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我國出現第一個違約事件開始，債券市場違約便逐步進入常態化，目前警報仍未解除。據Wind統計，截至7月24日，今年違約債券達28只，涉及債券餘額289.27億元。隨著違約事件的增加，有關違約之後處置途徑的探析需求也不斷上升。綜合多家業內機構總結，目前債權人主要就是通過三種途徑追償：與債務人協商達成債務重組方案、司法訴訟和擔保方代償等，其中採取司法訴訟的佔比接近六成。
債務人流動性短暫緊缺：自主協商
(案例：中鋼集團、山西華昱、四川煤炭等)
三種常見的處置方式中，自主協商相對較為“和氣”，目前使用比例在違約案例中接近1/4。自主協商又可進一步分為自籌資金和債務重組。
香港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介紹，若發行人經營狀況只是出現暫時的流動性問題，最終償債可能性較高，這種情況下可選擇與發行人進行協商，給予發行人一定寬限期，商議債務重組方案。一是以資抵債或通過抵質押資產進行再融資，包括存貨、固定資產、股權、債權等;二是通過減少債務本金、降低利率、免去應付未付利息、延長支付期、債轉股等降低發行人的償債壓力;三是尋求關聯方、戰略投資者幫助，進行債務轉移等。10中鋼債、11華銳01 、12二重集MTN1等債券都是通過債務重組方式解決危機。
不過，由於債務重組也需要債權人和債務人博弈，相比之下，自籌資金的債券回收時間較短，且回收率更高，甚至能達到100%回收率。有包括15雨潤CP001、15華昱CP001、15川煤炭CP001等在內的多隻債券是發行人以自籌資金方式解決的債務違約，其中發行人多為民營企業。“一般而言，民企因突發狀況導致流動性緊缺時，大概率尚有部分資產可供變賣或抵押;另一方面，民企實際控制人往往更傾向於盡全力保住對企業的控制權，保留企業在債券市場的信譽和進一步通過債券市場融資的渠道，償債意願更強。” 天風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孫彬彬分析道。
債務人已有多筆逾期：司法訴訟
(案例：東北特鋼、大連機床、江西賽維等)
比起自主協商，司法訴訟的成本相對更高，但它是當前解決債務違約最常用的一種途徑，採用佔比接近六成。東方證券固收分析師潘捷介紹，尋求司法救濟，包括違約求償訴訟、破產訴訟(重整、清算)等。
其中，違約求償訴訟適用於債券違約後，發行人還具有一定的償付能力、尚不滿足破產訴訟條件的情況。不過潘捷也指出，進入破產流程前，同一發行人發行的債券，後違約的債券的回收率通常不及先違約的債券。比如，大連機床第一隻違約的債券100%回收本息，其餘後違約債券回收率卻為零;中國城建第一隻利息違約的債券100%回收，其餘後違約的債券至今尚未回收。
當債務人已有多筆債務逾期，資不抵債或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時，債務人和債權人均可提起破產清算或重整申請。但破產訴訟的清償率都不算高，一位法律業人士介紹，國內重整案件中，最終的債權清償率達到20%-30%算是比較理想的結果，而在破產清算案件中大多不會超過10%。
此前市場中也出現過債權人被迫接受債務人破產重整方案的案例。例如2016年10月，北京商報記者曾獲悉，手握270億元債權的12家銀行，在兩次投出反對票後，終究還是沒能改寫江西賽維重整方案被強裁的命運。對這一結果，彼時一家債權銀行內部人士感嘆稱“非常無奈”，一個原因就是之前提出的重整方案清償率僅在6%-11%。
有增信措施的債券：擔保方代償
(案例：大宏集團等)
相比前兩種解決方式，潘捷介紹，對於有增信措施的債券，債券違約後，投資者還可以通過擔保方代償、處置抵押物等方式獲得償債資金。我國企業債和公司債的增信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種，即第三方保證(大型企業、專業擔保公司以及個人無限連帶責任擔保)、抵押(土地、房產抵押)、質押(上市公司股權、應收賬款質押)等。比如13大宏債違約後就由擔保方進行了代償。
但目前通過處置抵質押物等其他違約處置方式的樣本數量很少，興業證券固收團隊還進一步指出，有第三方擔保的信用債違約事件也屢見不鮮，12津天聯、13華珠債、 12東飛債等都屬於擔而不保的經典違約案例。原因是第三方擔保約束性較弱，除了專業的擔保公司，對於一般企業作為第三方擔保而言，往往會出於關聯關係而對外作出擔保，或者其中牽涉各種利益關係或其他原因而形成互保等現象，這種不健康的擔保關係加劇了擔保方代償的不確定性。
綜合來看，我國目前債券違約率整體不高，但債券違約處置的市場化程度也較低，大部分最後都由某機構兜底，地方政府的干預色彩也比較濃。業內人士認為，在這種模式下，信用風險並沒有得到真正有效的釋放，只是起到了延緩或轉移的效果。未來需要加強我國債券市場違約處置的市場化程度，真正的釋放信用風險。具體來看，可以通過債券置換、批量轉讓、折價回購等方式推動債券市場違約處置的市場化進程。北京商報記者 程維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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