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武松杀嫂》剧照
水浒故事里的潘金莲，受王婆教唆，将一碗砒霜灌进了武大郎之口，谋杀了亲夫。她的下场也比较凄惨：被武松一刀杀死，以命偿命。武松杀嫂属于私人复仇，如果走司法程序呢？抛开《水浒传》对宋代司法的抹黑化描述不提，按宋朝法律，潘金莲也是罪无可恕、难逃一死。
潘金莲谋杀亲夫的行为，涉及两条刑律。《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宋朝经常有大赦，死罪有时候可以获得赦免，改为流刑之类。但潘金莲之罪不在大赦之内，因为《宋刑统·名例律》“十恶条”又规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注云：“恶逆者，常赦不免，决不待时”。谋杀亲夫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即使国家有大赦，十恶罪也不在赦减之列。
总而言之，潘金莲犯下之罪行，以及应得之刑罚，是当时法律规定得十分清楚的，不存在争议。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假如武大郎不是死于潘金莲亲自喂下的一碗砒霜，而是被西门庆一脚踹死，潘金莲只有与西门庆通奸的事实，而无参与杀人的行为，那么她又该当何罪？
我看过一篇评析武松复仇案法律问题的文章，作者说：“假设当初西门庆脚踢武大，致使其死亡，不但要追究西门庆的责任，潘金莲也是死罪；或者，在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即便潘金莲没有实施具体的谋害行为，而仅是一个毫不知情的局外人，那么，只要武大死于西门庆之手，潘金莲仍然是死罪。”真的是这样吗？
作者的结论当然有宋朝法律提供支持，因为《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中有这么一条规定：“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并附注说明：“犯奸而奸人杀其夫，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参见张未然《武松复仇案件的法律评析》）按这一立法，潘金莲自然是与西门庆同罪。
以今天的司法文明准则来衡量，《宋刑统·贼盗律》的这一条规定无疑是比较野蛮的，与我们印象中宋代司法的文明化进程大相径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熟悉《宋刑统》的朋友都会知道，《宋刑统》的内容基本上抄自《唐律疏议》，连诸多不合时宜的条款都照抄不误，其中就包括“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的条文。而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地方法院碰到这类案件时，并不是直接援引《宋刑统》的相关条款判奸妇死刑，而是作为疑案奏谳。
熙宁年间，邵武军便发生了一起“犯奸而奸人杀其夫”的案子：“妇陈与人奸，谋杀其夫已定，其夫醉归，陈不键门，奸者因入杀之。”邵武军有个姓陈的妇女与人通奸，奸夫计划谋杀亲夫。这一日，亲夫喝醉酒归来，陈氏没有锁门，奸夫得以推门而入，杀掉昏睡中的亲夫。如果按《宋刑统·贼盗律》的规定，邵武军的法院应该判陈氏死罪，但法院没有这么判，而是以法律适用有疑为由，呈送中央法司议法。
中央法司在议法时，发生了争论。大理寺认为，本案中，陈氏只是从犯，而且没有“加功”，依法当判流刑。宋朝法律概念中的“加功”，是指有协同杀人的行为：“虽不下手杀人，当时共相拥迫，由其遮遏，逃窜无所，既相因籍，始得杀之，如此经营，皆是加功之类”。也就是说，大理寺对“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案中奸妇的判决，秉持这样一种定罪原则：看奸妇是主谋还是从犯，是否有“加功”行为，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定为死罪。
不过，大理寺的判决在送刑部审核时，被刑部郎中杜纮驳回。杜纮认为，大理寺议法不当，因为案中陈氏故意不锁门，是协助杀人，有“加功”的行为。按律，“从而加功者，绞”，陈氏应该判死刑。杜纮其实并没有否定大理寺的定罪原则，只是不同意大理寺关于陈氏“从而不加功”的裁定。
由于杜纮对大理寺的判决提出了异议，宋政府便将案子发到御史台“详审定度”。御史台详议了本案之后，首先对崔台符、韩晋卿、莫君陈等几名刑部官员提出了弹劾，认为他们在刑部与大理寺发生司法辩论时，“无所可否，但据状申都省”，“循默苟简，无任责之心”。结果崔台符被“罚铜十斤”，韩晋卿、莫君陈“各八斤”。
那么是不是说明御史台赞同杜纮的主张呢？不是，因为御史台最后裁定，刑部郎中杜纮“驳议不当”，也要惩罚，导致“杜紘罚铜八斤，展磨勘二年”。据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邵武军因奸杀人案最终的结果，应该是维持大理寺的判决，陈氏并没有被判死刑。
南宋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诸犯奸而奸人缘奸杀其夫，妻不知情者，奏裁。”敕文收录入《庆元条法事类》。宋朝司法，敕文的适用优先于刑统，换言之，《宋刑统》中关于“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的条款，是存而不论的“睡眠条款”。潘金莲如果没有参与谋杀武大郎，按照宋朝法律与司法惯例，她是罪不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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