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倒猢狲散，失去了蒙古草原的东胡，会去向何方呢？哪里才是他们的避难之所？匈奴自西而来，南边是中原，东面是肃慎和秽陌的天下，三个方向均有强敌，只有一路向北，才是东胡余部唯一的出路。而在这条路上，迎面而来的，正是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风光
战败的东胡余部，此时分为两支，一部分东胡人逃进了大兴安岭北面的鲜卑山，另一部分东胡人则占据了大兴安岭南麓的乌桓山，至此，周边民族按照他们居住的山名来称呼他们，前者为鲜卑人，后者为乌桓人，渐渐的，他们自己也认可了这种以山名为族名的称谓。在鲜卑山周围，一个在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族——鲜卑族正在慢慢形成。
那么，鲜卑山究竟在哪儿呢？《魏书·序纪》中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也就是说，找到了幽都也就定位了鲜卑山，那么幽都在哪儿？
《魏书·礼志》中有一段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那么乌洛侯国又在呢？
《魏书.乌洛侯传》中记载了乌洛侯国的大致方位：“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
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乌洛侯国”所讲到的几处地理概念，代都，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去代都4500余里”是说，以山西大同为圆心，半径4500里范围之内；“难水”是今天的嫩江、松花江；“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是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可即便有一个大概的地理范围，有一些可作为参照物的地标，但若想确认鲜卑山确切的地理位置仍然艰难，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指引。
《魏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那么也就是说，能让北魏太武帝祭祀的地方，应该就是祖宗之庙，而祖宗之庙所在的地方，自然就是鲜卑山。
至于李敞在祖宗之庙里所刻的那篇“祝文”，则成了定位鲜卑山更加清晰的线索。值得庆幸的是：在《魏书》中，居然能够找到这篇祝文的完整文字，以供对照。
依据以上史料，史学界众说纷纭。著有《乌桓与鲜卑》的马长寿先生认为，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南麓，著有《鲜卑新论》的张博泉先生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这一南一北，相差将近千里之遥。直到1980年，米文平先生在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内发现了中书侍郎李敞留下的“石刻祝文”，并与《魏书》所载加以印证之后，史学界才普遍认为，位于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北麓的这片山地就是鲜卑居留的鲜卑山。
内蒙古鄂伦春旗阿里河镇 嘎仙洞
米文平先生在嘎仙洞内发现“石刻祝文”
“石刻祝文”拓本
东胡败于匈奴，鲜卑人退入鲜卑山，是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事情。在此后近三百年时间里，鲜卑人一直默默地生活在鲜卑山一带，休养生息。中原历史对他们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据推测，此时的鲜卑应该是臣服于匈奴，向匈奴纳贡称臣，而匈奴并不干涉鲜卑的内部事务，鲜卑人仍在自己的管理之下。
那么，在退入鲜卑山成为鲜卑人之前，鲜卑山会是杳无人烟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大兴安岭深处，目前已经发现的岩画有39处、4000余单幅，遗迹最远距今约有上万年。所以，我们相信，鲜卑人不仅仅是东胡的一支，而且还是与鲜卑山原住民相融合的结果。
退入山林，意味着不管是畜牧还是原始农耕都退居于次要位置，鲜卑人重新拾起了先祖的渔猎、采集等谋生手段，在大兴安岭中艰难求生。食物来源的途径决定了食物本身的多少，而食物的多少将决定人口的增减，在渔猎经济类型中，人口增长势必受限，这也是鲜卑人在近三百年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里，大兴安岭沉寂的生活，让鲜卑人对过往的记忆渐渐模糊，在山林中，他们缓慢的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包括自己的语言。有学者认为：今天的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甚至今天的西伯利亚，也是“鲜卑”的音译，是为鲜卑人的地方。但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实在不敢妄下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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