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史料的記載中，明仁宗朱高熾都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仁君。事實上，他也確有仁愛之舉，他剛一登基，便下詔“罷西洋寶船、迤西市馬及雲南、交趾採辦”，就是停止派遣鄭和下西洋，停止到西域買馬，停止到雲南、越南等地採辦寶石、香料等高檔奢侈品。
不久後，他更是為20多年前被父親朱棣屠殺的建文帝殉難諸臣平反，這其中就包括了被誅十族的方孝孺。於此同時，他也給當年為了他而冤死的解縉等人平反。
客觀地來說，朱高熾的這些政策確實是為國為民，深得民心，也無愧於“仁”這個廟號。不過你仔細深究的話，便會發現，他之所以會頒佈這些詔令，其原始動機恐怕並非我們所認為的“為國為民”那般簡單。
這一切，都要從他與父親朱棣之間的關係說起。
朱高熾不但身體肥胖，而且腿腳還有殘疾，朱棣根本就不喜歡他。他之所以能夠被立為太子，一來是因為“嫡長子繼承製”的限制，二來是因為文官們的支持，三來是因為自己有個好兒子朱瞻基，朱棣對其甚是喜愛。
自從公元1403年被立為皇太子之後，朱高熾位居太子位共20年，由於父親朱棣的多疑，其間多有災難，人稱“多難太子”。綜合來看，朱棣對其打擊主要有以下三次。
一次是在1410年，由於弟弟朱高煦的進讒，支持朱高熾的大學士解縉被貶到了交趾（今越南）。後朱棣在北征蒙古時，解縉到南京述職，在拜見了時為“監國”的朱高熾之後就回去了。朱高煦則趁機再進讒言，說解縉只見太子不見皇帝是“無人臣禮”。朱棣大怒，隨後就將解縉下了大獄，同時還把東宮屬官李貫、王汝玉等太子心腹大臣也一同下了大獄。不久後，解縉、王汝玉二人便死在了獄中。
第二次是1414年，朱棣再次北征蒙古，班師回朝時，朱高熾遣使前去迎駕，朱棣卻嫌他行動遲緩，認為他是有意怠慢自己，很是不高興。於是便見輔佐他的侍讀黃淮、侍講楊士奇、正字金問、洗馬楊溥、芮善等人一同下了大獄。
楊士奇不久後邊出獄了，而黃淮、楊溥二人則一直被關押了十年，直到朱高熾即位，二人才得以釋放。
第三次是1417年，朱棣去北京巡視，朱高熾再次被留守南京監國。當時南京有個陳千戶，因擅自取民財被貶到了交趾，後又因功被朱高熾召了回來。這本是件極為普通的人事變更，可朱棣卻聽信一面之詞，不做調查，認為朱高熾是想奪權篡位，直接將東宮屬官梁潛、周冕下獄，以示對朱高熾的薄懲。後來梁、週二人也都死於獄中。
朱棣對朱高熾的不待見和接連打擊，使得父子間的感情逐漸生疏，畸形發展。父子之間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溝通，骨肉至親形同陌路。
後來朱高熾即位，在其所有的新政舉措中，對父親朱棣的既定政策最大的否定，就是他的回遷南京之舉。有人說，這是因為朱棣遷都北京後，給江南地區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江南人民因此增加了不少的負擔；甚至還有人認為，朱高熾自從成為皇太子之後，到他被召回北京，一直都生活在南京，已經習慣了南京的生活。與公與私，朱高熾都應該遷回南京。
不過，個人認為這些理論都站不住腳。朱棣遷都北京後，確實給江南地區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但只要措施得當，並不會帶來太大的損失。明朝字定都北京後，江南經濟依舊繁榮，中後期甚至還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至於朱高熾的生活習慣就更好解釋了，在他成為太子之後的26年中，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北京，對北京的熟悉和適應程度絕不亞於南京。後來朱高熾被召回，一直到他登基稱帝，又在北京生活了大概五年的時間。按常理來說，五年足夠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了。所以說，朱高熾返遷南京之舉，雖有為國計民生著想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包含了否定父親、怨恨父親的情感。
據《明史》的記載，朱高熾自幼“端重沉靜”，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可當侍讀李時勉在朝會當面向他進諫時，指責他在為父親守喪期間曾親近嬪妃，跡近不孝，結果惹得朱高熾大怒，當即命令衛士對其施行，致使李時勉的肋骨當場被砸斷幾根。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卻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大發雷霆，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李時勉所言不虛，那件事朱高熾確實做過，他確實“不孝”。他對李時勉施刑，除了維護自己的名聲之外，更多的則是惱羞成怒。
另外，文章所說的那些仁政，都發生在年號還沒有改成“洪熙”的永樂二十二年，這意味著啥？這意味著從法理和傳統習慣上來說，當時仍是他父親統治的時候，作為一個孝子，是不應當在父親的執政時間內改弦更張的。而次年的三月，朱高熾就準備遷都回南京了。
所以說，朱高熾那些為人稱道的仁愛之舉，其原始動機並非我們通常想象的那麼簡單純粹，這其中飽含了他對父親朱棣的不滿與怨恨。但不管怎麼說，朱高熾雖為人子，但更重要的身份是皇帝，只要他確實心中有國有民，至於他對父親是否叛逆，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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