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年來，“脫貧”題材紀錄片扎堆出現，但它們的關鍵詞也從記錄帶有俯視色彩的“扶貧”，變成了更為積極主動的“脫貧”，但如何在宣傳色彩濃厚的要求下，尋得更具傳播力的表達線索？還需更為深度的探索。
文 | JHR001
從“扶貧”到“脫貧”的語態變化
目前，國內紀錄片創作進入了一個高峰時期，用紀錄片記錄和表現“脫貧攻堅”工作也成為一個慣常的方式方法。
事實上，除了紀錄片，“脫貧攻堅”也成為各種形態電視節目的常客，如河南衛視《脫貧大決戰》，東方衛視《我們在行動》等。在幾天前，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聯合國務院扶貧辦，發佈舉辦2018年全國脫貧攻堅公益廣告作品徵集暨展播活動的通知。其目的也在於“展示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成就，分享交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經驗，助力營造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的濃厚社會氛圍”。
能夠看到，在這樣嚴肅的政治宣傳語境下，要創作出既符合宣傳要求，又鮮活生動的紀錄片並不是一件易事。
但縱觀這兩年推出較有影響的幾部紀錄片，他們的主題詞都從帶有俯視色彩的“扶貧”，變成了更為積極主動的“脫貧”，它們的創作者長期紮根拍攝地，多從各種辛酸苦辣的故事展開，突破了前幾年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落地生根》，就是以福貢縣匹河鄉沙瓦村的故事為主體，講述了福貢縣委政府為沙瓦村民精準扶貧的故事。紀錄片中的怒江州福貢縣匹河鄉沙瓦村是碧羅雪山深處唯一一個怒族自然村，這裡有29戶村民，基本都是建檔立卡戶，人均年收入不足3050元，貧困問題突出，是雲南扶貧攻堅的一塊硬骨頭。
《出山記》以石朝鄉大漆村的脫貧攻堅、鄉村道路建設、產業發展、易地扶貧搬遷等工作為主線，真實記錄了大漆村黨總支書記申修軍，村民申學科、申周等為代表的當地群眾脫貧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
《王梁紀事》則屬於典型的“線性”結構表現方法，用了大半年時間去跟蹤記錄當地農民從買種子一直到銷售完畢，致富路上所經歷的種種甜酸苦辣。
而正在拍攝的《養驢記》是新疆電視臺何明、賈正華兩位導演今年三月在和田地區皮山縣開機拍攝的紀錄片作品。作品以皮山縣木吉鎮的小村蘭幹為切口，以發展養驢產業為主線，計劃用一年的時間跟蹤拍攝皮山縣精準扶貧、產業脫貧的發展之路，用時間堆砌、用光影記錄南疆脫貧攻堅的歡笑與淚水。
2018年7月，已經有幾頭小驢駒出生了，村裡的四戶村民喜遷安居房，合作社的磨合期還沒有過，分散在各家的遠道而來的關中驢是否已適應這片遙遠的土地？ 2018年8月到9月，南疆氣溫越來越高，村民為保證懷孕的母驢順利渡過炎夏想出了各種各樣的主意，氣溫漸漸轉涼時，這一批關中驢就算是在他鄉站住了腳。
這些紀錄片都是有厚重的時間做鋪墊的，它們濃縮著中國扶貧攻堅的全過程，更承載著中國如何實現從開發扶貧到“精準扶貧”、又從“精準扶貧”到“精準脫貧”的時代進程。
“30 年也好，10 年也好，1年也好，1 天也好，在我看來，紀錄片始終記錄的是故事的發展進程，故事永遠在進行著，我們能截取的只是一個片段。”焦波曾感慨地說。
平視，必不可少
這些紀錄片在見證時代進程時，其實也體現了創作中從“領導活動”視角向“百姓生產”視角的轉變。
在之前，國內許多扶貧題材紀錄片所做的觀察大多居高臨下，或許因為一般製片方和紀錄人本身比其記錄對象的生活處境好過許多，而且多為政府行為或是潛藏著各種利益的企業行為。譬如某衛視有一檔互換體驗類的紀實節目，意在通過城市人的種種鄉村生活體驗來增進兩者之間的溝通，進而間接地推廣扶貧行動。
沒有真實的“平視”成了其最大的弊病。
對創作者來說，是以扶貧者所做的居高臨下而冷靜的觀察，還是以普通人所做的平視而平實的觀察，是以親近者所做的近距離而帶主觀的觀察，還是以上幾種觀察兼而有之，每一次觀察的角度、層面、距離以至心態的不同，所產生的實際記錄效果會大相徑庭。
很多脫貧紀錄片也可能有較為客觀、冷靜的記錄，實際卻多流於形式、自嘆自唱，多少有些一廂情願甚至強迫式的“扶貧”傾向，很難從情感上打動被記錄者和觀眾。
在這方面，《出山記》的平衡就把握得很好。它在片中仍保留人們一些有趣得小玩笑，像主人公申修軍的口頭禪“黨的陽光照射大地”就讓現場觀眾捧腹，說到捧腹，雖然"脫貧攻堅"是個沉重議題，但村民樸實自然的日常對話，卻讓人莞爾，有人還做了統計，90分鐘的電影，觀眾笑了28次。這無疑是一次有益得嘗試。
