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世界的歷史記敘習慣中,半壁江山其實有著非常明確的具體指代。哪怕不能位列大一統的仙班,但只要佔據淮河以北的大片平原地區,就可以免於只有半個天下的指責。但晉王朝卻是這個嚴苛標準下的幸運兒。
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處於亂世之中的黃河兩岸,都無法提供一個將他們擠兌出正統序列的勢力。所以,哪怕蝸居建康一隅的他們,其實是自己去轉動毀滅之門上的鑰匙。也可以在事情過了不久之後,直接渲染其自己的悲壯角色。
但問題在於:毀滅之門的鑰匙是誰放上去的?晉朝人又為什麼會去轉動鑰匙呢?
蠻族內附
雖然我們不想把線索挖掘的太深,但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還必須從它之前的兩漢說起。
在漢帝國如日中天之際,居於邊境地帶的蠻族便不斷的向帝國的內地遷移。這個進程本身,是連最崇尚打仗開邊的漢武帝都無法拒絕的事情。因為更多的蠻族可以為帝國提供額外的賦稅與勞動力。域外的新技術,在人口較多的內地紮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產業升級。區別僅僅在於用什麼方式來擁抱內遷的蠻族,以及蠻族會用多少實際貢獻來回饋皇帝的投資。
大家熟悉的五胡,就是在這樣的邏輯發展下,逐步進入中原帝國的控制區。當時的文人官吏,根據模糊的對外認識,將他們按照地域、語言和舊的政治結構,進行了粗糙的區分。匈奴、鮮卑、羯、氐、羌的劃分,就此形成。實際上所謂的鮮卑,本身就包括了大量過去依附匈奴的部族。而羯人也有過從屬匈奴的經歷。至於氐和羌,都是羌人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但明顯分屬不同的家族系統。
在五大蠻族勢力中,最早內遷的就是成員眾多的匈奴人。經歷了漢武帝時代的高強度戰爭與天災,分崩離析的各部落,開始分裂為南北兩大部分。其中南匈奴為尋找對抗同胞的籌碼,而向漢帝國示好。在多年征戰中損失慘重的漢帝國,也想拉攏更多盟友。因此,漢朝欣然接納了南匈奴的內附請求,順便利用他們為自己守邊。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羌人的身上。他們過去大都是居住在河西走廊以南,並與匈奴有過結盟。雖然在漢武帝時期被降服,但出於對派駐官吏的忍無可忍,羌人最終在東漢掀起了大規模。到了漢朝末期,大量的羌人同南匈奴一樣,逐漸進入東漢的疆界。前者居於隴西諸郡,後者則到達晉陝北部居住。
這些蠻族勢力的內遷,同樣帶來了源自西域的羯人。他們極有可能是匈奴征服西域後,用當地小國人口和戰俘,重新組織的附屬部落。也可能是原本就生活在河套附近的印歐部落,隸屬於強勢時期的匈奴。伴隨著匈奴霸權的崩潰與南匈奴內遷,他們很快也隨之內附。
最後,在公元2世紀中期,又有數萬人鮮卑人分三部向漢地擴散,散居於各地。至此,五大蠻族勢力的內遷依附局面已初步形成。
至關重要的亂世
當五大蠻族勢力逐步內遷到漢朝的邊境郡縣後,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越往內地深入,就意味著越有可能規避北方的脆弱生態環境。但隨之而來的是漢地郡縣化管理,也會逐步加強。能保持原有部落組織與生活方式的空間,非常有限。小股遷徙的結果,往往意味著部落解體,成員被編戶齊民。
