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建黨至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六年時間裡，我黨沒有獨立建軍，而在國民黨的黃埔軍校，開展了共產黨的政治工作；我黨領導的葉挺獨立團擔任北伐戰爭先遣團，打出了“鐵軍”稱號，但仍然屬於“國民革命軍”。直到遭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終於明白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革命真理，發動八一南昌起義，建立了我黨自己的軍隊。
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時，陳獨秀提出“烏托邦”建軍思想
1921年7月中共建黨時，全黨黨員50多人，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當過兵。
那是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後，新軍中的革命黨在長沙起義。正在長沙讀中學的毛澤東，在街頭聽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當場決定投筆從戎，參加湖南新軍成為一名列兵，每月餉銀7圓。新軍操練嚴格辛苦，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槍上肩、槍放下、瞄準、射擊等那幾下子，我至今沒有忘記，這還是從新軍那裡學來的。”半年後，孫中山與袁世凱達成了和議，南京臨時政府解散。毛澤東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了軍隊，決定“回到書本子上去”。
“五四”時期，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兩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即時稱“北李南陳”的李大釗、陳獨秀，積極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此時，毛澤東對暴力革命尚不以為然，他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倡導的是“呼聲革命、麵包革命、無血革命”，不主張“炸彈革命、有血革命”。毛澤東的理想是從政，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方式改造中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陳獨秀身在廣州沒有出席。由於其“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總司令的影響力，被推選為中共的第一任中央局書記。
在中共一大黨章中，共產國際代表加入了“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這樣一句話，但是當時的黨員都還不知道怎樣建軍，走什麼樣的奪取政權之路。
此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上海與陳獨秀長談，首先詢問中國革命何時能成功。陳獨秀聲稱只需5年，辦法是“先佔四川，再組織軍隊和農民，那裡物產豐富，外人不能進，可以在那裡建設社會主義，再向外進攻，中國革命便可成功。”
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提出革命軍事路線的“具體方案”，隨後被共產國際嘲笑為“烏托邦思想”。不過，這至少證明，陳獨秀當時已經開始關注軍事，只是想法幼稚，脫離實際。
吳佩孚用“槍桿子”給共產黨的“筆桿子”上了血腥一課
黨的一大結束後不久，陳獨秀領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試圖以筆桿子救國。這個書生氣十足的中共最高負責人認為，當務之急還是用筆桿子宣傳黨的政治主張以及搞工人運動。陳獨秀建立的中央黨支部在上海，與李大釗建立的中共北京支部保持相對獨立，遙相呼應，用筆桿子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當時，黨開展工農運動的重點是南方安源煤礦和北方京漢鐵路。至1922年底，京漢鐵路沿線各主要城鎮都建立了共產黨的基層組織。
1923年1月5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第三次籌備會議決定，2月1日在鄭州召開全國總工會成立大會。北洋軍閥吳佩孚禁止工人舉行集會，並對鐵路工會活動實行監視。他對工人講了一句“名言”：“你有罷工的自由，我有開槍的自由！”
2月4日，共產黨組織了京漢鐵路3萬名工人進行聲勢浩大的大罷工，第一次工人運動達到高潮。2月7日下午，吳佩孚命令軍警用槍彈鎮壓工人，37名工人被當場打死，200餘人負傷。接著，軍警大肆搜捕罷工領導者，張國燾、林育南、項英等在工人掩護下逃脫，而京漢鐵路總工會江漢分會委員長林祥謙被捕遇害。全國各地的工會聞訊驚恐不已，整個工人運動陷入低潮。
“二七大罷工”變成了“二七慘案”，給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上了重要的“一課”，使他們初步認識到軍事工作的重要性。
其實，面對國內的黑暗統治，一些共產黨人早就積極探索建軍問題。1921年冬，中共選派蕭勁光、任嶽、周昭秋、胡士廉四人進入蘇聯紅軍軍事學校接受初級軍官訓練。1922年，在法國創建中共旅歐組織的周恩來發表了題為《評胡適的“努力”》一文，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極強的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到的”。國內一些黨員也發表理論文章，闡述了建立革命軍的必要性，但還沒有形成全黨的共識。
黃埔軍校，共產黨“借雞生蛋”培養軍事人才
1922年至1923年，共產國際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在幫助國民黨革命的同時，創造獨立的生存空間和鬥爭形式。中央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
1924年春，孫中山親自創辦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辦學伊始，人才匱乏，中共趁機派出多名共產黨員到黃埔軍校工作，旅歐的周恩來回國擔任了政治部副主任，兩個月後接任政治部主任。
迫於軍閥統治的現實，黃埔軍校的招生工作在全國悄悄進行。中共認為這是學習軍事的好機會，向各地黨組織發出了《中國共產黨通告第六十二號》，發動各地“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學、共青團同學及國民黨左派同學”，前往廣州投考。
1924年5月，黃埔軍校從1200名考生中正式錄取學生350名，備取120名。其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80多人，為日後建立紅軍奠定了重要人才基礎。
