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新诗语言没有主心骨（汪汪）
“诗是语言的精华”，这是人们对诗的普遍印象。但是从新诗产生时起，尽管它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时期内符合了人们自由表达感情的需要，使新诗获得了人们的赞同和认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必然要将诗纳入到诗本身的意义上来。而新诗在整个百年的历史实践中，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有主心骨，从而使作为“语言的精华”的新诗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五四时期，诗人们只注重新诗语言与旧体诗语言的区别，亦即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而不注重诗体语言与其它文体语言的区别。尽管一些诗人由于习惯，也曾写过不少押韵的诗，甚至还讲求过双声叠韵，但基本的指导思想仍是追求自然的音节。然而过分追求音节的自然，导致了诗的语言失去应有的韵律美和节奏感。而且作为对自己的母语的一次大手术，在抛弃了一大片文学历史著作的同时，使几千年的文史著作只剩下白话的部分，使新诗难以承担我们在本世纪的感受。在这样重大的语言断裂后，那时的唯一出路就是用大量的翻译来充实。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得以大量地吸收西方的语法结构，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白话文语言，但是因没把自己的语言史结合起来，没有做到民族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溶合，使白话文作为诗的语言未免显得单薄。从最简单的刘大白似的那种白话诗起步，诗歌好不容易经过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大批诗人的共同努力，慢慢发展到40年代的诗歌语言，但到50年代，我们又开始对自己的语言进行清洗，把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统统抛弃，这样诗歌语言又没有多少东西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又从苏联引进了一大批以政论为主要风格的苏式语言，一直维持到1979年前。改革开放后，年轻的一代诗人发现中国之外竟然有许多新鲜的东西，一下子不知所从，于是今天学这，明天学那，拼命地模仿。当然，贫乏会使人痛苦，但丰富又使人应接不暇，从而让读者望而生畏。特别是一些诗人，高喊语言是最重要的，认为语言就是强制剌激。但他们对语言“重视”的结果却成为对语言的戏弄和强暴的扭曲，不但没有使语言震撼读者，而且使读者远离了诗歌。比如前段时期的“语言诗”，强调诗中“字”的单独活动和串联，完全抛弃思维、悟性、诗境等的连贯，使读者看到的只是一堆混乱的符号，从而对这种极端的文字游戏产生了极端的反感。
另一方面，诗之所以作为诗，应与散文有着质的区别。从审美思维与艺术选择而论，诗与散文在审美视点上十分不同：前者偏重表现内在生活的音乐，后者钟情再现外在世界的绘画。从构成方式和形式而言，诗与散文的艺术媒介也十分不同，散文有文学语言作为媒介，诗却没有现成的媒介。作为艺术品的诗是否出现，主要不在它“说什么”，而在于它“怎么说”，离开了独特的语言方式，诗便不复存在。但新诗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散文美，从而造成这样的后果：虽然白话走进了诗，但诗却走出了白话，似乎使人们误以为诗就是散文的分行分节。试以这两段文字为例：“辽阔的夜已把天幕廓成辽阔了，无垠的辽阔之底闪着一颗晶莹的星，你说那就是我的计程碑吗？辽阔的夜在天幕之下益显辽阔了”；“雷锋，我看见在你的驾驶室里那一尘不染的车镜，我看见在你车窗前那直上云天的高峰，啊，你阶级战士的姿态何等的勇敢坚强，你共产党员的红心啊是何等的纯洁透明”。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某篇散文的部分章节，但我们又把它这样排列，就是最典型的新诗：
辽阔
艾青
辽阔的夜，已把
天幕廓成辽阔了！
无垠的辽阔之底
闪着一颗晶莹的星......
你说，那就是
我们的里程碑吗？
辽阔的夜，在辽阔的
天幕之下益显辽阔了......
雷锋之歌（节选）
贺敬之
雷锋，
我看见
在你的驾驶室里，
那一尘不染的
车镜......
我看见
在你车窗前
那直上云天的
高峰......
啊，你阶级战士的
姿态，
是何等的
勇敢、坚强！
你共产党员的
红心啊，
是何等的
纯洁、透明 ！......
当然，一直以来，对艾青的《辽阔》和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评价也不低，笔者在这里也没任何贬损的意思，纯粹就事论事而已。至于有的新诗的散文化倾向则更为厉害，使人不得不要问新诗到底存在于何处？
所以笔者以为作为新诗的语言，必须与散文的语言区别开来，在符合现代汉语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但要使现代性结合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而且积极借鉴外来语言，建立新的诗语，应是今后中国新诗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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