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凱平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教授、博導
在這張畢業證上有一個最有名也是影響最大的人，他就是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另外一位導師——梁啟超。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梁啟超永遠是一座山峰，不能迴避，只能仰望——從公車上書，推動維新，到鼓動兵變，再創共和；從《少年中國說》之意氣風發，到《飲冰室合集》之博大精深——他確實是中國文化人中少有的集“立言與立功”為一體的人。
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
胡適先生曾說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之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他還曾強調說：“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直接就把梁啟超的功勞等同於孫中山和黃興先生之功勞。
有一段時間，梁啟超也曾是毛澤東所尊崇的人物。他不僅學習梁的思想，模仿梁的文風，還給自己取了“學任”（梁啟超號“任公”）的筆名。
然而，就像王國維先生一樣，梁啟超先生的心理學背景也一樣不太為人所知。說起來，他在“心理學”這個概念的確定上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為心理學命名
上個世紀初，大量西方現代化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術通過日本湧入中國，但當時對英文“philosophy”與“psychology”這兩個詞還沒有明確的區分和統一的譯法。對這兩個意義相近的概念到底該用什麼中文術語來翻譯才準確的問題上，梁啟超明確主張：“日人譯英文之psychology為‘心理學’，譯英文之philosophy為‘哲學’。
兩者範圍截然不同，雖我輩譯名不必盲從日人，然日人之譯此，實頗經意匠，適西文之語源相吻合（梁啟超，1902，P.4）。”梁啟超的這一觀點得到當時中國學界的普遍認同。從此以後，中國學界對此的認識逐漸趨於統一，“心理學”一詞也得以沿用至今（趙莉如，1990）。
中國學界最終選擇了“心理學”，而不是用“性學”、“性理(學)”、“心才學”、“心學”、“心靈學”、“靈魂學”或“精神學”來翻譯“psychology”（鍾年，2008），不得不說梁啟超的影響最大。想一想“心理學”如果被稱做“性學”，那當前的“性學”又該叫什麼呢？也許“性學”有可能被叫做“生命科學”了。
開創心理學角度研究先河
梁啟超還開創了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先河。他最早、也最明確提出了歷史研究應藉助心理學知識並進行了大量的嘗試——採用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的“新史學”，例如從人格、性格、情感等個性心理入手對歷史人物進行剖析。
雖然他所堅持的“英雄史觀”的說法並不科學，但其中不乏精彩的心理分析的內容，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心理史學研究範例；而他對顧炎武忠貞不二、宋朝積弱、古書造偽、義和團運動爆發等歷史事件之根源的心理探究，同樣對今天的史學研究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但是，梁啟超對心理學最大的影響可能還在於他試圖將傳統佛學與現代心理學結合起來。在當時，心理學中並沒有“佛學心理”這個分支；而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講授《佛教心理學淺測》時，就提出了佛家所講的“‘法’…… 就是心理學”，“佛法就是中國人的心理學”。他這是高度昇華了對佛教經典的理解：
“佛家所說的叫做‘法’。倘若有人問我‘法’是什麼，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就是心理學’。
不信，試看小乘俱舍家說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說的‘百法’，除卻說明心理現象外，更有何話？試看所謂‘五蘊’，所謂‘五十二因緣’，所謂‘十二處十八界’，所謂‘八識’，哪一門子不是心理學！又如‘四聖諦八正道’等種種法門所說修養工夫，也不外根據心理學上正當見解把意識結習層層剝落。嚴格地說，現代歐美所謂心理學和佛教所講‘心識之相’，範圍廣狹既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別，當然不能混為一談。但就學問大概的分類說，說‘心識之相’的學問認為心理學，並無過咎（《飲冰室合集•專集》第68，第40頁）。”
傳統文化與心理學的集大成
當然，把佛教的理論，特別是法相宗的理論，看成是“心理學”，這並不是梁啟超獨有的觀點，近代的一些佛學研究者也曾有過類似的見解，但梁啟超對此有新的解釋。他把“色、受、想、行、識”這“五蘊”，都看成是“心理的表象”。雖然他也承認“五蘊”中的“色蘊”是“有客觀性的事物”，“屬於西洋哲學家所謂物的方面（同上書，第41—42頁）”，但又認為“離卻主觀的經驗，那客觀是什麼東西，我們便不能想象，嚴密勘下去，也可以說‘色蘊’是‘受、想、行、識’種種經歷現出來”。
為了論證客觀世界是依賴於人們的主觀經驗而存在的，他舉柳樹為例說：“譬如，我們說屋外那棵是柳樹，怎麼知道有柳樹呢？那認識活動過程第一步先感覺眼前有一棵高大青綠的東西，便是受。其次聯想起我過去所知道的如何如何便是樹，如何如何便是柳樹，把這些影像都再現出來，便是想。再次將這些影像和眼前所見這樣東西比較看對不對，便是行。最後瞭解認得他是柳樹，便是識。凡我們認為外界的‘色’，非經過這種種程序後不能成立，所以‘色’是我們心裡的表象（同上書，第47頁）。”
另外，梁啟超還曾專門寫了《說無我》一文，對佛教的“無我”意識作了專門的闡述。其中說到，“佛說法五十年，其法語以我國文字書寫解釋今存大藏中者垂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無我’”（《專集》之五十四，第27頁）。他把這種“無我”思想，看作是立身行事的準則。認為一個人美滿的人生觀，應該使自己達到“無我”的境地。他建議人們做事不計成敗得失，把一切都看成不存在：“世界上本無我之存在，能體會此意，則自己作事，成敗得失，根本沒有（《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4頁）。”
最後，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梁啟超的“佛法就是中國人的心理學”還是頗有見地的，說白了，佛教本身就是一種心理修養。中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信奉佛教，其原因雖然很複雜，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在工業化的現實生活中，人們處於相互競爭、相互爭鬥、相互猜忌之中而產生了無限悲哀、無限煩惱，由此，渴求超脫這一“苦海”便成了共同的心理需求。佛學能給部分需要幫助的人士指出了一條走向彼岸“極樂世界”的道路，它猶如暗夜中的燭光，鎮痛的藥片，發自內心的呼喚。因此，講佛學就是中國人的心理學還是有些道理的。
特別是在傳統文化復興的當下，梁先生對佛學心理學的探索可能對我們當下來說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啟迪作用。
陳丹青油畫《國學研究院》局部：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吳宓（左起）。
梁啟超作為清末著名的文化巨擘、思想啟蒙大師之一，原北京大學校長嚴復曾經這樣評價其影響，“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而此風己經百載，猶能感動世人，不能不說，梁任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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