辦學伊始，黃埔軍校政治部是個空架子，學校也沒有真正的政治工作。周恩來接手後，重視發展軍校中共黨團組織，成立了黃埔支部，聘請優秀共產黨人任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中共廣東區委向孫中山提議，建立一支以保護大元帥府和鐵路安全為基本任務的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孫中山表示同意。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和區委軍事部長周恩來親自指導鐵甲車隊的組建工作，成員有150多人。鐵甲車隊行政上屬大元帥府管轄，但其骨幹力量都是共產黨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除了執行保衛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革命政府的任務外，還參加了支援廣寧農民運動、東征軍閥陳炯明、平定滇桂軍閥叛亂、肅清反革命武裝、支援省港大罷工以及改造飛機掩護隊等重大活動，立下了卓著功勳。
在國共合作初期的兩三年間，中國共產黨從只有400名黨員的秘密小組織，一躍發展成為一個擁有5.7萬名黨員和掌握著上百萬工農團體的群眾性政黨。
蔣介石炮製“中山艦事件”，通過“整理黨務案”清理共產黨員
1925年3月15日孫中山逝世，蔣介石圖謀伺機奪取國民黨中央最高領導權。但是他對共產黨的發展感到恐懼，決心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對共產黨人進行清理。
國民革命軍組成東征聯軍討伐陳炯明並取得勝利。戰鬥中，黃埔校軍的共產黨學員以林彪等10名軍官和100名士兵組成的“奮勇隊”表現英勇。蔣介石不願意看到共產黨的迅速壯大，他向周恩來提出：“為保證黃埔軍校的統一，我看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條辦法是軍校內共產黨員都退出共產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如做不到，第二條辦法就是共產黨員退出黃埔軍校，退出國民黨。”這表明，蔣介石已經容不下共產黨人，國共合作面臨危機。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造謠說中山艦要炮轟黃埔軍校，共產黨員要趕走蔣介石。他以此為藉口逮捕了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下令黃埔戒嚴，監視各師黨代表，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並解除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的武裝。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當面指責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無理扣押共產黨人。蔣介石一口咬定“中山艦事件”是一起針對他個人的“陰謀”。周恩來嚴詞要求蔣介石釋放所有被監禁的共產黨員。但是，蔣介石向中共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即所有共產黨員必須退出第一軍，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單。
周恩來和陳延年建議，利用國民革命軍中的左派力量和共產黨骨幹，對蔣介石進行反擊，但是遭到了陳獨秀反對。他派出張國燾專程從上海趕到廣州處理“中山艦事件”，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政策，250餘名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周恩來也被免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務。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又策劃從國民黨領導機構中排擠共產黨員以全面控制國民黨的權力。1926年4月1日，蔣介石提出“整軍肅黨、準期北伐”。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蔣介石會商，未與共產黨商量即與蔣介石達成“整理黨務”的八項協定。在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決議案》，主要內容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擔任執行委員數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名單上交保存等。
陳獨秀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張國燾又一次對蔣介石妥協退讓。此後，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離職，蔣介石開始掌握國民黨最高軍事權力。
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槍桿子”在北伐戰爭贏得“鐵軍”稱號
1925年11月，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中央商議，決定在第四軍組建三十四團，調第四軍參謀處長葉挺為團長。組建工作由周恩來具體負責，後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周恩來要求鐵甲車隊大部分同志都要到獨立團去，還要從黃埔軍校抽一部分同志去，建立一支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正規軍隊。建團之初，人數達到2100多人，其中有中共黨員20多人，後來發展至100多人，被稱為“葉挺獨立團”。
周恩來根據蘇俄的經驗和國內的實際，對獨立團進行政治建軍嘗試。在連以上單位都設立黨代表，團設立政治部，中共廣東區委對葉挺獨立團實行直接領導。幹部的任免調動以及兵源的補充，由廣東區委決定，連以上幹部都由周恩來親自挑選。
1926年初，國共兩黨達成了出師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政治共識。5月1日，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鋒，由粵入湘開始北伐。周恩來召開了獨立團連以上黨員幹部會議，告誡部隊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政治工作，要起先鋒模範作用，作戰要勇敢，有犧牲精神，鼓勵他們“飲馬長江”“武漢見面”。
獨立團隊伍不斷壯大，兵力逾萬。進入湖南擊潰汝城守敵，旗開得勝。6月5日攻克攸縣，以一團之眾戰勝四倍之敵，大大鼓舞了士氣和民心。7月10日攻克醴陵城。8月19日攻克1萬多敵軍防守的平江，取得了中夥鋪戰鬥的勝利。8月27日佔領素有天險之稱的汀泗橋，對挫敗吳佩孚氣焰、動搖孫傳芳軍心、振奮北伐軍士氣，起著重大的作用。8月30日葉挺率隊擊潰吳佩孚部下2萬多守敵，突破縱深5公里的三道防線，佔領鄂南第二門戶要衝賀勝橋。
