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2018年3月18日，李敖先生仙逝。我讀李敖的書極少，只是出於專業興趣，看過他的雜寫中跟打官司有關的一冊。讀的時候簡單在手機上做過讀書記錄。現將《李敖大全集》中的雜寫裡的《李敖鬧衙集》讀書筆記分享在此。他在一則記錄中說，“在公道與正義上面，只有不厭其煩的大小全爭，才是我們的活路”，從中或可以窺見一點點李敖的樣子。
《李敖鬧衙集》小引
我自1962年進出公堂，三十七年來，打官司無數。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中華民國偽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來衙門欺負老百姓，本是常態。但這一常態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極配合，也有以致之。換句話說，一方面衙門欺負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負，逆來順受，這樣子搭配，才完整構成這一欺負的作業。如果被欺負的一方，挺身而鬥、據理力爭，不甘被欺負，而要跟衙門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則衙門未必勝算，最後衙門之頭可灰、大官人之臉可土，而吾儕“刁民”之一口鳥氣，亦可稍吐於萬一矣！這本《李鼓鬧衙集》，就是我這種“刁民”作風的一些實錄。從鬧臺北市政府、鬧高雄市政府、鬧“行政院新聞局”、鬧“外交部”、鬧“財政部”、鬧“國防部”等等等等，所有有理取鬧，盡收眼底，可謂熱鬧極矣，不亦快哉！
讀書筆記
《鳥政府，賠錢來——1985年6月24日“損害賠償請求書”》和《一元官司——臺北市政府被罰一元記》摘要
前文是“損害賠償請求書”，後文是打贏官司之後寫的實錄。簡要摘錄如下。
1985年4月25日，李敖出版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中《五十·五十•易》上下兩冊，其中下冊經警備總部以“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為由，予以扣押，並通令各級學校、警察機關等有關單位，清查報繳；但該叢書上冊，卻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級執行人員卻弄不清楚，索性見書就查，以致該叢書上冊，也難以倖免，一併由臺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據，滿載而歸。
1985年6月24日，李敖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臺北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告訴他們：“正因為貴衙門有關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強迫手段，違法扣押未經查禁之書籍，致使請求權人所發行該叢書上冊除被違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餘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陳列出售，妨害請求權人發行、出售之權利，損害請求權人可得預期之利益六千九百零一元（內含已扣押四十六本書價六千九百元及未扣押部分優持為一元）。”“經核貴衙門有關人員上開違法扣押行為，顯已觸犯刑法第134條及第304條之強制罪嫌。請求權人對其犯行除暫予保留告訴權外，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上段、第7條第1項及第9條規定，請求權人所受之損害，自應由貴衙門負賠償之義務。”
李敖得意地寫道：
臺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損害賠償請求書”後，自知理虧，且知我來者不善，決定屈服。
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規委員會召開協議，達成“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協議記錄”，確定“本府部分執行人員誤扣上述叢書上冊屬實，本案本府有賠償責任”。8月29日，開出損害賠償國庫支票“6901元”，其中六千九百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現；一元部分就是優待的罰金，於是我領走了有史以來第一宗的此類“國家賠償”，大獲全勝矣！
《又一元官司——高雄市政府被罰一元記》摘要
此案與前案類似。也是市政府（高雄）錯誤查禁了李敖的一本書（《我給我畫帽子》），被李敖揪住，於是去信高雄市長，指摘其因前嫌報復，扣押其書。市長“龜縮不復”，於是請律師代理提出賠償申請。結果亦達成協議，撤銷原扣押文書、返還扣押書、象徵性賠償一元、值班警員調職處分。
