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敦煌|边塞日暮行万里

敦煌是丝绸之路这条友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自敦煌设郡之始,他成为沟通西域诸国与中原的“咽喉锁钥”,无数的的使臣,商贾,僧侣,在这个地方中转停留,不知有多少文化艺术形式,珍奇异物被传到远方,这里一时繁华盛景被重视的记录在莫高窟的壁画上,被誉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经济繁荣带来的是文化繁荣,在这里,各种文化不断交织碰撞出了累累硕果。而莫高窟作为一段段历史的见证者,忠实的记录了上至官宦人家,下至黎民百姓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走进莫高窟,千年的历史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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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66年,中原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黑暗的政治斗争与残酷的军事屠杀令不少人远走中原,他们祈求现世的安宁与幸福,佛教就应运兴起。敦煌三危山的万丈金光感动了一位叫乐尊的和尚,他开始在这里开凿石窟,这是后来享誉世界的莫高窟的肇始。开窟,造像,无论富贵人家或是平头百姓,把对现实的期许与功德都给予洞窟,一个个无名的优秀的工匠,在这里日夜劳作,绘制出属于那个年代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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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百年后,北魏政权战胜北凉统一北方,凉州城,洛阳等地的官宦,僧侣,工匠很多迁徙到敦煌避难,莫高窟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开凿活动,在原有的印度风格的基础上,带入了许多中原审美的特色。所幸,敦煌地处边陲,中原地区的灭佛运动从未波及,所以莫高窟留下了完整没有断代的历史,而壁画的内容从佛教开始又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将为后世的历史研究者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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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先生就是凭借敦煌六十一窟壁画中的“大佛光之寺”找到了,隐藏于五台山台外豆村的佛光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存留最早的木构建筑,在我国的古代建筑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参观的时候,我看到那六十一窟中的佛光寺的那一刻,似乎能够感同身受当年梁先生的心情,激动的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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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后必有大治盛世,接下来的隋朝,两代皇帝皆是忠诚的佛教徒且重视西部发展,隋朝短短的38年,营建的洞窟竟然多达百余个。而盛唐自然不必说,莫高窟有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候兴建,大唐那恢弘无比的气度深深的镌刻在这些洞窟中,将莫高窟推向了历史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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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候,政权偏居江南,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敦煌自然随着河西走廊的闭锁而开始衰败,莫高窟也从元代因为种种原因就不再开凿。而从明朝开始,朝廷已经不具有那无比的气度和野心。闭关锁国,自以为是的政策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百姓不允许跨过嘉峪关,敦煌的民众内迁,西北萧瑟的风和黄沙侵蚀了他最后的一丝荣光,这是盛极而衰的宿命吧。自此的几百年,敦煌凋零,莫高窟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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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见世人,已经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了。若不是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的惊人发现,或许我们现在还不会对这个边陲小城趋之若鹜。也正是由于那个因缘巧合,敦煌的宝藏震惊了世界,也将一个平凡的王道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多年来我们不断以一个完人的标准来评判王道士,我们说他愚昧无知,说他是卖国贼,说鼠目寸光为了钱财将悉数将国宝变卖。我们在国外博物馆的橱窗前,对着曾经敦煌的宝物,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咒骂着。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把什么信仰,什么保护传统文化的重任去强加到清朝末期边陲小城的无名道士身上。他只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人。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可以做的卑微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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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曾去寻找知县,但是不学无术的知县只是把这经文当做泛黄的废纸,他不甘心又单枪匹马的带着两箱经文杀到八百公里外的安肃兵备道衙门,试图引起那位道台官老爷的注意,可是依旧被草草的打发回去,毕竟这些官员们不想拨哪怕是一两银子。甚至他曾经斗胆的给慈溪老佛爷报了迷信。可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国家都快没有了,又有谁会注意这个老道士呢?

他失望,他心灰意冷,可是依旧保管着莫高窟,在这座早已废弃的破庙中,帮百姓念念经,做做法。虽然偶尔敲掉一座不知是哪个年代的婀娜佛像,重塑一些看起来呆板的狰狞的花花绿绿的神像。偶尔用一大桶白灰来覆盖掉不知道是哪个朝代令人眼花缭乱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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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第一次企图以大笔钱财收买,藏经洞的经文时,王道士依旧是拒绝的,后来斯坦因不知从何得知了王道士对于玄奘法师的崇拜,便以此套词,最终将头脑单纯的王道士感动,以极低的价格将敦煌文物窃取出国。外国文物盗匪纷至沓来,这些外国探险家疯狂的举动,终于震动了当时昏庸无能的清廷,1910年政府终于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到北京,可怜这些千年古籍,只是在几辆破旧的驴车上,未曾苫盖,途径这一路的雨雪风霜与盗匪之扰,最终只有极少的残卷被运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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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愤慨,心痛,却又无可奈何,本以为将这些经卷托付给国家,自此可以安心,怎知国贼遍地,经书便遭此最大劫难。

“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这记载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述了1914年,斯坦因再次回莫高窟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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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所有存于中国的敦煌经书都可以称为残卷,而流失到国外的,却大抵保护的完整精美。

嘲讽,真是对那个时代的莫大嘲讽。

越是接近光芒,黑暗就会显得更加清晰。斯坦因离开敦煌的二十年后,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一本《敦煌图录》,将正在看书的年轻学者常书鸿先生的一生与敦煌紧紧的栓在了一起。从此,纵使敦煌的生活何其艰苦,纵使突遭家庭的变故打击,都没有动摇常先生终身致力于保护敦煌的信念,他把一生都交给了敦煌。从豪情万千的壮年,一直到白发苍苍的老年,常先生像是守护神一样,陪伴着敦煌七百三十五个洞窟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在洞窟中勾画临摹。直到临终,依旧念念不忘的是敦煌,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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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些无数愿意奉献于此,前仆后继的人们,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引以为傲的敦煌。我们的千年文化,也正是由于她们的默默付出,才能傲与世界之巅。历史正在这片大地上谱写着新的传奇,梦想与信念依旧照耀着我们,照耀着伟大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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