好在,漢末的亂世給了各大蠻族以喘息之際。尤其是在黃巾軍起義和各地軍閥混戰開始後,具備更強戰鬥力和更低組織成本的蠻族士兵,就成為了各方都需要的香餑餑。
例如,靠吞併大量黃巾軍殘餘人員做大的曹操,就經常用青州屯田兵的產出去招募邊境上的蠻族士兵。 這些外族武士很難被曹操的同文化政敵們輕易收買,戰鬥力也明顯高於郡縣民兵一籌。所以,儘管不可能成為軍隊的主力來源,卻有著類似一錘定音的中堅角色。
至於退到巴蜀去搞復興漢室運動的劉備集團,一樣少不了僱傭或徵發山地的羌人當兵。缺少騎兵資源的他們,除了對人口有限的羌族索取無度,還要從南中的滇國招募當地的馬匹和武士。諸葛亮出兵南中,就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戰爭資源與蠻族勇士。他拼死都扶不起的劉嬋,則因為這樣的黑歷史而根本不敢退居南方再堅持一陣。
就是看上去距離五大蠻族最遙遠的孫權,也將自己的慾望強加到了東南山區的山越頭上。當從南蠻那裡得知東方的海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島嶼,孫權毫不猶豫的派出了第一支去往臺灣的船隊。
正是這樣的亂世,讓蠻族勢力與內地漢民之間的距離,被史無前例的拉近。擅長搞編戶齊民的各地軍閥,都以更大規模與更深的程度,利用其手裡的蠻族資源。對於抵抗較弱的部族,往往嘗試進行郡縣化管理。讓他們也成為自己屯田機器上的一節電池。對於地域較遠,抵抗也較強的部族,則以各種手段招募兵士。讓依然保有較強武德的蠻子,為自己打下更多的郡縣。
經歷了三國時代的變遷,五大蠻族中的大部分,實際上已經同剛剛內遷時,有了很大變化。一方面,他們中的個別精英,被吸納進入中上層。另一方面,他們中的普通人口,則在保留部分舊習俗的前提下,成為了編戶齊民中的異類。
官府總是嘗試對他們進行細緻入微的戶口檢查,以便在收取稅賦時,也能一個不拉。但也會注意有所保留,防止對養成武德的部落習俗,進行不必要的摧殘。
目中無人的司馬家族
公元3世紀後,司馬家族的西晉王朝,結束了漢末到三國的漫長亂世。本著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新時代原則,對五代蠻族勢力的郡縣化改革,終於開始加速。
由於覺得自己不再需要依仗蠻族士兵,地方的稅吏們不僅要對部族徵收稅賦,還以各種手段進行敲詐和恐嚇。如果不願意被強徵到其他地方當兵,就有被賣為奴隸的危險。許多規模較小的部落,就這樣被徹底打散。而規模較大的部落,雖然勉強維持著自己的傳統,卻還是架不住日益繁重的壓力。
當然,司馬家族的另一項制度設計,也非常重要。吸取了曹魏宗室疲軟的教訓,西晉從完成大一統後,就將皇室子弟分封到各地作為地方藩王。他們或許看到了西周封建與漢初同姓王的有點,卻忽略了自己所處的時代基礎已經完全變味。於是,在八王之亂的烽火燃起之後,五大蠻族為主的外族部隊,又突然成為了混戰各方的香餑餑。
公元307年,八王之亂的浩劫,最終以東海王司馬越的勝利而告終。連年的戰亂加上天災人禍,促使大量流民出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北方各州的流民約有百萬之多。西晉的統治者卻仍想著用編戶齊民時的政策來立刻恢復秩序。他們下詔,逼迫流入梁、益二州的流民,必須在7日內立刻返回故鄉。流民們苦苦哀求,也沒有換得一點通融。
在這樣的環境中,保留了些許部族組織的蠻族人口,成為了自動吸納流民加入的凝結核。
