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疆地区，可以找到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很多民族，可能是我们很少听说过的，比如锡伯族。这个民族虽然人口不多，但在历史上，他们曾经是贵族。对于新疆来说，他们是外来人口；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远离故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情。
锡伯族原来聚居在东北嫩江、松花江及西伯利亚一带，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比较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明朝末年，女真人建州部落崛起，当时的蒙古人科尔沁部为了打压女真人，还曾联合锡伯等8部，抗击努尔哈赤，结果当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了。此后，努尔哈赤不想对抗所有部落，于是采用安抚手段，对主动归服者，给予与满洲人一视同仁的特权。于是，就有不少锡伯贵族投奔了努尔哈赤，建立了历史上的“锡伯满洲”。从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得出来，锡伯族在满洲的地位。
努尔哈赤强大之后，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人分为十旗，锡伯人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之一，自然而然的贵族。到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明显不敌清朝政府的科尔沁蒙古，被迫将原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清政府把这些人口全部南迁至辽沈地区，开始旗下当兵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与此同时，清政府改编八旗制，将锡伯族编入八旗之中，位列上三旗，属于统治阶级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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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贵族，既然享受了特权，那么当然就有保护国家的义务。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伊犁人烟稀少，边防空虚。面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新疆急需加强防务。从1762年起，清政府抽调满、汉、蒙古、索伦（达斡尔）官兵驻防伊犁，仍感兵力不足。于是决定增调锡伯兵赴伊犁。1764年春，清政府从盛京（沈阳）、辽阳、开原等十七城选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连同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
以前不像现在，坐个飞机就能回老家了。所以在当年，这些人西迁一别，那就是永别。于是在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
据官方记载，锡伯族人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期间经历了无数艰险。一开始，这一路人从沈阳出发，经过张家口、外蒙，越过杭爱山，农历八月下旬到达乌里雅苏台。虽然在南方，这还是炎炎夏季，但当时的蒙古高原已经大雪降临，加上长途跋涉和畜疫流行，出发时的3000头牛已死亡2600头，所带的2000匹马，300多匹已瘦弱不堪。经过商议，一行人最终决定在此休整越冬。
第二年的农历阳春三月，漠北的冰雪刚化，乌里雅苏台将军给锡伯族人补充了500匹马和500峰骆驼，每人仅带了四个月的口粮和一个月的茶叶，就从乌里雅苏台启程，向西进发。然而行至科布多一带，阿尔泰山的积雪大量融化，所有的河流在一时之间全部暴涨，“水深流急，不能行走”。没办法，锡伯军民只好改变行进路线，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寻浅水处跋涉。然而，依然被上涨的洪水围困多日，"所剩兵丁之口粮,只足月余之食＂，所借马驼，亦倒毙甚多，统领阿木胡郎只得向伊犁将军府请求支援。
当时没有直升机，也没有无人机，所以伊利将军的救援也不是说到就能到的。所以在伊犁来人借济之前，锡伯族人的余粮已尽，畜力短缺，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不过面临如此困境，锡伯军民毫不惊慌气馁，沿途采摘野草，和着一点点粮食，聊以充饥。不光如此，他们还在此期间架设浮桥、渡过了通往北冰洋的大河额尔齐斯河,在渡河处至今仍留下了“锡伯渡”地名。终于熬到了六月下旬，锡伯族人经过霍博克赛尔、察罕鄂博等地，两队人马才得到了伊犁将军的接济，最终在农历七月二十日到达伊犁。
虽然历时一年零五个月，但是比起原计划的三年，这还是提前了一半了。到达伊犁后，经人数清点，官方共统计的3275人，再加上途中新生婴儿350多个，以及虽不受官方派遣、但不愿远离家人而自愿随军的亲属405人，实际到达伊犁的锡伯族为4030多人。经过这艰苦卓绝的旅程，锡伯族人在这块陌生的土地安定了下来。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从此，每到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这里的人们都要在寺庙内拱灶，杀猪，吃高粱米饭，每户都去当家人，进行聚餐，来纪念锡伯族祖先西迁的历史壮举。既是缅怀离别的亲情，也是庆贺旅途的有惊无险。而锡伯族人的这次西迁，更是体现了作为贵族，不光光是享受特权那么简单，也要尽一个贵族对于国家该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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