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作為明神宗朱翊鈞的首輔，達十年之久，是個有作為、具謀略、通權術的大政治家。
明代不設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規矩。這位獨裁者要求高度集權，只挑幾個大學士為其輔佐。在這些人中間，指定一個小組長，就是“首輔”。說到底，首輔其實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
而張居正，是明代歷朝中最具強勢的首輔，在任期間，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因為朱翊鈞十歲登基，相當一個高小五年級生，對於這位嚴肅的老師，敬畏之餘，言聽計從，是可想而知的。
一般來講，在中國，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備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進行改革的力量，必須足夠強大，不至於輕易被扼殺；
二，推行改革的過程中，會有阻難，不至於難到進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質即使有非議之處，不至於成為反對派使其落馬的藉口。
時下國產的電視連續劇，差不多以此為金科玉律，來寫改革的。
其實，真實生活遠非如此，不是驚濤駭浪，艱難險阻，就是功虧一簣，全軍覆沒。
張居正是唯一的幸運者，至少在他活著時，他讓別人吃苦頭，自己從沒吃過任何苦頭。倒黴，是他進了棺材以後的事。
所以說他了不起，就因為張江陵是中國唯一沒有什麼阻難，順風順水的改革家。
他之沒吃苦頭，由於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內總管聯手的結果。有這樣三位一體的後臺，他有什麼怕的，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
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敵，更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張居正是縱橫捭闔的九段高手，在政壇上所向披靡，誰也不堪一擊。小人，他更不在乎，因為他也是相當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這麼一次，坐了點蠟，有點尷尬。因為其父死後，他若奔喪回去，丁憂三年，不但改革大業要泡湯，連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問題，便諷示皇帝下令“奪情”，遂引發出來一場面折廷爭的軒然大波，使心虛理虧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後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這些搗亂分子推出午門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強行鎮壓了下去。
第一個屁股打得皮開肉綻，第二個屁股就會瑟縮顫抖，第三個屁股必然腳底板抹油開溜。他懂得，製造恐懼，從來是統治者最有效的威懾手段。操切專擅的張居正，把反對派整得老老實實，服服帖帖。他是個精通統治術的政治家，也是個冷麵無情的政治家，為了目的，他敢於不擇手段。
他曾經私下裡自詡：我不是“輔”，而是“攝”，休看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擁有的政治能量。
張居正穩居權力巔峰時，連萬曆也得視其臉色行事，這位年輕皇帝，只有加入與太后、首席大璫馮保組成的鐵三角，悉力支持張居正。如此一來，宮廷內外，朝野上下，首輔還用得著在乎任何人嗎？
眾望所歸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見頹靡的世道人心，張居正置若罔聞，將其冷藏起來。文壇泰斗王世貞，與張同科出身，一齊考中進士，很巴結這位首輔，極想進入中樞，他婉拒了：“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勸他還是寫他的錦繡文字去也了。與李贄齊名的何心隱，只是跟他齟齬了兩句，後來，他發達了，他的黨羽到底找了個藉口，將何心隱收拾掉以討他歡心，他也不覺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張居正毫無顧忌，放開手腳，對從頭爛到腳的大明王朝，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最為人稱道的大舉措，就是動員了朝野的大批人馬，撤掉了不力的辦事官員，鎮壓了反抗的地主豪強，剝奪了抵制的貴族特權，為推廣“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一畝地一畝地的進行丈量。在一個效率奇低的封建社會里，在一個因循守舊的官僚體制中，他鍥而不捨地調查了數年，立竿見影，收到實效，到底將繳賦納稅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實在是亙古未有的壯舉。
我們從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驚奇》，就會發現其描寫對象，已從傳統的農耕社會，轉移到城市，市井階層和商人成為主角。這說明世界在變的同時，中國也在變，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形成。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失敗，錯過了一次歷史的轉型期。
想到這裡，不禁為張居正一嘆，也為中國的命運一嘆！
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成功的同時，張居正開罪的特權階層，觸犯的既得利益集團，統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對立面。所以，他死後垮臺，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價。
