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其實是人類的本能，不管是孔子的“仁義”、王陽明的“致良知”，還是柏拉圖的“德性”、康德的“絕對律令”，東西方文化都賦予了道德以重要的位置。
道德本能是人類社會的基石，它的本質是“換位感受”，於此人類才能體會他人的痛楚，才會有同情和憐愛，人與人才能溝通理解，群體才能凝聚團結。
它比一般群居動物的群體本能更高級，不止是對群體的跟隨，而是用感情來維繫與群體和他人的關係。所謂“日久生情”，哪怕是中性事物，人類都能逐漸產生感情。
所以道德就成為人類社會的自然價值，最初的文明，無不把群體的利益置於個體之上，無不把個體的無私為公的行為奉為最高的善，無不把實行最高的善的人奉為聖人、先知。
但可惜道德作為一種愛，所謂“仁者愛人”，是有限的，任何人的愛都是有限的。當人類社會的規模大到一定程度，個體的愛是無法涉及所有人。
更何況人類最初的愛只是血緣之愛，只涉及親族，族外的人，要麼是盟友，要麼是敵人。那麼在這個擴大到一定程度的社會，繼續保持血緣之愛只會導致族間不斷的爭鬥。
愛己族越深，恨敵族越切。越有道德的人，就是越反敵族的人，但隨著原始農牧業發展，部族兼併征服出現，勝者佔地，敗者為奴，社會擴展為多個部族的聯合。
社會擴大和暴力戰爭催生新的道德，一種是勝者的“勇”，即所謂武士的榮譽感，但當民族戰爭結束、中央集權建立之後，文士的“忠”就會取代勇。
“忠”是對最強的代表群體的“王”的順從，並貶低原來的親族之愛為“孝”，忠大於孝，沒有什麼“忠孝不能兩全”。
另一種則是敗者的“祈”，無法在現實中自我解救，就祈求於鬼神，這本是氏族宗教的形式，民族壓迫加深了宗教需求。但只有壓迫到一定程度，才會產生系統宗教的“信”。
系統宗教不僅是對鬼神的祈求，更是對理念的信仰，最極端的表現為對唯一神的信奉。信和忠很像，都是遵從唯一的主宰，只不過前者是精神，後者是現實。
忠不能緩解內部動亂，因為忠是有限的，王總得要死，死了又要培養新的忠，若培養不出甚至可能被推翻。忠的不穩定性使得孝依舊強大，所有家族的個體必然敵對其他家族。
信卻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信是無限的，唯一神是永生的，加上奴役的現實不斷加深堅定的信仰，以致不斷削弱孝，而達信眾彼此的“互愛”。
互愛而達成信任，信任乃是最大的社會資本，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加上對唯一神的信仰轉變為對憲法、法治的信仰，等到社會規模再擴大，信就變成了現代的“法”。
現代民族主義的“義”正是法對外的體現，而古代民族主義則是忠對外的體現，可見前者更團結，後者始終被忠壓制而難以達成完全的“義”。
忠在現代則借鑑了法卻變成了“權”，權大於法，似法治實人治。非人格的權雖比忠穩定，卻引發了更頻繁的內部爭鬥，權力鬥爭是現代政治的本質。
究其本質，政治的忠是勝者的道德，肯定現實而不會改變現實，宗教的信卻是敗者的道德，否定現實而要改變世界。而這，就是歷史的道德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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