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虽然变法失败，历史课本上的康有为的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戊戌变法后，康有为逃亡日本、美国，晚年如此潇洒，自毁形象。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1898年那个充满着肃杀和血腥之气的初秋，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忠于慈禧的军队开进城，才推行不久的新政即告夭折。康有为得到友人密报，于前一日仓皇出逃。之后梁启超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持续奋斗，康复为却享受起了人生的美好。此后20多年一直在日本、美国不敢归国。我们对康有为的个人生活了解的不深入，其实康有为在国外，凭借自己独有的身份，过的比较潇洒。
辛亥革命后，曾回国的康有为却提出“保皇”思想，被社会潮流所摒弃。康有为倡议“一夫一妻制”，但他自己前后却纳娶了六位夫人，六位夫人一位比一位年轻，而一个比一个悲惨令人唏嘘不已，皆不善终。更为不堪的是，他专门挑选未成年，其中还有一个是日本女子。
第一任妻子：19岁娶大夫人张云珠
张云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她以一种隐忍的姿态诠释了对康有为绝对的爱，即对家庭的完全承担和对丈夫事业的坚决支持。康有为不给女儿同薇裹足，引起全族人的不满，独有她极力赞同。变法失败后，一家人以为康有为已遇难，还是她强忍悲痛，处变不惊，组织一家大小连夜搬家。
张去世后，康有为亲为亡妻执拂送丧，悉如古礼。在给亡妻的祭文中，他写道：“四十七载同糟糠而共患难兮，悼伤逝于千秋。”她与康有为生下四女一男。
第二任妻子：32岁娶17岁的梁随觉
1897年嫁给康有为，嫁给康有为时年仅17岁，婚后不久，变法失败，康便带上这位年轻妻子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而梁随觉也成为近代中国女界见识最广、游历国家最多的人之一，亚、欧、美主要国家和地方都留下她的身影。在偏僻闭塞的印度大吉岭，生活极为清苦，在痛失幼子的巨大打击下，梁夫人强忍悲痛，精心安排一切，康有为才得以安心潜入他的理想王国，完成《大同书》。
第三任妻子：51岁时娶17岁的何旃理
何旃理生于美国非士那一个华侨家庭，1907年，50岁的康有为在美国巡回演讲，17岁的何在台下专注聆听，深为演讲者的儒雅风度、深邃思想和渊博学识所折服。何旃理是与康有为共处时间最短的一个，也是最让康有为刻骨铭心的一个。
第四任妻子：55岁娶16岁的市冈鹤子，日本人
1911年，康有为流亡日本，雇了一个16岁女佣人市冈鹤子，康对她很好，日久生情，就把她娶为四太太，带回上海。可鹤子后来却与年龄相当的康有为儿子有了感情，并怀了他的孩子，觉得无颜相见康有为，就偷偷跑回日本，将孩子生了下来。鹤子始终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与康有为及其家人取得任何联系，隐名埋姓了五十年。直到鹤子临死前才向世人宣告她与康有为以及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1974年2月19日，鹤子在日本卧轨自杀身亡，后来，鹤子的孩子凌子，根据母亲留下的信物找到了康有为的家人，并与其家人取得了联系。
第五任妻子：60岁娶廖定征
1914年康有为的第三个妻子何旃理不幸得病去世，康有为悲痛欲绝，同年为了给康家冲喜，康有为就娶年轻的女佣廖定征为妾。廖定征为康有为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在康有为去世没几天后就得肺炎去世，年仅12岁。
第六任妻子：62岁娶19岁的张光
先说一下康有为的出身，他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儿子，祖父和父亲都是广东当地的小官员，不用为吃喝发愁。这也成为了他能够到香港学习，以及有机会研究资产阶级思想的充分条件。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按照传统，定亲是避免不了的。定亲的对象叫张云珠，康有为比张云珠小3岁，虽说女大三抱金砖，但是康有为夫妻的感情非常一般，虽然女方受封建思想影响，本本分分的支持男人的事业。但是两人只停留在相互尊重阶段。
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
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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