談到警局詢問對值班警員處分是否滿意時，李敖“得便宜賣乖“，開心地說：“我這刁民也有寬大的一面”，他見警員滿面羞愧，語無倫次，就不想進一步處罰他了。
這案子有趣的是，如何交付這一元錢，出了技術問題。政府想給一元現金給李敖，李敖堅決不同意，定要按照“公庫法”第15條“應以支票為之”規定，硬讓政府開了一張“國庫”支票才算完。當然，李敖才不會去兌現這張支票。他將其作為戰利品贈送給了鄧維楨。
《控告臺北市政府四文件》摘要
這同樣是因查禁圖書引起的案子，但李敖一審未勝，提出上訴。但書裡記錄沒有結果，所以看不出李敖最終是否勝訴。
李敖的上訴理由中，第一條顯然更充分，認為行政處分應該由書面送達相對人。
上訴書說：
按行政處分雖是行政機關一方面之意思表示，不必經相對人同意，以發生公法上效果的單獨行為，但人民與行政機關間發生爭執，則常因行政處分而起。為使相對人對行政處分得以表示不服，乃規定應將行政處分以書面送達於相對人。因此，行政處分除以具備一般要件及特別要件為其“成立要件”外，並須以業經相對人受領為其“生效要件”（李敖引用的管歐著《行政法概要》第七版第179—192頁）。
《查禁無法，出個警察——李敖告新聞局長和八個警察分局長自訴狀》和《邵玉銘不守出版法規！》摘要
此兩篇都與“新聞局長”邵玉銘有關。前文說邵在法律不夠用的情況下，借用警方查禁李的書。後文與李敖本人無關，只是為了懟邵。
尤其有趣的是，從讀者角度，感覺李敖在第二篇中懟邵，有點無理取鬧。
但李敖的較真也不完全沒有依據。事出於吳三連旗下兩份報紙在吳三連去世後仍然正常發行的情況，李敖認為這違反“出版登記”規定。該規定中說出版物“變更名稱、發行人、發行所管轄地，均視同重行登記”。而原發行人吳三連旗下報紙在吳去世後，沒有停止發行，而是在報頭下注明“新任發行人申請登記中”的字樣，一連幾天都如此發行報紙。李敖認為，這分明違法，而邵卻不聞不問，圖利他人。
在對邵氏的過程中，李敖總結國民黨政府壓迫言論出版自由、查禁圖書方式為“一明一暗”。明槍法：表面上於法有據。暗箭法：不顧法令依據，強行帶走書。
他說，從1966年來，21年他被查禁的書有94本，是古今中外被禁書最多的冠軍。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對策，對明槍法查禁的，根據查禁命令據理力爭；對暗箭法查禁的，依照國家賠償法和法院控告方法挺身戰鬥。
《李敖答“外交部”》《誰不執行“保險法”？》摘要
此兩篇都不是李敖本人的官司，而是事涉其旗下公司，毫不客氣護犢子。前者事出李敖出版社裡有一本書涉及國民黨當局外交內幕，被對方提出要求。後者是李敖公司員工在泰國旅遊遇害身亡，他抱不平申請理賠的事。
《跟“國防部”打筆仗》摘要
此文是一篇討伐檄文，控訴該部與民爭利。
其控訴事由涉及：福利與特權，走火入魔，在押租作價方面、在修繕方面、在典權人義務方面、在保管典物方面、在分擔危險方面、在繳納稅捐方面、在保險受益方面、在付款方式方面、在設定順位方面、在扣留權狀方面、在借回權狀方面、在不得再抵押方面、在協調會記錄方面、在完成註銷手續後、在土地方面、在管理大廈方面、在住霸王屋方面欺壓百姓，造成損失。李敖不厭其煩，蒐羅契約規定、法條原文、違法事實，指摘該部違反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條。
李敖打嘴仗的功夫很大程度上就在這種“算賬”的功夫。他說：“在公道與正義上面，只有不厭其煩的大小全爭，才是我們的活路。”
《代蕭孟能鬧金衙》等五篇摘要
都是李敖代蕭孟能與財政、稅收等部門致函打嘴仗的事。
蕭孟能是李敖的伯樂。查網絡資料，蕭孟能，男，湖南常寧市蘭江鄉人。蕭同茲子。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1949年舉家遷往臺灣。1952年與妻子朱婉堅在臺北衡陽路15號創辦文星書店，1957年創辦《文星》雜誌。在他的提攜、指導、幫助下，出現了一大批如李敖、白先勇、聶華苓、於梨華、何秀輝等在文壇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優秀作家，期間著有《出版原野的開拓》。
《吳祺芳怎樣作弄江鵬堅？》摘要
記錄李敖的學弟與官家吳祺芳為租住房子所鬧得的過節。
李敖因見一則新聞，讓他想起這個往事，藉此罵了吳大官人一番，並拿江鵬堅競選時豪邁的話“誓做人權馬前卒，不信公義喚不回”激將他：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氣概不凡也不必了、黨外大話也不必說了，如何在小事上給我們一番清楚交代、給吳祺芳一點顏色看，這才是我們寄望他的。”目錄：
鳥政府，賠錢來——1985年6月24日“損害賠償請求書”
一元官司——臺北市政府被罰一元記
又一元官司——高雄市政府被罰一元記
控告臺北市政府四文件
查禁無法，出個警察——李敖告新聞局長和八個警察分局長自訴狀
邵玉銘不守出版法規！
李敖答“外交部”
誰不執行“保險法”？
跟“國防部”打筆仗
代蕭孟能鬧金衙
代蕭孟能再鬧金衙
代蕭孟能三鬧金衙
代蕭孟能鬧銀衙
代蕭孟能鬧稅衙
代蕭孟能鬧財衙
吳祺芳怎樣作弄江鵬堅？
閱讀更多 私房記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