早在八王之亂結束前的公元303年,氐人出生的李特,就在西部邊境組織了反抗西晉王朝的義軍。很快,失去組織控制,又走投無路的漢人流民,開始大量加入他的隊伍。李特就利用這支龐大的力量,攻佔了整個巴蜀。雖然隊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漢人,卻依然被後世看做五胡亂華的開始。
兩種模式
在李特起義開始後,長江中下游地區和黃河中下游地區,也接連爆發起義。其中以羯人石勒和匈奴人劉淵的勢力,最具有代表性。這兩人截然不同的出生,也是這場東亞版蠻族入侵的兩種模式體現。
石勒出身於貴羯人的貴族世家,父親原本是部落的小帥。但作為不夠龐大的部族,他們在西晉開始的強化管理下,已經組織崩壞。所以,到晉惠帝末年,石勒就因幷州饑荒而出逃。最後,不幸被幷州刺史司馬騰掠為奴隸販賣。選擇跑路的他,後來又被官軍追捕。無路可走之下,只能聚集了18名各族盜匪,開始了流亡生活。
公元305年,石勒帶已經可以帶領幾百人去投奔公師藩。2年後,自稱掃虜將軍的他,又召集更多流民參加起義。聲勢壯大後,先奪鄴城,又攻袞州。這一連串的攻擊引來了西晉官軍的注意。雙方在東武陽展開會戰。最終,依然不夠強大的義軍大敗,石勒只得前去投靠匈奴人劉淵。
相比小部落被壓力拆散的石勒,劉淵可謂是當時五大蠻族勢力中的佼佼者。劉淵的祖父是南匈奴的單于,父親則是匈奴的左賢王。至於他自己,也一直在西晉軍中效力。八王之亂中,他被成都王司馬穎封為寧朔將軍,監察五部南匈奴。這種出生不僅決定了他有足夠的號召力與實力,也對西晉內部的具體虛實有很深刻的認識。
不論是出於個人野心還是對族群的責任,劉淵都想要改變糟糕的現狀。而八王之亂正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舊的編戶齊民秩序,已經突破了壓力的零界點。
於是在公元304年,他接受左賢王劉宣的建議,稱大單于並起兵反晉。劉淵的起義發展迅速,隊伍在不到20天的時間裡就壯大到5萬人。除了原先的匈奴舊部,大量漢人流民的加入,是他迅速崛起的根本。在自知有實力爭奪天下後,劉淵便一改當初的大單于稱呼,自稱漢王。這可不僅僅是為了爭取漢人支持,本身也有匈奴貴族長期與漢室公卿聯姻的歷史依據。
幷州刺史司馬騰得知這個情況後,派遣2萬大軍前去鎮壓。結果,失去蠻族士兵支持,又自身退化嚴重的官軍,被劉淵輕鬆擊潰。知道大勢已去的司馬騰,只得倉皇出逃,把幷州丟給劉淵。很快,劉淵又接連攻破太原、中都、平陽等地。
正當這位匈奴出生的漢王冉冉上升之時,又有石勒、王彌等起義軍將領率部歸附,可謂如虎添翼。於是在公元308年,劉淵改稱皇帝,定都平陽,國號為漢。這樣,不僅有大量殘存的蠻族人口和漢人流民歸附,連很多已經對西晉失望透頂的官軍勢力,也開始加入進來。
第二年,劉淵得到西晉的左積弩將軍朱誕投奔。再添一員猛將的他,就以朱誕為先鋒,輔助劉景向洛陽進發。大軍先克黎陽,又在延津擊敗晉軍。但在同年8月,他們被弘農太守的詐降計策擊敗,被迫撤軍。不甘失敗的劉淵還未等到冬天過去,就再派劉聰、王彌、劉景等人率5萬騎兵繼續進攻洛陽。為確保進攻不再受挫,又命呼延翼率步兵跟進支援。
很快,劉淵的大軍就順利抵達了洛陽城下,卻發現堅城難克,而冬季的糧草供應又非常困難。於是大軍再次被迫撤退。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劉淵還是沒能親眼看到滅亡西晉的那一天。次年7月,他就在軍中病死。
