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間，改革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推動著中國醫學的進步。《中國醫學論壇報》特別策劃《中國醫學進步40年》特刊，透過一個個重要時刻的記錄、一位位醫學大師的講述和一項項醫學突破的回顧，展現中國醫學發展帶給世界的驚喜！
暮春時節，本報記者在江載芳教授的家中採訪了這位89歲高齡的兒內科特級專家。見我們到來，江教授關掉了電視。“我的腿不太好，剛做過髖關節手術，就不起來了。你們快請坐。” 她欠身示意，又讓保姆拉開了窗簾。陽光灑進房間，照著低櫃上的一排照片——在其中的一張黑白照片中，青年時代的江載芳教授清秀的臉龐籠罩著一層柔軟的光芒。
學與做
“我中學上的是師大女附中，體育好，功課也好，受家庭影響，就走上了行醫的道路。”1943年，17歲的江載芳考入了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6年後，江載芳本可以憑藉優異的成績留在北大醫院，卻在當時任教於北京大學醫學院兒科的諸福棠教授的力主下，來到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自此開啟了半個多世紀的兒科醫生職業生涯。
北平私立兒童醫院醫務人員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三位 江載芳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的兒童醫院位於府前街，只有3名醫生，30張床位。但病人卻非常多。醫生們是24小時負責制，既要管病房，又要出門診。江載芳每天8點開始門診，往往要等下午3點才能吃上午飯。每週只能休息半天“我們當時年輕、能幹，不管多少病人都能夠‘消化掉’。”江載芳自豪地說：“最多的時候，我一天看了100名病人呢！”
1952年6月1日，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代表政府接收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更名為北京市第二兒童醫院。並於1955年“六一”兒童節遷至西城區南禮士路56號，正式更名為北京兒童醫院。同年，江載芳留蘇深造，開始了4年碩博連讀的留學生涯。
江載芳教授與丈夫在留蘇期間合影
而“老大哥”在兒科學領域的經驗卻很少。二戰後，蘇聯人口跌入低谷，病人更少。“很多醫生的臨床經驗還不如我豐富呢！”後來，吳瑞萍副院長也來到蘇聯，鑑於當時我國肺結核病高發，治療水平低，兒科領域無人進行結核病診療方面的研究的現狀，他希望江載芳從事結核病領域的研究。江載芳便從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現莫斯科謝切諾夫醫學院）調到莫斯科市結核病學研究所，開展了題為“CIP激素輔助治療結核”的博士課題研究。
1959年，江載芳學成歸國。當時位於通縣的北京市結核病防治所要成立兒科，將江載芳借調過去。就這樣，江載芳一面管著兒童醫院的兒科病房的40張床位，一面每週還要到結核病研究所出2~3次兒科門診。當時的通縣絕非如今的“城市副中心”，從通縣縣城到結防所的6里路要徒步走過去。
教與研
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瞭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中國自此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1980年，江載芳在美國貝勒醫學院附屬德州兒童醫院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期間走訪了多家醫院，以瞭解現代醫學的最新動態。“美國醫生科研工作開展的十分出色，雖然病人沒有我們多，但他們擅長將臨床中遇到的病例進行深入的研究。”一年後，貝勒醫學院希望江載芳能夠留下做課題，但她卻毅然決然地回到了祖國。
江載芳留美期間照片
雖然在美國的時間不長，但憑藉著豐富的臨床經驗，江載芳瞭解到了很多醫學前沿的信息；其中麴黴菌肺炎就是她無意中在一本外國醫學雜誌上看到的。由於在國內從未聽說過這種病，回國後，江載芳特地囑咐科裡的醫生要注意臨床觀察。功夫不負有心人，1990年，正是江載芳發現了中國首例麴黴菌肺炎。
“病人收進來後病情十分嚴重，呼吸困難，有時候帶喘，有時候不帶喘。我覺得這不像是一般的病毒性、細菌性肺炎，而是隱隱地感到很像是麴黴菌感染。經過血液、微生物學檢查，確診了我國首例麴黴菌肺炎。”
