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於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思想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中國的和西方的學問之間，最大的對比就是：西方太多專門知識，而太少近於人情的知識；至於中國則富於對生活問題的關切，而欠於專門的科學。
我們眼見在西方科學思想侵入了近於人情的知識的區域，其中的特點就是：十分專門化，和無處不引用科學的與半科學的名詞。這裡，我所謂“科學”的思想，是指它在一般的 意義上而言，而尚不是真正的科學思想，因為真正的科學思想是不能從常識和幻想分析開來的。在一般的意義上，這種科學思想是嚴格的、合於邏輯的、客觀的、十分專門化的，並在方式和幻想的景物中是“原子式”的。
這東西兩種形式的學問，其對比終還是歸結於邏輯和常識的衝突。邏輯如若剝去了常識，它便成為不近人情；而常識如若剝去了邏輯，它便不能夠深入大自然的神秘境界。
當一個檢視中國的文學和哲學界時，他將得到一些什麼東西呢？他會察覺那裡邊沒有科學，沒有極端的理論，沒有假說，而且並沒真正的性質十分不同的哲學。例如中國詩人白居易，他不過藉儒道以正行為，藉佛教以淨心胸，並藉歷史、畫、山、河、酒、音樂和歌曲以慰精神罷了。他生活在世界中，但也是出世的。
所以，中國即成為一個人人不很致力於思想，而人人只知道盡力去生活的區域。在這裡，哲學本身不過是一件很簡單而是屬於常識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用一兩句詩詞包括一切。這區域裡面沒有什麼哲學系；廣泛地說起來，沒有邏輯，沒有形而上學，沒有學院式的胡說；沒有學院式專重假定主義，較少智力的和實際的瘋狂主義，較少抽象的和冗長的字句。機械式的惟理主義在這裡是永遠不可能的，而且對於邏輯的必須概念都抱著一種憎惡的態度。
這裡的事業生活中沒有律師，而哲學生活中也沒有邏輯家。這裡只有著一種對生活的親切感覺，而沒有什麼設計精密的哲學系，這裡沒有一個康德或一個黑格爾，而只有文章家，警語作家，佛家禪語和道家譬喻的擬議者。
中國的文學，以其全面而言，我們粗看似乎只見大量的短詩和短文，在不愛好的人們看起來，似乎是多得可厭，但其中實有種種的類別，和種種的美點，正如一幅野外景色一般。這裡面有文章家和尺牘家，他們只需用五六百個宇，便能將生活的感覺表示於一篇短文或短札中，其篇幅比了美國低級學校兒童所做的論說更短。
在這種隨手寫作的書札、日記、筆記和文章中，我們所看到的大概是對一次人生遭遇的評論，對鄰村中一個女子自盡的記載，或對一次春遊、一次雪宴、一次月夜蕩槳、一次晚間在寺院裡躲雨的記載，再加上一些這種時節各人談話的記錄。這裡有許多散文家同時即是詩人，有許多詩人同時即是散文家，所有的著作每篇至多不過五七百宇，有時單用一句詩文即能表出整個的生活哲學。
這裡有許多警喻、警語和家信的作家，他們寫作時都是乘興之所到，隨後寫去，並不講究什麼嚴格的系統。這使系派難於產生。理智階級常被合於情理的精神所壓伏，尤其是被作家的藝術的感覺性所壓伏，而無從活動。事實上，理智階級在這裡是最為人所不信任的。
我無須指出邏輯本能乃是人類靈心的一種最有力的利器，因而科學的成就成為可能。我也知道西方的人類進步至今還是在根本上由常識和批判精神所統制著，這常識和批判精神是比邏輯精神更為偉大的東西，我以為實在是代表著西方思想的最高的形式。
我也無需明說西方的批判精神比在中國更為發展。在指出邏輯的思想的弱點中，我不過是指著某一種特別的缺點而說的，即如他們的政治中也有著這一種的弱點，如：德國人和日本人的機械式政治，即屬於此類。
邏輯自有它的動人之處，我認為偵探小說的發展就是邏輯靈心的一種最令人感興趣的產品，這種文字在中國完全沒有發展過。但是過度耽於邏輯思想也自有其不利之處。
西方學問傑出的特質就是專門化和分割知識，將它們歸入各式各類的門類。邏輯思想和專門化的過於發展，再加上好用專門的名詞，造成了現代文明的一個奇特事實，即哲學已和它的背景分隔得如此的遙遠，已遠落在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後面，以致一般的人們都會走過它的旁邊而竟覺著好似沒有這樣一件東西。在一個平常人的心目中，甚至在某些有教養的人的心目中，都覺得哲學實在是一種最好不必加以過問的學科。
這顯然是現代文化中的一種奇特的反常現象，因為哲學本應是最貼近人們的腦懷和事業的物事，但現在倒反而遠在千里之外。希臘和羅馬的古典型的文化便不是如此的，中國的文化也不是如此的。也許是現代人對於生活問題——其實是哲學中的正常題旨——不感覺興趣，或也許是我們已經走離哲學的原始概念太遙遠了。我們的知識範圍已經推廣到如此的廣大，由各類專家所熱心守衛的知識門類已經如此的眾多，以致哲學這一門，其實雖應是人們所宜最先研究的學問，倒反而被打入沒有人願意做專門研究的場地裡邊去了。
