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盛行於明朝萬曆年間，雖然被民族英雄戚繼光剿滅，但是倭寇依舊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繼續危害著大明帝國的邊境。崇禎朝，海盜依舊猖獗，帝國的疆域安全受到威脅，此時的海盜以國人為多。由於當時的大明處於內憂外患之中，針對海盜所能調動的資源匱乏，往往有心無力。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崇禎二年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上奏崇禎皇帝，建議實行禁海令，限制百姓下海通商謀生，從根本上消除海盜的危害。
倭寇
崇禎元年，福建的海盜流竄到浙江境內，巡撫親自帶領浙江境內的水陸部隊圍剿，結果被擊敗的海盜逃到海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張延登派偵察兵，沿海岸線搜查，依舊毫無確切消息。崇禎元年年底，東南沿海最大的海盜頭子鄭芝龍（鄭成功的父親）接受朝廷招安，他的部下李芝奇背叛鄭芝龍，獨自組建水軍，同時聯合陳成宇等人，進入福建、廣東等沿海地界作亂。他們的水軍，約有六七百隻戰船，在海面上蹤跡飄忽不定。如果他們在陸地上被攻擊時，就迅速逃到海面上，或者隱藏在蘆葦之中，能隨時突然出現在官軍面前，這對明朝海防的安危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
鄭芝龍
張延登建議實行禁海令，並認為這是眼下最應該採取的政令。海盜最初是隨著福建等地百姓通商做生意而產生的，海上通商能賺取極高的利潤，這會讓很多百姓願意捨棄生命去參與，從而形成了商人與海盜的結合體。這造成國家無法控制百姓，海盜的危害越來越嚴重。天啟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請皇帝，說浙江和福建都靠近海邊，距倭寇根據地比較近，害怕海盜們圖謀不軌，相互聯合抵抗，便下令禁止船隻來往。即便這樣，船隻出入依然沒有得到禁止，這就是崇禎元年海盜大舉入侵的直接原因。
張延登通過調查，發現海盜們所用的船隻大多來自兩種。第一種是杉木運輸船，福建盛產杉木，當地的商人將木材沿航線運到洪塘、南臺、寧波等地售賣。商船上外載杉木，內裝絲綢棉布，這往往要租賃興化府大海船。這些造船商人為獲利，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為海盜提供船隻。
海盜船
第二是捕帶魚船，台州的大陳山、昌州的韭山、寧波的普院山等地盛產帶魚，而福建莆田、福清縣等地的百姓善於捕魚。等到八九月份，當地會組建船隊進行捕撈。場面就像螞蟻蜂聚一樣，官軍常常無力顧及，而這種混亂局面一直延續到正月。
海盜們要與明軍對抗，就需要大量船隻，並且來源可靠。上述兩種船隻，第一種是經商的必需品，第二種是百姓下海捕魚的工具，兩者卻成為了海盜為患的工具，為海盜們提供生活物資和經商所需，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海盜的發展。
參考文獻：《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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