，念祖追宗，同时祈福于天地万物，各地祈福的方式因习俗不同而有差异，郊祀，春祭，植树，春浴等等。
我说说汉代时候，人们对端午的一些认识：
十二地支纪年，从“冬至”所在的农历十一月开始，“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子，对应农历十一月，丑是腊月，寅是正月，卯是二月，辰是三月，巳是四月，午是五月，未是六月，申是七月，酉是八月，戌是九月，亥是十月。
十二地支也有具体的涵义和指向，子即“兹”，一阳初动，万物由此萌动。丑是“纽”，阳气上通，阴气固结已渐解。寅是“演”，万物衍然而生。卯是“冒”，万物出地表。辰是“震”，蛰伏的动物苏醒，蠢蠢而动。巳，本义是胎儿，引申为后嗣，生机旺盛。午是“杵”，舂米的木杵，引申为“啎”，抵触、忤逆。“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说文解字》）“午者，阴阳交”（《史记·律书》），阴气和阳气交相抵触。未是味，万物成长，有滋有味。申是神，“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酉，本义是酒的器皿，引申为“成就”，“八月黍成，可为酎酒”。戌，本义是宽刃兵器，引申为“灭”，“九月阳气微，万物毕成，阳下入地”。亥时“荄”，草根。“十月，微阳起，接盛阴”，“阳气根于地下”。
午，在一天的时辰里，对应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是最热的时候。在一年中，对应五月，是最热的季节。这个月里，有“夏至”，“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礼记·月令》），夏至，不是夏天到来，而是夏之极至。这一天，白天时间最长，是“阳极”。中国古代哲学讲究辩证法，“阳极”之中藏着“阴变”。这一天，阴气由地心开始上行，称“一阴”，“夏至一阴生，阴动而阳复于静也”（《周易正义》）。“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权德舆《夏至日作》，此公为唐人）。这一天，阴气上行，与阳气抵触，纷相争扰。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对五月的概括是，“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荠、麦、亭历枯”。一阴生于夏至，五月已有轻度的肃杀之气，荠菜、麦字，葶苈子等植物枯黄。
五月也称“毒月”，上中下旬的五六七日，合称“九毒日”，再加上五月十四“天地交泰日”，共十天，是传统认识里的“疫情多发期”。进入五月，长江流域是梅雨季，雨多，溽热，潮湿，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易霉变。在黄河流域，蝼蛄（拉拉蛄）、螳螂等害虫现身，而且这个季节，北方最怕干旱，旱则百虫生，秋收基本就没有指望了。端午这一天，是“九毒日”之首，从汉代开始，这一天要举行国家大祭祀，用以南方防疫，北方祈雨。“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祈雨祭祀），用盛乐（祭祀时多种乐器合奏）。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礼记·月令》）。“乃命鱼人伐蛟取鼉（扬子鳄一类），登龟取黿。令滂人（湖政官员）入材苇（湖畔蒲苇）。命四监大夫，令百县之秩刍（有防疫效用的百草），以养牺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淮南子·时则训》）。今天的民俗里，仍散落着当年国家大祭祀的一些细节，门前悬菖蒲、艾草，苇叶包粽子，雄黄酒涂于孩子额头、手心、脚心等。《礼记·月令》中“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这句话，指各地的祭祀要因地制宜，多挖掘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百辟卿士”，以使祭祀免于形式主义，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有益于民者”。端午节与屈原的关联，应该是当年这么挖掘出来的。
古人对天地的观察是细致入理的。五月有“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各十五天。每个节气又分为“三候”，候，是时令变化后发生的自然界状态，五天为一候。芒种三候：初候，螳螂生；二候，伯劳始鸣；三候反舌无声。伯劳和反舌是两种鸟，一种开始叫，一种不再发声。夏至三候：初候，鹿角解，鹿是阳物，此时一阴生，遇阴气，鹿角脱落；二候，蜩始鸣，蜩是蝉；三候，半夏生。半夏，中草药一种，生于此时，故名半夏。
《礼记·月令》对五月里人们的行为有具体的规范和建议，归纳一下，大致有七种：
1.“仲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五月的主宰，天帝是炎帝，天神是祝融。两位均是火神，居南方。五行属水，主色是赤。
2.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锺磬柷敔。（上述均为祭祀乐器）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3.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这些是防疫的具体措施，不以蓝草染布，不烧灰湅布，不晒布。家门街户多通风，关隘和市场畅通。
4.“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毋或进”。这个月，阴阳纷扰，严禁给君主进献嫔妃。
5.君子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斋，指养斋心，心安是斋。吃素食不是斋，是戒。有些人天天吃素食，但做出的事，比吃生肉的还凶猛，这样就和斋这个字有距离了。止声色，夫妻间房事这个月暂停。
6.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这个月，宜登高远望，但登高先要知自卑。知自卑，戒自大，才有自重，这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7.五月，给政府乱作为的警告是：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蝗虫）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来源：美文杂志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