西晉的滅亡
直到劉淵病死,西晉雖千瘡百孔卻仍是死而未僵。不過,劉淵的死並不不會影響大勢發展。他的四子劉聰已,經繼承父親遺志,在殺死長兄劉和篡位後,再度征討西晉。不過這次他吸取了父親的教訓,沒有直接強攻洛陽,而是先繞過此地,尋求削弱周邊地區的辦法。
於是,劉曜與王彌率4萬大軍在梁、陳、汝、穎四地之間周旋,攻陷了各種壁壘100多座。與此同時,石勒所部則在中原連陷30多座壁壘,攻打襄城、許昌等地。
這一連串的外圍攻勢,無疑是非常致命的。西晉皇帝司馬越,就因此被迫放棄洛陽。原因也非常簡單,首都洛陽本身根本無法供養龐大的宗室與官宦人群。外圍的物資供給出了問題,城裡很快就難以為繼。
就這樣,在公元311年3月,司馬越在撤退途中病死。大軍繼續潰退,不料行至苦縣時被石勒的部隊追上。倉皇逃跑的晉軍,根本毫無戰意。石勒不過派遣輕騎圍射,便使得晉軍陣腳大亂、互相踐踏。最終,晉軍10餘萬人全軍覆沒。這一失敗徹底葬送了西晉最後的野戰主力。此後,石勒勢如破竹又消滅世子司馬毗及宗室48王。
事已至此,孤城洛陽已是甕中之鱉,西晉王朝本身更是危如累卵。志在必得的劉聰,在同年5月派大將呼延晏率軍2.7萬人,進攻洛陽。大軍在野戰中連續擊敗守軍12次,斬敵3萬人,順利抵達洛陽城下。劉曜、王彌、石勒等部,此刻也趕來與呼延晏會師。6月,聯軍攻入洛陽,晉懷帝被俘至平陽殺害。
首都淪陷後,西晉的雍州刺史又在長安擁立秦王司馬鄴為帝。公元315年,劉聰派劉曜進兵長安。他們在長安四周的馮翊、上郡作戰,企圖重施故技,先行拔掉四周的援軍以孤立圍困長安。自知形勢危急的司馬鄴向南陽王司馬保求援,卻遲遲得不到援兵。結果長安在劉曜的圍困下面臨糧荒。
次年7月,劉曜進攻北地郡。再也無法忍受的3萬晉軍,選擇出城馳援。得知此事的劉曜,絕不會放過這樣殲滅敵人的絕佳時機。於是他派人繞著北地郡點火,再派人傳播假消息讓援軍以為城池已破。晉軍因錯信假情報而軍心動搖,結果被劉曜一舉殲滅。乘勝追擊的劉曜,又奪取了涇陽。至此,長安已完全在劉曜的掌握之中。
9月,劉曜攻克長安外城,殘餘晉軍只得在內城困守。11月,糧草告罄的晉軍再難抵抗,晉愍帝司馬鄴宣佈投降。
隨著洛陽長安城破,晉帝國在北方的統治基本上便宣告結束。但這一切,僅僅是新一輪大規模洗牌的開始。 越來越多的“蠻族”,將以浪潮般的兇猛之勢,不斷摧垮北方各地的編戶齊民體系。在西晉王朝的廢墟上,會先後出現16個大小不一的政權。所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就從這一刻開始。
後世的很多文人墨客,在回顧永嘉之亂的混沌時,總免不了自動腦補政治正確的華夷之辨。然而,永嘉之亂中的大部分義軍,其實都是以漢人流民為主。 唯一可以說明他們是夷而非華的標準,可能就是脫離編戶齊民的管制。而即便是那些牽頭或參與其中的蠻族後裔,大部分其實也出生在西晉地界,並且有相當部分曾經被算入編戶齊民之列。所以,將這些暴動的饑民算成蠻族入侵,顯然不太公平。
反過來,西晉王朝的的結局,也並不令人唏噓,甚至有點咎由自取。 儘管很多事情的源頭,並不從他們手中開始。但還是他們自己將平衡點徹底打破,弄得結局無法收拾。編戶齊民從本質上而言,是管理學上的美好理想。但在這個不存在百分百的世界裡,強行保持高壓秩序,結果往往只會是加速崩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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