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大部分地區疫情防控已進入常態化階段。常態化防控該如何防?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緊，到底啥標準?基層幹部和法律專家認為，我國有關緊急時期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基層落實一些防控要求時面臨依法治理的困境。（據半月談報道）
法律制度是維護社會公平、社會秩序的基本規則。在社會正常狀態，我國法律制度相對來說是健全的，但在突發疫情的特殊時期，一些現象則暴露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這既因為防疫中出現某些新變化、新情況、新問題，也是因為某些制度本身比較滯後。
比如疫情暴發後，社區、村鎮採取封閉式管理，雖然初衷是好的，效果也很明顯，但被某些居民質疑“不合法”。其中，社區物業保安、志願者會被居民質問“有什麼資格來管我”，即防控人員現實中會遭遇尷尬，這既容易滋生矛盾，也不利於疫情防控。
再比如，一些基層幹部反映，防疫中的不少管控措施，都是為落實上級嚴防死守的要求，臨時自創出來的，但法律依據是什麼？是否符合規範和程序？又如，遇到突發緊急事件時，有的地方習慣於“領導啟動”，而不是應急制度啟動，同樣缺乏制度依據。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制度缺陷，既是好事也是壞事。為何說“好事”？因為問題暴露會提醒有關方面去完善制度。之所以是“壞事”，原因很簡單，制度缺陷不僅容易滋生矛盾、影響防疫效果，也不利於塑造權力和法律公信力。
由於“法無授權不可為”已經深入人心，那麼某些防疫管控措施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實施，就容易被質疑“濫用權力”。雖然這種“濫用權力”不是謀私而是“為公”，但被質疑總不是好事。所以我們既要理性看待這種“濫用權力”，也要避免被質疑。
對此，法律人士提出三點建議：從國家層面對緊急時期下法律和行政法規進一步細化和授權；推動地方人大、政府加快完善緊急時期配套制度，在實施性、補充性、探索性上下功夫；抓住應對疫情契機提升基層依法治理能力。這些建議值得有關方面傾聽。
筆者認為，要解決緊急時期的制度缺陷，一方面是吸取教訓完善現行相關法律。比如《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制度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了哪些缺陷，急需要相關立法者進行梳理總結，把緊急時期法律制度列為優先立法計劃。
另一方面，以臨時、緊急立法應對緊急時期的法律制度不足。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是完美無缺的，都需要不斷總結完善，讓法律與時俱進。所以，特殊時期暴露的某些制度缺陷也是難免的，我們要予以理解，但更要以靈活高效的立法盡力彌補制度缺陷。
這方面，全國人大和多地人大針對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制定通過相關決定，是“臨時立法”成功範例。但類似於這種“臨時立法”偏少，不能應對疫情帶來的複雜局面。如果各級立法機構以問題為導向，以更多“臨時立法”應對緊急時期制度缺陷，效果可期。
之前“臨時立法”偏少，既因為立法機關比較謹慎，也因為疫情影響立法調研等活動。如今疫情防控形勢明顯好轉且進入常態化，不妨推出更多“臨時立法”應對緊急時期制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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