而且好的脫貧題材紀錄片，是能讓被拍攝對象也產生共鳴的。
比如沙瓦村的村民們就比任何人都期待著《落地生根》的播出，這不僅僅是想讓全國的觀眾看到自己美麗的家鄉，更多的是要讓大家看到他們是如何想要儘早的擺脫貧困，讓大家知道“中國人的活法”有多努力。
但即使有領導幹部，這些紀錄片也應該有基本的人味兒。因為讓每一個奮鬥在脫貧攻堅戰場上的幹部也好、群眾也好，能夠直觀的看到脫貧攻堅取得的成績以及今後美好的小康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鼓舞、激勵和肯定。
“重大主題”也要努力傳播
一位《人民日報》記者曾說，“摘帽不是終點，整體脫貧、穩定脫貧才是底線，摘帽不摘責任、不摘政策、不摘幫扶、不摘監管，要確保脫貧退出成果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貧困縣退出後，還需要繼續努力，既要持續鞏固已脫貧成果、防止返貧，又要加大對未脫貧戶的幫扶力度，幫助他們如期脫貧。”
紀錄片的長處就在於可用情感搭建寬闊的溝通平臺，如果通過這一平臺能讓人們獲得對對口幫扶地區社會、經濟、民生狀況的深入瞭解，通過既直觀又形象的聲畫語言使人深切體會到對口幫扶的那種社會責任感和人性化訴求的力量，從而激發更多的人參與到扶貧行動中來，無疑是紀錄人實現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一體化的又一契機。
但此類題材紀錄片因為承擔了太多功能，在創作時反而容易顧手顧腳。而且，同時我們會思考，這些紀錄片的傳播度真的高嗎？
如果以宣傳“脫貧攻堅”作為重大主題的話，那麼宣傳必定有一定的對象。整個題材的創作還是要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大框架下面，但中國故事的關鍵必須要有好的講法，注重細節，還要進一步把握好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貓眼的數據能看到，《出山記》的總票房是585萬，在現在商業電影依然動輒過億的當下，此成績還是有點令人遺憾。
相比單向地宣傳宏大的主題與理念，在國際傳播中介紹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展現老百姓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切入點，更能吸引更多觀眾形成良性互動，產生更多共鳴。只有願意聽、願意看、聽得清、看得明，才能高質量地傳達出中國聲音。
縱使這類紀錄片帶有明顯的主題宣傳色彩，但近兩年他們也出現了明顯的語態轉向。在以前，這類紀錄片必然需要採訪權威部門、專家學者、領導幹部，用口述傳達他們對國家大政方針的理解。
有人說，“紀錄片不單應當是紀實的，而且應該是歷史的。
圍繞“脫貧攻堅”而作的紀錄片承載著宣傳的立場、價值觀、國家意志，以及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但隨之而來在傳播中的困難也擺在創作者面前。不同於人們容易理解的美食、旅遊、文化等軟話題，他們涉及歷史、政治等相對枯燥的領域，和絕大多數重大題材紀錄片一樣，他們都面臨“如何真實讓大多數人信服？”“如何就政策情懷進行電視化表達和呈現？”等困境。
所以“國際表達”在記錄脫貧的紀錄片中依然非常適用，比如用個體敘事展現宏大主題，或者熟悉故事的陌生化敘述等方式。
《出山記》裡有三條線：一是村支書申學軍扶貧工作的酸甜苦辣；二是村裡的孝子申學科爸爸的病是否能治好、路是否能修好；三是急於搬到城裡結婚的申周和執意留守大山的父母兩代人的思想能否合拍，全家能否順利遷出大山搬到城裡。
它塑造了有個性、敢打敢拼的脫貧致富的帶頭人、大漆村村支書形象，表現了基層扶貧幹部的精神信念，通過一個個小人物、小家庭、小故事，客觀記錄村民生活中的喜悅、摩擦、爭吵等，呈現出真實複雜的鄉村扶貧圖景。
政策的方向和鄉村巨大的素材庫，著實給紀錄片創作者提供了寶貴的財富，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確實橫亙在前。同樣是創作過“扶貧”題材紀錄片《落地生根》的導演柴紅芳認為，現實類題材的紀錄片，中國鄉村有著紀錄片人取之不盡的素材。“紀錄片人‘進山’，是為了更多的人‘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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