吳佩孚逃回武漢，調集全部有生力量，企圖孤注一擲，固守武漢三鎮，作最後掙扎。9月1日，北伐軍進抵武昌城下，但進攻受阻，傷亡慘重。葉挺獨立團參加了第二次攻城戰鬥，10月10日，獨立團首先攻佔築有炮臺和環形工事的制高點，登上了武昌城，創造了北伐戰爭史上最為輝煌的戰績，為其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稱號。
葉挺獨立團是我黨領導的第一支正規軍隊。它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為我軍的政治、軍事和組織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1927年春夏，國民黨用“槍桿子”對共產黨員進行血腥大屠殺
到1927年春，黃埔軍校共培養1萬多名學生，其中2000餘名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成為中國共產黨進行武裝鬥爭最早的革命種子。
此時，蔣介石奪取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隨著北伐戰爭的全面勝利，他露出了猙獰面目，要用暴力手段屠殺共產黨。
4月1日，曾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部長的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復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4月5日，蔣介石發佈總司令部佈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
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場所謂的“清黨”，不是通過國民黨組織機構進行的政治清黨，而是使用軍警力量進行的一場血腥屠殺，革命人士被殺不計其數，國民黨員由清黨前的100多萬到清黨後僅剩下65萬。
7月15日，汪精衛也公開宣佈與共產黨決裂，隨即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還提出了“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大批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遭到殺害。至此，蔣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第一次國共合作也徹底破裂了。
在此期間，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強調“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對資產階級採取“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投降主義政策，幻想以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壓制工農運動，犧牲工農根本利益的方法來維持國共合作。1927年4月，在蔣介石反革命政變跡象十分明顯的情況下，陳獨秀反而與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要求工人不要聽信“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等“謠言”，但企圖拉住蔣介石的目的沒有達到，反而麻痺了黨和革命人民。蔣介石叛變後，陳獨秀又吹捧汪精衛是國民黨左派的“中心領袖”。在武裝鬥爭問題上，陳獨秀反對建立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主張，壓制工農武裝。在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革命發動大屠殺時，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最終導致大革命歸於失敗，中國共產黨人慘遭屠殺，全國黨員總數從5.7萬人銳減至1萬人左右。
南昌起義，共產黨終於認識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於1927年7月12日進行改組，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並決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在南昌暴動。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
7月27日，周恩來等到達南昌，加緊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此時得到情報，南昌城只有3000餘人駐守，兵力空虛，國民黨援軍正在向南昌開進。中共前委決定趕在敵人援兵到來之前舉行起義。
8月1日凌晨2時，南昌起義爆發，共產黨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全殲國民黨南昌守軍，起義獲得勝利。
汪精衛急令國民黨增援部隊向南昌進攻。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指揮起義軍分批撤出南昌。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會議正式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指明瞭今後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
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不做軍事工作的錯誤，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他說：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已被注意，但仍沒有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起義，非要依靠軍隊不可……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對武裝鬥爭的認識一直很深刻，在大革命失敗之前的1927年3月，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 大革命失敗後的政治形勢，把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推向了軍事鬥爭的第一線。中國革命從此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此後，中國共產黨高舉武裝鬥爭這個法寶，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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