美國某大學的佈告可以作為現代教育狀況的一個典型，這佈告說：“心理學科現在已經開放，凡是經濟學科的學生，願意者都可以加入。”所以經濟學科的教授已將自己一科裡學生的友愛和幸福託付給心理學科的教授，同時為了答謝好意起見，他又容許心理學科的學生踏進經濟學科的圍場，以表示友誼。同時，知識之王的哲學則如戰國時的君王一般，不但已不能從他的學科附庸各國收取貢禮，而且覺得他的權力和國土日漸減縮，只剩較少的食糧，不足的人民效忠於他了。
“那麼，你在宮中時，做些什麼呢？”主人問。
“噢，我是專做席面上所用的糕餅的。”她回答。
“很好，那麼你就替我做些上好的糕餅吧。”
宮女的答語使他幾乎跳起來，因為她回說：“不，我不會做糕餅，我是專切糕餅餡子裡邊所用的蔥的。”
現在的人類知識和學院式學問的場地裡邊，情形就和這個相彷彿。我們有著一位略曉得一些生命和人類性質的生物學家；有著一位略曉得一些同一題目的另一部分的精神病學家；有著一位通曉人類早年曆史的地質學家；有著一位知悉野蠻人種的心性的人類學家；有著一位如若偶然是個心胸開通者的話，可以教給我們一些人類過去歷史所反映出來的人類知識和人類愚行的歷史學家；有著一個有時也能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行為，但仍是偏於多告訴我們一種學院式的呆話，如：魯易斯·卡羅爾乃是一個憂鬱主義者，或從他的用雞為試驗的實驗室裡走出來，而宣佈說，巨響對於一隻雞的影響是使它們的心跳躍的心理學家。
有些以教授為業的心理學家，在我看來，當他們錯誤時，他們是使人昏迷的，而在不錯誤時則更其令人昏迷。但在專門化的程序中，同時並沒有應該並進的完成整個的切要程序，即將這類知識的多方面綜合成一個整體，以達到它們所擬達到的最高目的——生命的知識——的程序。現在我們或許已經做了將知識完成整個的預備，例如耶魯大學校中的人類關係學會，和哈佛大學立校三百年紀念會中的演講詞都可以做這一點的證明。
不過，除非西方的科學家能用一種較簡單的、較不邏輯的思想方法去從事於這件工作，則完成整體這件事簡直沒有成功的日子。人類知識不單是將專門知識一件一件地加上去而成的，並且也不能單從統計式的平均數的研究中去獲得它；這隻能藉著洞察而獲得成就，只能藉著更普通的常識、更多的智能，和更清楚的但是更銳敏的直覺方能獲得成就。
邏輯的思想和合理的思想之間，或也可稱為學院式的思想和詩意的思想之間，有著一種很明顯的區別。學院式的思想，我們所有的已很多了，但是詩意的思想則現代中尚還稀見。
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其實是很摩登的；他們所以如此，不但因為希臘人很近似現代人，而且因為他們實在是，嚴格的說法，現代思想的祖先。亞里士多德雖也有他的人性主義見解，和中庸之道的學說，但他確是現代教科書作家的祖師，他實在是首創將知識分割成許多門類者——從物理學和植物學直到倫理學和政治學。他顯然也就是首創為普通人所不能瞭解的不相干的學院式胡說者，而後來的現代美國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則更助紂為虐，又比他更為厲害。
柏拉圖雖有著真正的人類洞察力，但在某種意義上，他實在應負如新柏拉圖主義學派所崇尚的對於概念和抽象觀念崇拜的責任，這個傳統的思想不但沒有被加些更多的洞察力以為調和，倒反而被現代專講概念和主義的作者所熟習 ，而將它視做好似實有一個獨立的存在性一般。最近的現代化心理學實是剝削了我們的“理智”、“意旨”和“情感”部門，並幫助殺害那個和中古時代的神學家在一起時尚還是一個整體的“靈魂”。我們已殺害了“靈魂”，而另造出許許多多社會的和政治的口號（“革命”、“反革命”、“布爾喬亞”、“帝國主義資本家”、“逃避主義”）以為替代，聽任它們來統治我們的思想；並又造出相類的物事，如：“階級”、“命運”和“國家”，很邏輯地聽任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巨魔而吞吃了個人。
很明顯地，現在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種需經過改造的思想方式，一種更為富有詩意的思想，方能更穩定地觀察生命和觀察它的整體。正如已過世的古姆斯·哈維·羅賓遜所警告我們的話：“有些謹慎的觀察家很坦白地表示他的真誠意見說，除非將思想提升到比目下更高的平面之上，文明必然將要受到某種絕大的阻礙。”羅賓遜教授很智慧地指出，“良心的驅使和洞察力似乎是在彼此猜忌。但其實則它們很可以成為朋友的。”
現代的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似乎有著大多的良心驅使而缺乏洞察力。對世事施用邏輯的危險這一點是不應該過分重視的。但因科學思想的力量和尊嚴在現代是如此地巨大，以致雖有人曾做種種的警告，然而這一類的學院式思想依舊不斷的侵入哲學的區域，深信人類的靈心可以如一組溝渠一般的加以研究，和人類的思想浪潮可以如無線電波一般加以測量的。它的後果是逐漸地在那裡擾亂我們的思想，同時於實用的政治學上有著極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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