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平
今年5月是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缅怀。
1931 年，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项英已经到苏区去了。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去了苏区，和父亲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于是就把我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当局看孤儿院经常收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就强行把这个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有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先生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
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那个时候，我并不叫项苏云，而被改姓张，叫张苏云。因为姓项这个姓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说是姓项的，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变之后，才改叫项苏云的。
◆1938年项英与叶剑英在武汉。
1938 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要郭青老师带上我奔赴西安。郭青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他遵照校长的嘱托，孤身带着我长途奔波到了西安，并苦苦等待着汪校长的来信，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后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来西安办事处，他与我父亲很熟悉，就亲自给我父亲项英发了一封电报，问明了项英确实有我这么个女儿。至此，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青老师带着我奔赴延安。
1938 年 4 月，当时年仅 7 岁的我，由郭青老师带着，乘坐一辆从西安开出的卡车，一路颠簸着向延安驶去。一同开往延安的还有四五辆大卡车。
到了延安后，郭老师进延安抗大学习，我被送进了延安保小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自从我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项英的面。直到 1938 年秋，父亲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已 7 岁大的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并和他相处了 12 天。但我却不曾想到，这次相见，也是和父亲的诀别。
◆1939年，（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在皖南。
那天我正吃晚饭，郭青老师告诉我说，你爸爸来延安了，马上接你去见爸爸。我又惊奇又高兴。
一位警卫员叔叔带着我来到了延安 城 里 的 八 路 军 大 礼 堂 ，这 里 正 在举行欢迎大会。大礼堂的条件十分简陋，人们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会场气氛却很热烈。
我进了会场，就到处找我爸爸。陈云伯伯看见我走过来，“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我点点头。于是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你女儿来了。”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腿上，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就一一回答，好像也没特别激动，因为我从未见过父亲的面，更不知道如何与父亲亲昵。我们虽有着血缘关系，但毕竟从未在一起生活过。
◆项苏云及弟弟在延安和父亲项英唯一的一张合影。
欢迎会还没有开完，我突然流起了鼻血，爸爸一看很着急，却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后面的马海德医生走了过来，拧了一条凉毛巾，敷在我的鼻子上，过了一会儿，鼻血就止住了。
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怯生生的，推说同学都在等我，就先回学校去了。第二天放学，爸爸又来学校接我，我才跟他去了。后来的几天晚上，我就住到了爸爸那里。在延安保育院的小弟弟阿毛也被接了回来，这样我们总算和父亲在延安团聚了。马海德医生特意为我们一家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照了一张像，照片上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来延安带给我的礼物。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与父亲的惟一一张合影。
◆保小的五名特长生合影。（前排右一为项苏云）
和爸爸相处的那些日子，他给我洗手、洗脚，穿衣服，陪着我玩，尽心照顾呵护。直到我长大成人后才体会到，父亲是在尽力补偿对子女的歉疚，体味父女间少有的天伦之乐。
爸爸在延安时还亲请郭青老师吃饭，以表达对他照顾女儿的感激。爸爸亲自给郭老师斟酒，还是个小孩子的我却抢下老师的酒杯，对爸爸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弄得两个大人相视一笑。
那时，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保小学生常躲进山里上课。那天，爸爸就要离开延安了，可我偏偏不在学校，爸爸来告别时没有见到我，只好带着几分遗憾离去了。
半个月后，爸爸又托人从西安给我捎来了几样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虽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很短，但他心里却一直惦念着我们呢。此后，我就和爸爸永远地分别了。
我从小就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长大，更不用说享受父爱母爱了。甚至在见到父亲之前，我脑子里对“父亲”的概念还很模糊。这次在延安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才使我对他有了印象，而父亲也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十二天给了我。
◆项苏云
1941年1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后，延安中央组织部特别派人到白家坪的保育小学慰问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并送了她一件棉大衣。暑假以后，组织上为了照顾项苏云，又特意把她留在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附属子弟学校继续上学。
1948 年秋天，她又和 20 名青年一道赴苏联学习深造，成为后来被称之为“4821”的成员之一。
项苏云在苏联学习的是纺织技术。1952 年回国后，她先到北京第二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后任纺织工业部研究所、情报所所长。1984 年由于视力和身体原因，项苏云被调到中国科技协会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直至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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