“對症才能下藥，我們將二性黴素B用5%的葡萄糖溶液稀釋成稀溶液緩慢靜脈滴注，並時刻監控病人的反映，不久，病人就痊癒了！”
江載芳在為患者進行檢查
除了關注新的疾病，江載芳還時刻關注著國外醫學技術的最新進展。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在臨床上觀察肺葉及亞段支氣管病變的時候使用的支氣管鏡直徑有0.6釐米，會給兒童造成很大的痛苦。往往需要對咽喉進行局部麻醉才能使用。當時，江載芳發現了一種代替傳統支氣管鏡的新器械——纖維支氣管鏡。
“這種支氣管鏡管腔很小，又細又軟可以彎曲，可以輕鬆從口腔或者鼻腔進入氣管直至各支氣管段口。在頭部有光源，還能拍照！真是為小患者量身打造的！”談起技術的發展，江載芳顯得十分興奮：“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CT成像技術，給醫學影像學帶來了革命性的進展。從最初的非螺旋CT，到單層、多層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在無創影像診斷學中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領域。MSCT掃描速度快，可減少呼吸運動引起的偽影，對不能合作的小兒和危重患者病灶的檢出和定性有著極大的幫助！”
作為博士生及博士後導師，江載芳教授先後培養出24名碩士、16名博士和1名博士後。趙順英、劉秀雲等小兒呼吸領域專家都是她的得意門生。但在遇到“偷懶”的學生時，江載芳也絲毫不留情面：“曾經有一名研究生，我讓他搞一個結核菌原發耐藥性研究，樣本就從兒科的病人裡培養，但他卻直接從北醫要來了50個菌株去做，容易是容易，可這個題目卻落空了。我就特別嚴格的批評了他，對他說：‘你不要再進我的結核病房了！’因為離開了臨床，醫學便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此外，在21世紀後，江載芳團隊又先後診斷了閉塞性細支氣管炎、結節病、肺泡蛋白沉積症、肺泡微石症及各種間質性肺炎。近年來，他們還開展了基因相關的兒童間質性肺疾病的研究。江載芳教授主編的《實用小兒呼吸病學》、《實用兒童間質性肺疾病學》等書受到了廣大兒科醫生的歡迎，甚至被很多醫院的兒科作為“工具書”使用。
“我已經退休了，特別是85歲以後，就很少外出參加學術會議了。我希望未來的兒科醫生能夠多做一些真正用於臨床的科研工作，這方面我們之前的兒科醫生都做得還不夠，一方面是臨床工作壓力大，另一方面，在醫院乃至國家層面也應該對兒科的科研工作給予更多的支持與鼓勵。我希望兒科能在未來的10年中不斷髮展，有越來越多的優秀年輕人投入到兒科學領域。”
醫與患
然而，我國兒科醫生卻面臨著嚴重短缺的現狀，在剛剛過去的冬天，全國性流感爆發讓大部分醫院的兒科都陷入癱瘓。深圳某醫院一名兒科醫生一天看了將近300個病人，是普通門診工作量的3倍;天津某三甲醫院甚至因為兒科醫生全部病倒而導致兒科停診……醫生超負荷工作的背後，是目前醫療系統面臨的一個全國性現象：兒科醫生荒。
對此，江載芳坦言：“孩子不會說話，對病痛往往無法表達，而家長的表達往往也並不準確，這就對兒科醫生的問診技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懂得“察言觀色”。而即便是這樣，及時發現問題也是很不容易的。兒科醫生不僅責任大、壓力大，工作辛苦，收入較其他科室也要少。‘金眼科，銀外科，最苦最難小兒科’後半句就是我們的真實寫照。好在兒童醫院的醫患關係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好的。我們的醫生都很有耐心，更能夠真心體諒家長的難處，真心為患兒解決問題；跟患兒家長的關係都很不錯。”
北京兒童醫院年門診量300餘萬人次，住院病人7萬餘人次，手術逾2.3萬例，其中一半是外地患者。在這個龐大的數字背後，是2000餘名醫護人員超負荷的工作。“很多來兒童醫院就診的小患者患只是患有普通的發熱感冒，根本沒有必要專程前往兒童醫院就診。圖‘安心’的患者大量湧入，勢必會造成‘看病難’現象。”江載芳無奈地搖了搖頭，又轉而一笑：“不過現在情況正在改善，我聽說（北京）兒童醫院先後和全國20多家兒童醫院構建了兒科醫聯體。可以進行專家共享，讓病人不動，專家動。情況已經好一些了！”
江載芳想了想，又補充道：“我想，這就是最好的時代，而且會越來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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