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從《明實錄》的太倉存銀數，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上列表格雄辯地證明，改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統治集團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勢必要帶來的社會進步。但歷史上很多志士仁人，還是要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價。往遠看，秦國孝公變法，國家強大了，商鞅卻遭到被車裂的命運；往近看，清末百日維新，喚起民眾覺醒的同時，譚嗣同的腦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運的張居正，他是死後才受到清算的，他活著，卻是誰也扳不倒的超級強人。強到萬曆也要望其顏色。有一次，他給這位皇帝上課，萬曆唸錯了一個字音，讀“勃”如“背”，他大聲吼責：“當讀‘勃’！”嚇得皇帝面如土色，旁邊侍候的臣屬也大吃一驚，心想，張閣老，即使訓斥兒子也不該如此聲嚴色厲呀！所以，他活著一天，威風一天，加之年輕皇帝不得不依賴和不敢不支持的情況之下，滿朝文武，都得聽他的，誰敢說聲不。
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六十四歲，耿定向七十二歲，李贄七十五歲。
張居正的死亡，早有預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齒”，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權力，沉迷女色，慾望之強烈，後者甚至要超過前者，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萬曆年間，淫風大熾，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世紀末的氣氛。享受，佚樂，奢侈，腐化，縱情，放誕，靡費，荒淫，是普遍風氣。一方面，張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許多倍，永不饜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據說，萬曆不再是小孩子，進入青春期後，得知他的首輔府裡，美女雲集，佳麗環繞，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師，這把年紀，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餘，也嘆息自家雖為九五之尊，卻得不到更多的實踐機會，甚乏豔福。所以，我一直認為，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立刻翻臉，從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內。這種隱忍下來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洩，那絕對是可怕的報復。
平心而論，張居正的死，難免要被後人詬病，根據《萬曆野獲篇》，應該是縱慾過度，藥物中毒。王世貞的診斷，也認為死於女色，死於壯陽藥：“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洩之，其下成痔……”王世貞求官碰過他的釘子，心存嫌隙，絕對可能；也曾著文譏訕過他，為了巴結馮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稱自己為“門生”，斯文掃地，一至於此，也太丟人了點。不過，對張居正病情的敘述，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前者關乎人格，後者只是風流，在淫佚成風的明末社會里，王世貞沒有必要栽贓他。
在這場清算運動中，最起勁的，最積極的，最沒完沒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聽任他進行改革，並坐享其改革成果的萬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張居正的同時，矯枉過正，將初見成效的改革大計，也否定了。
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竟沒有估計到，你過去鉗制他的壓力愈大，他後來反彈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裡收拾才怪！《實錄》說張“威權震主，禍蔭驂乘”，海瑞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都有為他惋惜之意，認為他這樣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應該懂得最起碼的機變韜晦之道。人走茶涼，當是不可避免，但死無葬身之地，險幾拋屍棄骨，就得怪張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強，而太藐視別人的弱。
你活著的時候，他忌憚你，一口一聲“張老先生”，循規蹈矩，知書識理，你以為替大明王朝，輔佐出一位中興之主。事實不然，你一旦閉上眼睛，你樹了無數的敵，就要跟你算賬，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為青年，今天的無賴帝王。
無賴行徑，成為一個統治者的主流，治國就是一場胡作非為的遊戲。
張居正死的當年，朱翊鈞自毀長城，將薊鎮總兵官戚繼光調往廣東。張居正死的次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崛起關外。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
一個政權，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敗卻常常是轉瞬間事。特別是他搞掉張居正後的數十年間，瘋狂搜括，拼命聚斂，以致民亂迭起，蔓延全國，成不可收拾之勢。
明亡禍根，緣起多端，但總結起來，無非，一內亂，二外患。這一切，都始自於朱翊鈞這個無賴。歷史是無法假設的，若以上表所顯示的國家財政收入進展態勢，如果張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萬曆的感情用事而廢，不因繼其任者避事趨時而停頓；蕭規曹從，堅持改革，明王朝的氣數，不至於那麼快就完蛋的。
所以，《明史》對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結論：“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其實，明代的亡國之兆，張居正一死，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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