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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穆攻打索嘏给了他人可乘之机，氐族贵族吕光趁势进攻。
王穆失利被杀，前凉复辟之梦破灭。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几十年过去，刘昞已经成为河西士林的领袖，前来邀请他出山做官的人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李暠的人亲自登门拜访，刘昞平静如水的生活终于掀起了波澜。
李暠，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天水秦安人，相传是汉代大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而三百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又自称是李暠的九代孙。
追慕先祖并不断写下新的传奇似乎是这个家族成员的共性。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在西凉初建时期，就沿袭了汉晋以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兴办教育，倡导儒学，甚至亲自策问士人，量才授官。
西凉时期昌盛的文治之风，在当时纷纷建立的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
文教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身为君主，李暠的亲自拜访、礼贤下士更是让刘昞感动。这是自己的师长郭瑀与郭荷未曾拥有的待遇。
刘昞欣然出山，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刘昞，比作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
一千五百多年后，公元2001年4月，在曾经西凉国的国都——甘肃酒泉市城西15里处，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深20米、墓室面积90平方米、墓道长71米的巨大古墓葬。
河西走廊规模最大的墓葬——西凉王李暠之墓被世人发现。
李暠或许正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更适合做一个文人而不是政治家。
公元417年，壮志未酬的李暠去世。
李暠去世3年后，西凉为匈奴族建立的北凉国所灭。
刘昞被北凉政权征召，继续在官学体系中从事著述与教学工作。
此后，任凭外界如何风雨如晦，刘昞只一心安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他以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鼓励自己，昼夜苦读，大量饱览当时中原世族避难河西时所带来的珍贵文献典章，并为之作注。
他一生著述不下一百二十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述最多的学者。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
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
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与制度，北魏政权进占河西走廊之后，立刻着手将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与工匠三万户迁徙到他们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这次大规模的东迁中，包括刘昞的学生在内，几乎全部的河西学者都被迁往中原，自汉延续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学术亦随之东渐。
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
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北魏东迁时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长者可以获准不必东迁。
八十多岁的刘昞选择留在河西。
学生们望着老师的背影一路向西，渐行渐远。
那是他的家乡敦煌的方向，也是他的老师郭瑀终老的地方。
漫漫归乡路上，刘昞路过张掖的时候，他执意要去看一眼，当年师徒谈经论道的临松薤谷。
那些亲手开凿的石窟样貌依旧，但自己早已不是那个14岁的少年郎。
选婿之时，那一声“非我莫属”的豪气也早已随着三个朝代的更迭而烟消云散了。
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已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
这位后来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选择了魂归临松薤谷。
后人理应感激中国辽阔西部摆放了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人们几乎再也寻找不到那些大儒的踪迹。
但，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那些讲学修行的洞窟还在。
还有考古发掘出的历史遗迹——河西走廊分布着大量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有49座为壁画墓。
从中原迁徙至此的人们用图像的方式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河西走廊的生活面貌。
这些多彩的壁画继承了汉代中原墓葬的壁画风格，同时也细细描绘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河西地区平静安乐的生活场景。
就在河西大学士郭瑀在马蹄山开凿洞窟的时候，河西走廊各处也渐渐响起开凿洞窟的锤声。
一个来自恒河两岸的伟大文化即将沿着宽阔的河西走廊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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