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皇家海军凭借着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这场战争不仅使当时世界第一大毒枭贩毒合法化，更是开启了大清帝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模式。关于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并非本文重点，而自此战之后给大清帝国所带来的种种重创，使得当时很多有志之士们开始反思，有了想要了解西方列强的想法，从而探究出一条适合天朝的新的发展路线。
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前赴后继，终于突破重重阻碍，拨开云雾终见一缕阳光，大清帝国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这是笔者对“洋务运动”另一层面意义的总结。
洋务运动 旧照_图
说起“洋务运动”自然离不开“洋务派”，说起“洋务派”自然不得不说李鸿章，这位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的，所谓帝国外交家的李鸿章，确确实实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不但出谋划策、力排众议，更是四处奔波、筹措钱两，并且与西人沟通谈判，最终不但开始了“洋务”，更让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绝好大事件，受益于此的又何止是大清？
“洋务运动”在晚清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篇幅有限，无法详尽娓娓，本文特引两例以简述其史实过程以及重要意义和步履维艰之不易。
李鸿章在奏折中曾引用过宋朝大文豪东坡先生的一句改革名言：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真乃当时之写照。
江南制造总局 大门_图
江南制造总局 车间_图
一、江南制造总局
公元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晚清洋务运动已经进入工业变革的实际运作之中，是大清帝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真切行动之成果，倘若能乘此变革之风，管理上能够摒弃“衙门式”顽固、拖沓之风，再借以鼓励民间有财有志之士能够投资、融资进一步推进这股“工业之风”，说不定大清帝国真能富国富民而起死回生。其实这观点正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肱骨们的初衷和愿望，所以江南制造局并非仅仅是一座兵工厂，更是大清帝国探求富强之路上难得的契机。
晚清历史上任何取得里程碑式成果之事件都来之不易，江南制造总局之成立同样是阻力重重。天朝上国开工厂，真的是恒古未有，而且是要收购洋人（美国）的工厂为清政府所有，这在当时很多保守派之中有文化有权力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要逆天了。他们本着忧国忧民，为了天朝的颜面与尊严，为了维护宗祖之法的原则，极力阐述西洋之器乃奇淫巧计，不足挂齿，虽当下西洋枪炮确实派上用场，但是十年八载之后，天朝秩序恢复后，这西洋巧计是定要摒弃之，置办工厂乃绝无必要。这种愚昧无知的想法，在我们当代人看来，简直是无知透顶，可笑至极，但是在当时这可是朝野上下大多数人之观点。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_图
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主持建立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属于清朝的现代化工厂。为了“洋务”人士的梦想得以成真，他阐述利弊，说明工厂若能如期而至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种种收益；他据理力争，坚持认为只有掌握先进的制造技术，大清才能够摆脱被西方列强压制之困境；他客观求实，从国际形式分析建立工厂之必要，他以日本为例来激励士大夫及当权者，倘若我们再不图强，后来者居上已成必然之势；他大义凛然，指责很多文人士大夫不懂变通只会逞口舌之功，更是不谙世事更是治国无方之庸才。
不但如此，办理洋务之事归属“总理事务衙门”管理，李鸿章不但多次上书陈述建立自己工厂之必要，而且私下与恭亲王奕訢也多次书信来往，从而说服总理衙门，更是要说服总理王大臣，总理衙门的当家人恭亲王奕訢。奕訢本人其实早有“洋务强国”之意，经过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沟通，更加坚定了奕訢的决心与信心。
洋务运动中，清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_图
就这样，在恭亲王奕訢的大力支持下，在几位中兴肱骨之臣的不断努力下，由两位甘愿出钱抵罪的大臣集资四万两，大清帝国终于收购了位于上海虹口的美国旗记铁厂。李鸿章为了避免洋人反悔和日后借茬骚扰，更是为了明确此工厂仅为大清所有，特地将工厂更名为“江南制造总局”，至此中华大地终有有了第一家属于清朝的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为大清帝国制造枪炮无数，从这点上来看，确实达到了建立兵工厂之目的，但是“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模式，属实阻碍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和壮大，更大大降低了对民间资本的流通已经民营工厂发展之影响力。总体来说，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意义非凡，绝对是我国封建史上的里程碑。
洋务运动推进了清朝电信事业的发展_图
二、派遣孩童留洋求学
我在想倘若将来我的女儿能够以公费奖学金之名到外国名校深造，作为父亲我将何等之高兴，更会为我女儿的努力奋斗以及能够拥有如此好运而大大夸赞。在现代人看来的这等“大好事”，而在晚清社会却正好相反。
“洋务运动”虽是清政府探求工业强国之道而兴起的一场“革命”，但是所用的器械设备以及重要人才都是“洋货”。依赖洋器械属实正常，对于尚属“胚胎期”工业水平的封建帝国来说，制造器械那真叫天方夜谭，但是操控机械、设计研发产品之类人才也完全依赖洋人，就绝非长久之计了。培养现代化人才乃是当务之急的大背景下，促使了清朝规模化留学之先河。
洋务运动中出现的首批近代企业_图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仅视科举功名为正途，连从商都被视为投机取巧、不讲道义之事。至于出国留洋那简直就是欺师灭祖、败坏门庭，是被人“戳脊梁骨”的丑事。而这样的反对甚至是抵触并非只来自朝野士大夫和满洲旗人，穷苦百姓亦是如此，所以这阻力并不仅仅来自朝野上下，而是来自全国上下。
我们不得不感慨曾国藩、李鸿章等有志之士先辈们，敢于突破传统、“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定要实现培养出现代化人才之夙愿。
晚清第一批赴美留学生_图
曾、李等人如何说服朝廷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本文不多表述，而这来自民间之抵触程度足以让你瞠目咂舌。出国留洋全系公费，且人数极少（每年、每批仅30人），实乃难得，所以原本要在官宦之家或旗人子弟中挑选聪颖子弟，但由于官家和旗人抵触极大，不得不在一般百姓且有一定出洋务基础的沿海省份（如福建、两广）等地挑选普通甚至是穷苦百姓子弟为之，就这样穷苦人家也不愿意送自己家的儿子出国求学。
没有办法，朝廷不得不赠予奖励金的方式来征募子弟，如此为了生计考虑孩童之父母才勉强同意，然而又因讹传洋人吃小孩子的心肝，吓得反悔者也不在少数。例如，我们都熟知的詹天佑，他就是这头一批留洋孩童之一员，当时詹家家境只能算作不清苦的程度，詹父对于儿子出国那是极力反对，要不是邻居兼好友谭伯比较开明，积极劝说并同意将自己女儿许配詹天佑，恐怕“中国铁路之父”还得再等上几年。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_图
清朝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步履维艰地开启了规模化留学，第一批30名男童（实际不足30人）最终如期登上了前往美利坚的轮船。依照曾、李等人的计划，是要分4年4批次，每次30人，实现120人完成西洋教育，虽然最终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最终没能实现4批次120人的宏愿，但还是为中华培养了很多优秀之人才，像上文提及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我们熟知的“人”字形铁路便出自他的设计，绝对无愧于“中国铁路之父”之美誉。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没有这些开明之士，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不知还要再沉睡多少年头。正是有了这些先辈们的前赴后继、披荆斩棘，才最终摸索出一条通往富强之路。
《百谈清史》专栏，文：王金百
参考文献：《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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